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9年到65年，我在天津一中度过了整整六年的中学生活。朴素的校园、可敬的老师、热情的工友、友好的同学，本可以使我们在人生旅途当中最重要的阶段有一个健康向上的成长环境，万万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是国家政治风云的变幻像一阵阵冰雹从天而降，将一潭静水砸的波涛汹涌、面目全非。踏进一中校门时，我们还是天真无邪、朝气蓬勃的少年；当走出一中校园时，我们却是心情复杂、满怀忧思的青年。一年后，一场更猛烈的政治风暴——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国。
从59年反右倾开始，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节粮度荒；国民经济刚刚好转，社教、四清、划分阶级队伍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64年有一种调子唱得很高：青年学生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的对象，学校应是造就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阵地，不能成为培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摇篮。高二下半学年的一天下午，六班一个同学突然闯进我们班的教室，大声喊：“二班揪出反动学生何章功，正在批斗啦！”大家先是一片惊愕，转而呼啦一下跑出教室奔向二班。那里早已围得水泄不通，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透过窗户、穿过人墙传出来：“打倒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何章功！反动学生不向无产阶级低头就叫他灭亡！”我生性好奇，拼命挤上去，眼前的景象使我目瞪口呆：何章功弓着九十度的腰，两臂下垂，双手几乎触到了脚面，整个身体在索索发抖。教室里的同学情绪激昂地“揭发”、“控诉”着他的所谓“反革命罪行”，口号声此起彼伏，像霹雳一样震撼着玻璃窗，也震撼着每一个在教室外围观同学的心灵。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情景，我感到周身发冷，早早退了回去。晚上躺到床上，白天的场景象噩梦一般使我彻夜难眠。这可能是一中历史上打响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的第一枪，不仅震惊了一中，也震惊了天津市几乎所有的中学和大学。校园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班都要揪出一个“何章功”的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不少同学担心不知什么时候大难临头而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何章功作为“现行反革命”被关进监狱受到了“处理”，或是没有发现学生中还有值得大轰大嗡的“反革命言行”，或是校领导和教师们的公开或不公开的抵制，事态没有继续发展扩大，两、三周后渐渐平息下来。可是，这场风暴的余波却像一片阴云笼罩在校园的上空，久久不得散去。同学之间开始很少交谈，互存戒心，好像总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监视自己的一言一行。空气凝重而沉闷，压得同学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开始打破这一沉闷的是部分同学未等毕业坚决要求到农村、边疆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李学武，六四年天津市数学竞赛取得第一名的佳绩却放弃各大学争相录取的大好前途毅然投身农村的艰苦生活。紧接着是杨占军“冲破樊笼、展翅高飞”到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当了一名伙夫。接下来是学生会主席、我班的张长庚和团支部书记王宋堂、一班的孔宪勇等一起到了新疆……，几乎都是学校中知名的优秀学生。到我们这一届毕业时，相当一部分平时学习成绩不错的同学高考纷纷落榜，个中原因令这些同学百思不得其解，有幸进入高等学府的也大都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一中。这一段历史给大家铸就了不同的命运，也铸就了个人之间恩恩怨怨的鸿沟，许多同学在心灵上留下了终生难以抚平的创伤。
这是一段难忘的历史，也是一段难言的历史，是我们这一届校友多年难以聚首的症结所在。历史难言，但谁也回避不了，毕竟同窗多年，又不能不言。言出来，可能会使我们心中的疙瘩解开、坚冰融化；言出来，告诫在校的同学们珍惜今天的大好时光，努力学习、天天向上；言出来，希望母校在任何大风大浪中把握正确的航向，让每个走出一中校门的毕业生都是品学兼优、身心健康的英才，未来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我班校友第一次正式聚会是在离开母校23年后的1988年，并且是在部分同学积极倡导和努力下得以实现的。虽然只有24位同学出席，但聚会时的气氛意外的热烈。一件件往事，一个个外号，都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使我们变得年轻，仿佛回到了火热的青年时代，又置身于沸腾的校园生活之中。大家谈论最多的是一中老师们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例如，韦力校长每年一度开学典礼的讲话，铿锵有力、精彩纷呈；边叔扬老先生不厌其烦地在黑板上演绎那些复杂的数学题，令学生们全神贯注、目不暇接；陈伯秧老师讲课时那慈母般的微笑，声调亲切、柔和、动人；翟焕文老师别开生面妙语连珠的幽默，课堂上充满了欢声和笑语；宋业琪老师炒蹦豆连珠炮似的几何解析，令学生不得不绷紧神经跟着老师转；柏均和老师漂亮潇洒的板书、满堂生辉的小黑板以及丝丝入扣的讲解，令学生如痴如迷；张士滨老师引人入胜的排列组合、欧阳媛元老师精气神十足的三角函数、张君孚老师魔术般的化学、吴清廉老师红红火火刀光剑影的春秋战国篇、柳占发老师在操场上迎风呵护学生时那坚挺不拔的身姿……等等，他们清晰敏捷的头脑、精深广博的知识、对每一节课所做的充分准备以及在课堂上各具特色淋漓尽致的发挥，集中体现了一中老师们传统的敬业精神和教学特色。一中有这么多好老师，不能不使学生们获得一般学校难于得到的精神食粮和丰厚的知识积淀，不能不使学生们总是以他们的老师为榜样一生兢兢业业、自强不息地学习和工作，也不能不使学生们从青少年时代就立志成为一个像他们老师那样品格高尚的人。
