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青年 为甚么又开始走上街头

　　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评社北京2月6日讯／韩和元今天在光明网发表文章“什么促使欧洲人走上了街头——必须正确认识共产主义运动的价值”。作者认为，此次经济危机，对那些业已经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或许仅仅只是一场经济危机，但在那些根本没有建立该体系的国家，则可能会演化为一场政治危机甚至暴力革命危机。”文章内容如下：

　　一场因为一种类同于导致1988年经济崩溃的垃圾债券一样的东西——次级贷款，将世界经济打成严重的内出血，虽然政府不断出手，但经济却还是不可避免的进入了衰退，大量的公司破产，大量的员工失业，无论是华尔街还是沃尔玛特街的居民们都很受伤。 

　　在这里我们固然要对那些抱有经济繁荣可以保持水平方面稳步前进，或者说世界本可以避免经济周期的乌托邦式幻想的白痴们予以嘲笑，我们在承认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的同时，更应该清醒认识到的是，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时间的拖长经济危机逐步有向政治危机社会危机转变的倾向。近期欧洲的青年们开始走上了街头，这对于资产阶级的当政者来说，实在不是个好事情。 

　　因为经济的崩溃，政府却在社会公平与民众对经济成就和灾难面前所承受的沉重包袱而带来的怨恨上缺位，或者说政府本身只是代表某些阶层而故意漠视那些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受影响最大的阶层时，那些极端的政治倾向，譬如过激共产主义将会占领公平公正的社会道德的高地，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1848年欧洲的革命风潮正是基础于1847年的经济危机之上的，而1930年代汹涌于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又何尝不是1929年经济危机的产物呢！因为危机往往在这时节将那些在经济繁荣时期积压下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诱发的矛盾予以激发，一些群情激愤的事件将由此爆发。但我们也无可质疑的一点是，很显然，正是经济危机导致了对革命的探索，爆发的经济危机正是实现制度转变的一条导火索。看看1848年之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看看1929年之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再看看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我们不难发现，正是这些爆发的经济危机实现了整个社会制度向更成熟更和谐更公平更公正的方面予以转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主义运动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是积极的。

　　霍布森发现了经济周期问题的关键在于‘需求不足’，于是他开出了社会福利这个药方，但事实是并没有达到他要根除经济周期问题的预期，从这点也可见了唯理主义者的唯理性假定往往是靠不住的。当政者对于他的提议显然并不热心。

　　我们知道人性中的惰性和安于现状这些人格，决定了人如非受到即时的饥饿和因其带来的死亡威胁时，人多半是不会走极端的，而只有在极端无助的情况下，生存的压力才会胁迫他去以生命为代价去争取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在1930年代，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均无社会福利保障这个概念，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才促成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因为那些长期失业者，他们也是需要生存的。因为生死的即时性，在这里进化论所提到的种内生产竞争原则，将人类长期自以为高于其他的生物的道德伦理这块遮羞布扯了下来。人回归到了生动的生物这一范畴，他们必须为生存而战斗。这正是凯恩斯所担心的，确乎经济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此而衍生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当经济长期衰糜不振、失业率高企、人民生活在饥寒边缘时，这一切确将为那些‘偏激（极左或极右）政治’的兴起提供了温床，而为世界带来灾难。但也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世界显然接受了这一挑战，他们在1930年代以后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保障体系，该体系自建立起来的那天开始，我们还是经历过无数次的经济危机，但我们却再也没有受到像1930年代那样巨大的冲击了，这得益于该体系的建立，而这一体系之建立，以事后之明来看，共产主义运动是居功之伟的。

　　也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我个人认为，在这场危机中，那些没有能力或者是根本就不打算建立这套体系的国家将比那些已经建立好该体系的国家要麻烦的多。对那么业已经建立起该体系的国家，或许仅仅只是一场经济危机，但在那些根本没有建立该体系的国家，则可能会演化为一场政治危机甚至暴力革命危机。有人或许要拿已经建立起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欧洲譬如法国、冰岛，反到发生过暴乱来否定我的说法，对于这样的反驳我所能够给予的回答是去读读克鲁格曼的书吧，他会告诉你，美国和欧洲在这30年来不是在完善这种自1933年代建立起来的良好传统，而事实上保守主义者在这30年里以各种名目偷偷地将这一良好的传统予以了抛弃，也就是说，现在的美国与欧洲不是进入到了21世纪，而是已经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那个“镀金年代”，而这才是欧洲的青年人闹乱子的原因。

　　也因此在我看来与其拿着凯恩斯的方子去抓药，还不如按照霍布森的办法去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