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理论逻辑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一种理论成立的关键在于理论逻辑合理，所以才有“逻辑比数据更重要”的至理名言。经济学理论就是一种建立在假定基础上对经济变量之间如何发生互相联系判断的假说。尽管自1830年代“边际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致力于经济学的科学化，但经济学不是科学，经济学理论无法如自然科学那样进入实验室检，对经济学理论的社会实践检验也无一例外地有完全相反的检验结论，社会实验检验的成本还可能高到社会无法承受的地步。到目前为止，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逻辑是数学模型，如果经济学家“从数学上严格证明”私有产权是最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它可以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但不表明这一逻辑合理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受过西方经济学训练的人都会了解，从“数学上严格证明”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并不复杂；公有制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双赢也早已完成了完美的逻辑演绎。但笔者深信没有哪个中国经济学家接受被“从数学上严格证明”有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复辟”。
2 利益集团博弈与理论的流行
是什么使“逻辑正确”的不同理论为社会所选择？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是一定利益集团利益的反映，一种经济理论的流行必定是对社会具有莫大影响能力的利益集团支持的结果；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科斯的产权理论乃至教条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莫不如此。剩余索取权理论契合了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需要，剩余索取权理论也具有值得汲取的理论养分。但无可否认的是，剩余索取权逻辑可以为企业高管阶层谋取经济利益、甚至掩盖他们的贪婪，也是剩余索取权得以流行的重要因素。我国产权改革中流行的剩余索取权逻辑片面地强调激励而忽视约束，片面地强调经营者高收入的合理性而漠视收入的合法性，片面地强调经营者持有企业股份的必须而放纵经营者获取股份的方式，甚至“腐败”和“流失”出一个新体制也再所不惜。这更是对剩余索取权逻辑的有意误读，这种误读源自于利益集团的需要——潜在的利益集团需要被误读的剩余索取权逻辑为他们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谋求个人利益，甚至掠夺社会财富奠定理论合法性。这样的利益集团需要经济增长，而他们更需要剩余索取权成为为自己切下经济增长最大的第一块蛋糕的工具。
3 剩余索取者的“经济人”本性
“经济人”假定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本人格假设。在这一假设下的人给定成本追求收益最大，给定收益，追求成本最小。尽管在西方经济学学界内部对这一假定质疑从未间断，这一假定更是国内部分经济学家批判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但我们无妨认同“经济人”假定，在与西方经济学逻辑一致的基础上讨论问题。剩余索取者的“经济人”本性决定了他们一定会利用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竭尽全力为个人谋取经济利益最优，对企业经营者的任何激励手段都会恶变为经营者牺牲公众利益换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在“经济人”的逻辑中，国有企业经营者追求经济利益无可指责而且要受到尊重，而国有企业普通员工及其利益相关者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同样无可指责、同样要受到尊重。如果制度的安排尊重了企业经营者的“经济人”利益而否定企业员工及其利益相关者的“经济人”利益，市场均衡就偏离了能够实现“帕累托效率”的“自由市场均衡”，而是一个必须打破的低效率“垄断均衡”。
4 剩余索取权逻辑扩散的威胁
现代经济发展使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由政府权力介入的公共领域；对于我国这样的经济转型国家，政府还控制了除公共领域之外巨额国有资产，对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拥有更大的支配权。剩余索取权的最大威胁，是它的逻辑扩散到公共领域以及政府行为之中。依照剩余索取权的逻辑，必须有自然人享有“剩余索取权”才能为政府执行公共职责提供充分的激励，而政府官员就是当然的“剩余索取者”。腐败案件的频发，重要原因是公共权力的掌控者不平衡于“权利”与收入的不对称，公共权力的控制者有充分的激励将剩余索取权的逻辑推理到公共领域与政府行为之中。而一旦剩余索取权的逻辑实践到公共领域与政府行为之中，将诱使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走到斜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