写到这里，有一桩往事不能不提，因为当我每每想起的时候心情总是不能平静。还是初三时的一堂语文课上，李兴善老师突然停止了讲课，怒气冲冲地走下讲台，用它特有的山东口音厉声说：“何其行同学，请你不要用那样的眼光看着我！任何人都有缺点，不要老盯住别人的缺点不放！”我先是一愣，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看到他眼角上的疤痕在一抖一抖地颤动时，突然意识到可能是李老师误认为我在盯着他的疤痕看。我忽然觉得他的气度太小，没有当面作答，而是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狠狠地回敬了他，使得他无法再继续讲课，只是留下一道作文题便怒冲冲地扬长而去，教室里留下一片莫名的惊愕之声。我想：这下可把李老师得罪了。令我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的语文课上，李老师竟把我的作文拿出来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宣读。作文的题目是《我熟悉的一个人》，写作的重点是刻画人物。那时，我一直住在业余体校，集体生活使我得以接触更多的同学。他们来自各个学校，特别是高年级大同学，他们之间的喜怒哀乐、恩恩怨怨和激烈的矛盾冲突就发生在我这个初中小同学的周围，给我的作文提供了绝好的素材。我集中刻画了一位绰号叫“诗人”的高中大同学。他心地善良，对我们小同学十分友善，经常同那些专门欺负小同学的同龄人发生冲突；他爱好诗歌，多愁善感，过早地陷入了一个爱情的旋涡，失意苦恼之极，他坦诚地用诗歌告诫我们小同学不要重蹈他早恋的覆辙。我在作文中大胆地描写了与他相处的这段经历，让一个善良和感情丰富的大哥哥的形象跃然纸上。李老师在宣读这篇作文后赞赏有加地说：“何其行同学这篇作文在人物刻画上有血有肉、有情有感，在叙述事理上有主有次、有始有终，敢于触及身边发生的真人真事，是我担任教学工作以来难得看到的学生作文中的一篇佳作。”同时，李老师也指出作文中存在的幼稚和不足之处，希望我再接再厉写出更好的作文来。后来，李老师常常找我谈论文学、诗歌和创作，鼓励我在文学上多下功夫将来一定会有所造就。他对文学的酷爱和深厚的造诣使我折服，他为了培养一个文学方面的人才而不计前嫌屈尊俯就的高尚品德更使我感动不已。虽然始终没有为那堂课上的不愉快相互破解和道歉，但古人“喜闻桂枝发新芽，何须细盘折枝人”那种豁达大度的君子心怀使我们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经久不衰。后来，听说李老师在十年浩劫中因他的耿直而英年早逝，我不禁黯然泪下。我为失去此生难得遇见的一位良师而感到怅然若失，只有他那句在一次特殊场合里不经意说出的一句话——“不要老盯住别人的缺点不放！”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时常给我以严于律已、宽以待人的启迪。
凡是参加我们班第一次聚会的同学，都有一种相见恨晚苦时短、话未尽兴情不断的感觉。从那以后，我们班每年都聚会一次，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话题也越来越广阔。从一中令人仰慕的教学活动到扬名津门的体育佳绩，从兄弟班的趣事到我们班篮球队在每年一度的年级篮球赛中的三连冠，从课间打地球你输我赢的小赛到晚间光着屁溜儿在游泳池里嬉戏，从学雷锋活动到抗洪抢险共同战斗的日日夜夜，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大家各抒己见、无所不谈。融融之中，那段迷蒙历史的纱帐被一点点地揭去，结在大家心头多年的坚冰开始融化，阻断感情交流的鸿沟在渐渐抚平。1995年9月，我们六五届四个班级的老同学在市政协俱乐部举行了离校30周年的大聚会。韦力校长听说有这么多校友聚会，也赶来与大家见面。会上，我代表与会的一百二十多名校友向老校长敬献了一个花篮，除了表达对韦校长的敬意外，还表达了莘莘学子怀念母校的拳拳之心。花篮的绢带上写着：
“六春秋寒寒暑署苦苦乐乐皆同窗都在男儿校
卅岁月风风雨雨东东西西犹不忘同是一中人”
千言万语、万语千言，有什么比“我们同是一中人”这句普通的话语更能使我们老校友心心相通呢？新中国最艰难的时期已然成为过去，如今改革开放的“新枝”已琳琅满目，再纠缠那段历史给我们个人带来的痛苦和伤害又有何意义呢？
香港已顺利回归，母校五十周年校庆举目在望，四方莘莘学子翘首企盼着大聚会的时刻。我班全体同学为了表达对母校的眷念和敬意，在校领导和校友会的支持协助下捐建《敬学亭》一座，请韦力校长在匾额上题写了“敬学亭”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并将我们对母校的敬意以及对在校的同学们的期望凝结成一篇铭文镌刻在亭中的悬匾上，以作永久的纪念。
我们衷心祝愿母校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祝愿母校以“亚洲和世界名校”的崭新姿态迎接廿一世纪的到来。
何其行 1997年8月18日
（六五届高三·五班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