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发生令人眩目的变化,光是理解这种变化,已经属于艰巨工程。
把中国的巨变放进世界历史中考察,如果仅以百年为尺度,最吸引视线的东西,是人类从其中实行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向实行市场经济的另一部分靠拢这样一种奇异景象。中国有幸成为这场主题为“改革”的考试中的出众学生。但仅仅是这样一种距离,还不足以看清历史演变的全貌,因为它没有超出工业化这个总的圈子。
人类在月球上看地球,与最近“勇气号”登陆火星再看地球,看到的一定不同。如果以三百年为尺度,我们又会看出一种新的千古奇观,这是人类的整体,而不是局部,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变。处在这场主题为“发展”的考试之中,中国不光是学生,他与老师同场答卷,他将给世界带来全新的贡献—后发先至的中国经验、中国答案。
中国新经济中的代表人物,在改革与发展的巨流交汇处,正以卓越的商业洞察力与创新精神,创造跨越式发展的新经典。如果中国在这一轮实现了民族振兴的梦想,世界历史上,将继英国后发先至超过西班牙,美国后发先至超过英国之后,再树一块新文明崛起的丰碑。
大江东去,千古风流。让我们看看,一代新经济企业家,到底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哪些色调变化,给历史带来哪些永久痕迹。
激发了中国在第三次文明中的“活”力
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这三次文明中,国家竞争力,较量的是本质上不同的“力”:农业文明较的力,以“大”为特征;工业文明较的力,以“强”为特征;信息文明较的力,以“活”为特征。
无土地者,无以为“大”,所以农业文明中国家争的是土地;无资本者,无以为“强”,所以工业文明中国家争的是资本;无信息者,无以为“活”,所以信息文明中国家争的是知识。
在汉语中,“灵”是用来形容人的生命与信息之间关系的词。灵就是体现“活”的一种力。故有“灵活”一说,将灵与活并称。信息通灵,知识通灵。充分激发信息和知识的力量,是保证经济具有“活”力的不二法门。举例来说,美国今日国家竞争力的经济基础,与称为“21世纪制造企业战略”的灵捷制造(agile manufacturing)有很大的关系。它与“信息高速公路”战略是同一年提出的。只不过信息高速公路战略,是公开的,摆给世人看的第三次文明战略;灵捷制造战略,则是一度被美国当局加以保密的第三次文明的“九阴真经”。达尔文说“适者生存”,却没有说过“大者生存”,或“强者生存”这样的话。灵是“适”的前提,所以适者就是灵捷者。灵捷战略的目的,与信息高速公路一样,是给美国工业化制造的“强”力,加上了信息化“灵捷”这个“活”力,使通用、IBM这样既“大”又“强”的“恐龙”,变得兼具灵活性,从而战胜日本强大(强+大)的制造业。
信息文明的本质,就在于使农业时代形成的大国,工业时代形成的强国,通过信息化,再系统地具备创新活力,以适应多变的环境生存下来。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日本那种“做大”、“做强”的工业化,又遇到了美国那种信息化“做活”的挑战。
中国的新经济企业家,给现代中国带来的最大礼物,就是国家竞争力的“活”力化,恢复了古老文明的青春活力。把镜头聚焦点拉远到三百年看,这是保证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不像巴比伦(今伊拉克)那样被人家灭掉的关键。
此“活”力不同于彼“活力”。改革激发的是更好生成“强”力的活力,这个活力是强力的工具,它是指用来解放工业生产力的积极性;信息化激发的是“活”的生产要素,即信息和知识本身,激活的是信息化时代的生产力本身。改革开放激发了工业化和信息化中的两大活力,中国乃有此千古难见之变局。而中国新经济企业家的历史使命,不同于张之洞那一代传统“企业家”之处,就在于要引领中国变革,以适应两次现代化并作一次的空前挑战。
今天我们看到的新经济人物及其公司,无论是按照美国标准,还是中国标准,都正在体现出这种给国家增添“活”力的特征。
按照美国人对经济能动性的说法,“旧经济可概括为大企业面对静态的有限的竞争和基于成本的市场。而新经济则完全是能动的经济和竞争,高速成长创业型公司即为新经济的标志”。而据“新经济新在哪里”(包括“美国新经济——联邦与州”)中提出的活力标准,这些特征包括:
1、经济由新生的、快速增长的具有创业精神的公司所组成
具体指标是看“瞪羚”(在连续的四年里每年的销售额增长都至少达到20%的公司)在经济中所占比例。它反映的是经济的创新活力。我国新经济的特点是,不是一个一个企业,而是一个一个产业地达到“瞪羚”标准。
以三年销售平均增长率作为相近指标衡量,我国“优秀”这一等级企业中全行业地达到“瞪羚”所需20%标准的,有以下行业:电子计算机设备制造业(平均值30.2%),“2003中国新经济年度人物”来自这一领域的有18位;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平均值30.4%,次一等级的“良好”企业亦接近20%,达19.1%),“2003中国新经济年度人物”来自这一领域的,软件业有9位;电信运营业27.6%,“2003中国新经济年度人物”来自这一领域的有4位,如果将互联网企业算入这个行业,再加15位;IT服务业全行业25.7%,其中大企业21.9%,中企业29.3%,小企业26%,“2003中国新经济年度人物”来自这一领域的有11位。
