是谁制造了“不作为”的公务员？
人民网上这篇《“不作为”公务员不妨下岗当“走鬼”》的文章特别惹眼。笔者看了一下，此文来源于《北京晚报》，作者是“苏文洋”。
从文章的内容来看，作者写此文的“灵感”来源于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在全省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笔者本不认得作者，但是，从文中的“联想”，笔者知道了作者的“祖籍在河北枣强县杨苏村”；从作者“寻祖”的这一描述中，笔者感觉到了作者对河北的感情。“谁不说俺家乡好呢”！确实，作为祖籍在河北的外乡人，作者有很深的“家乡情结”。所以，发生过“三鹿毒奶粉”、“红心鸭蛋”事件的河北，如今名声、形象都受到极大的损伤，又怎不令作者为之气愤、为之痛心的呢？
也因为此，作者对那些“不作为、乱作为”而又在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上的公务员深恶痛绝，才会写下此文，提出让〈“不作为”公务员不妨下岗当“走鬼”〉的观点。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作者在写下此文之前，并没对“不作为”公务员进行追根究底；也就是说，没对谁制造了“不作为”公务员的原因进行分析。所以，综观作者全文，笔者以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商榷。
一、“不作为”公务员的产生，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而不在公务员本身。
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如果将此话移植到公务员队伍中来，也一样有用。大家知道，公务员不是随便谁都能当的，公务员队伍也不是随便谁都能进的，因为，公务员是考取的。每一个公务员的产生都要“过五关斩六将”，在“几百、上千”的竞争对手中角逐出为数有限的名额。试想，通过如此艰难的竞争而走进公务员队伍的公务员，难道他们的作风会不好，他们没有“有作为”的念头？他们不好又如何能进得了公务员队伍的？可是，当他们进入公务员队伍后，成了“不作为”者。试问，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公务员成了“不作为”者的呢？难道不是因为制度上存在缺陷吗？难道不是因为用人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吗？比如，在官员的提升上，不按才能提升录用，而是搞“论资排辈”；搞“人情官、关系官、照顾官”等等。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资历浅的，不会拍马屁的，没有后台的，没有社会背景的公务员，何来的动力？没有动力又何来的“作为”？
二、上行下效，问题出在省委领导身上。
在中国，无论是官场还是别的岗位，模范作用是很重要的。从中国的官场体制来看，省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中央的指令和决策都是经过省委这级地方大员来执行的。如是把中央比作“大脑”的话，那么，部委就是“脑细胞”，而省就是“大脑的神经”，直通到脚底心。由此可见，省委这级如果出了问题，那么，这个省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问题也会多多。可以这样说，省委如果“不作为、乱作为”，那么，市、县领导也一样会效仿，也会“不作为、乱作为”的。
比如邯郸的“走马灯”市长，17年换8个，有的在位一年，有的在位二年，最长的也只有三年。试想，“走马灯”市长的发生，不正说明了省委领导的“不作为、乱作为”吗？省委领导的不作为，乱作为，敢说与利无关吗？如果无利可图，谁愿意挺而走险，去做违法犯罪的事？然有了“走马灯”市长后，会否出现“走马灯”县长，“走马灯”局长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如果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来思考，也一样说得通。因为，一个地方发生“走马灯”官员，无论是对地方的发展，还是对当地的稳定以及对官场的正气形成都是非常不利的，一句话，就是不利于国家的治理。试想，连省委这样的官员，都没有把国家、民族、执政党的命运和前途放在心上，这样的执政党在人民群众中还会有威信吗？没有威信的执政党，又如何能治理得好国家？如此说来，公务员“不作为”的根源不在省委领导的身上，又在何处？
三、官员腐败令公务员大失所望。
众所周知，公务员是个大概念，其实，官员也是公务员队伍中的。从目前反腐败的情况来看，腐败分子大多都是些在要职上、有实权的官员。而这些在要职上有实权的官员，自己平时又都“讲一套，做一套”。行的腐败之实，以为别人不知，却忘记了“隔墙有耳”的古训。况且，如今的腐败已向集体化发展。试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公务员如何作为？因为，有权的公务员，就是官员，在位上大捞特捞，而没权的公务员又都是心知肚明的，这样，捞不到的公务员，难道不受其影响吗？还会有啥动力呢？
别的不说，就拿“三公”来说，一年的费用是9000亿。这些费用都是谁用的，难道是一般公务员用的吗？又有谁不知，“三公”就是有权官员的“囊中物”。所以，官员们明知，“三公”令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但就是不愿意去改正。这又是谁在“不作为、乱作为”呢？难道仅仅是普通公务员吗？所以，官员存在如此之多，自己又愿意改正的问题，现在要治理一般公务员的“不作为”，将“马列主义”电筒对着别人，这叫谁服气呢？
综上所述，要想治理“不作为”的公务员，就必须从省、部委领导自身开始。只有省、部委领导都像“吴仪、李金华”那样的一身正气，基层的公务员还会“不作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