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适时颁布了“限薪令”：得到政府资金救助的美国金融公司高管年薪不得高于50万美元；次日，欧洲联盟委员会也开始鼓励各成员国借鉴美国提出的“限薪令”，限制接受政府救助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
中国人对于国企高管的天价年薪一直是颇有微词，马明哲因2007年获得6616.1万元的年薪，而成为众矢之的，很多网民甚至大骂马明哲无耻。
面对金融风暴的影响，相比较资本主义社会的“限薪令”，中国的国企似乎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国泰君安证券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还是曝出了人均年薪100万元的新闻，之后该公司虽然一再辟谣，但却只能是越描越黑。受党教育多年、恪守“为人民服务”的该公司高管，其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
由于美欧等国“限薪令”的影响，舆论对国企高管的天价高薪更是出现一片抨击声，中国版的“限薪令”也被助推登场，财政部日前向有关单位印发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收入280万人民币。
在此之前，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已宣布自己2009年只领1元年薪，全体董事降薪90%，集团高管降薪50%；更前一些时日，上海市国资委也透露，上汽集团等9家大型国有企业高层将率先带头减薪，最高降幅达到40%。
对于国企高管过高的年薪，这是一件很不得人心的薪酬制度。这些从行政机关调出的企业高管，仅一张纸就让他们从年薪几万元的公务人员变成年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企业白领；如有需要或者捞足了，一张纸又可以调回机关当官，这样的好事哪里能找到？这些企业所谓“绩效挂钩”的薪酬制度，实际上是靠国家垄断才有的结果，和企业的经营业绩其实没有多少关系，绩效如何考核？
因此，此次对国企高管限薪是完全必要的。
但要想国企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难关，仅仅对国企高管“限薪”是远远不够的，国企高管的交际费更需要加以限制。
前年被“双规”的中国石化董事长陈同海，自恃是正部级高干，每月公款吃喝玩乐达120万。监察部、国办曾找他谈话，要他注意影响，不能挥霍，陈竟然回应说：“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税款200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
一个靠国家权力垄断而发财的企业老总，对自己日均挥霍4万元不但不感到羞耻，还感到十分正常，把靠垄断带来的巨额税金、巨额利润视为自己的经营有方。如果这是央企或者是国内顶级企业的潜规则，那将是多么的可怕？笔者还想多问一句，正部级干部陈同海花钱交际，招待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陈同海的交际费，暴露出国企高管的奢靡程度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了。如此高额的交际费，只能供他们培植不正当的关系网；这些本属于全民所有的交际费，成了培养腐败的温床。
面对金融危机，国家需要“过紧日子”，那么靠垄断过日子的国企，国家理所当然要对他们提出硬性要求，逼着他们学会节俭。
只有“限高薪”和“限交际费”双管齐下，才能使国企和大环境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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