通信设备制造业、家用影视设备制造业虽然没有实现全行业优秀企业达到“瞪羚”标准,但“2003中国新经济年度人物”领导的相关企业,相信这方面的成绩不会太差。
统计数据雄辩地说明了中国新经济的佼佼者及其所代表的行业对增强中国经济(信息化意义上的)活力的实质性贡献。
2、激烈的商业竞争
例如,1965年,IBM在市场上所面对的竞争对手有2500个,而到了1992年,增加到了50000个。流水不腐,激烈的市场竞争是激发经济活力的激光。作为国内最早推向市场竞争的行业,电子信息产业的充分竞争,是人人有目共睹的。激烈的商业竞争,保证了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具有最充沛经济活力的部分,来自电子产品出口。
3、新经济处于不时的扰动之中
该项指标为新兴企业与破产企业数量之和占企业总数的比例。缺乏创新和效率不济的企业逐渐萎缩并被淘汰,而富有更强创新能力和更高效率的企业迅速成长并取代被淘汰企业的位置。按照这个标准,中关村企业具有远高于半死不活的传统行业里国有企业的新陈代谢速率。能够在中关村、珠三角、长三角活下来的企业,具有相对旺盛的生命活力。
按照中国人的标准(以南开大学211工程《现代企业活力理论与企业活力评价系统研究》课题及配套软件为例),企业活力由企业生存力、成长力和再生力三个方面体现。
以体现企业活力最高境界的再生力为例,是指:
1、资源再生力:有整合企业内外资源的能力。
2、核心能力再生力:有创新和转型能力,能保持核心能力与环境匹配。
3、学习再生力: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4、演化再生力:主动调整演进路径。
5、环境适应再生力:预见、适应和改造环境,不断自我超越。
6、企业生命质量:企业生命质量高。
这基本上概括了“2003中国新经济年度人物”的“活命哲学”。我们注意到,所有这些“做活”的“长寿”秘诀,都与一个固定的方向有关。这个方向就是,把企业引导向活的生物方向,而不是死的机器方向。这就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不同。新经济人物以这种方式,在对新经济进行重新定义;或者说,对经济进行新经济的定义,也为旧经济中个个声称要做“百年老店”但实际寿命平均只有二至三年的老大僵化的中国企业,指出了可操作的改进方向。
企业活力是社会活力的基础。少年中国需要新兴企业支撑。通过创新精神激活资本的“强”“大”力量,推动社会财富向知识经济方向转移,中国的新经济企业家,作为一个标准的战略群体,正在表现为一种使文明形态升级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更主要是,他们代表了文明演进的方向。
永远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比较优势格局
传统经济中妨碍大国崛起的教条中,最错的莫过于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中国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早已命中注定,只有顺其自然。然而,中国信息产业不可思议的崛起,与英国纺织业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崛起一样,成为跨越式发展的典范和创新精神的体现。中国新经济企业家,用财富实践,改变了由理论家编造的历史逻辑,算是对新经济的又一重量级的重新定义。
比较优势理论,曾在上一轮现代化中,耽误了法国。据李斯特介绍,法国的麻纺织业已经有了一千年的历史,而英国无论气候还是其它自然条件,都不具有发展纺织业的比较优势。但工业革命,恰好是在英国比较优势的最薄弱环节发生的。起点说来可笑,西班牙“将代表先进生产力”因此严禁出口的羊(相当于现在的软件源代码),当作美餐,给了爱德华四世三千头。工于心计的爱德华四世,马上分配给各教区,命令七年内不得屠宰或阉割,开足马力发展出一个后来令日不落帝国称霸世界的产业,并据此发动了整个工业革命。
中国新经济企业家群体的第二个历史性贡献,就是把原来所有人都认为不是中国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信息产业,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工业;使中国比较优势最明显的产业,从早期乡镇企业的原料和初级产品出口,逐步转向产业价值链高端的信息产品出口,从而在大国崛起的经济砝码中,加上最有份量的一块。
据最新统计数据,2003年1至11月,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出口1254亿美元,同比增长52%,增幅高出全国外贸出口增幅19.1个百分点,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32.1%,对全国出口的贡献率达到44.4%。
在“2003中国新经济年度人物”中,就有11位来自通信设备制造业。今年手机出口9000万台,就有他们的一份贡献。特别要指出的是,在移动通信、数字电视、交换机、光纤设备等方面,中国企业已经开始逐步拥有自己领先的核心技术、甚至技术标准,正在开始转守为攻。海尔、TCL等企业开始进行国际扩张,成为跨国企业。我们要特别向他们致敬,他们与一般的新经济企业有所不同,它们是在中国传统的最弱的比较优势项目上,展开了“挺进大别山”式的战略性反攻,它们将成为中国未来逐鹿中原的主力。
新经济还在信息化方面改变了中国经济。以汽车电子为例,机械价值比重正逐步让位于电子价值比重。中档汽车价值中,有50%属于汽车电子;高档汽车价值中,已有70%属于汽车电子。信息化使金融等行业发生了质变。信息成为创造价值的主要来源。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制造业具有了新的竞争优势。在“2003中国新经济年度人物”中,有超过1/4来自信息产业以外的部门,是新经济使他们脱胎换骨,使这些产业和朝阳产业并驾齐驱。
放眼全球竞争,中国真正要想横刀立马,唯有创造性地获得高端竞争优势。否则永远只能做二流国家。
按照信息时空的原则重塑新的生产方式
新经济并不按工业化中的物质要素进行空间产业布局,而是按照“物质-科技”双要素的原则进行产业布局。这是由新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这为不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的不发达地区,带来了发展机遇,为城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战略选择。
在新一轮的现代化过程中,按照新的时空原则配置资源的地区,获得了空前的机遇。硅谷是在美国的农业区发展起来的;班加罗尔是在印度的“西部地区”发展起来的。相反,底特律虽然工业发达,但由于不具备科技聚集条件,发展不出信息产业来。
在我国,不仅北京、珠三角可以发展出新经济,在西安、重庆、成都等知识相对密集的西部地区,同样可以发展出新经济成分。信息化水平数一数二的一汽,位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而信息化水平最高的企业,不是出在IT行业,而是出在宝钢这样一个钢铁行业。
为什么有的人在新的经济条件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有的人却好景不常,风光不再?观察“2003中国新经济年度人物”,他们来自从互联网、IT、电信、银行、保险、投资、物流、零售、传媒的各行各业,来自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各个地区,说明新经济并不是少数产业、少数地区的专利。
此外,新经济在时间上呈现出与传统产业不同的速率特征。
丁磊、陈天桥聚集财富的速度,说不定超过了他们谈恋爱的速度。所以他们才有可能财富比婚姻来得更快。没有新经济,未婚青年成为首富这种现象是绝无可能的。
这种现象背后的规律在于,新经济要求供给与消费之间,进行更快更复杂的一对一匹配。需求的节奏因个性化、体验化而变得更加自由化,显得更加不可预测;与之相应,需要更加富于创造性的工作,进行响应。在这种供求匹配中,自由劳动时间扭曲了常规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使价值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形,或爆炸性增长,或泡沫般破灭。只有快速并创造性地响应,才能获得财富。
建立新企业家精神
新经济中的企业家,带给我们的新变化中,最后一点,是以变革和创新为核心的新企业家精神。新企业家精神,是信息时代的“新教伦理”。
工业时代的“新教伦理”,把扩大再生产作为生产的目的。企业家把技术创新作为一种获得权力的手段,力图将大规模生产形成的秩序定形化。这种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机械精神,是以物为本的精神。而新经济中的企业家不断打破既有秩序,崇尚变革,在创新中不断变形,突破自我,以获得高峰体验。这种新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生命精神,是以人为本的精神。
这一点,在互联网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门户网站已几经变形。丁磊从做免费邮件,到社区、短信、游戏……,最后只剩下创新是不可变的。宝钢为了适应变革,干脆建立系统创新部,把“变”本身体制化,使变本身成为唯一不变的东西。
从这种新的企业家精神中,新经济派生出许多不同的特点。例如:
工业时代的企业家,更多持一种原子式的世界观,把节点看得比网络更加重要,通过竞争进行博弈;而新经济的企业家,更加注重社会资本,把网络看得比节点更加重要,通过合作共赢财富。
工业时代的企业家,两眼紧盯财务报表上有形资产的损益;新经济中的企业家,更加重视无形资产,他们将财务管理和知识管理,管物与管人结合起来,因此显得更加全面。
此外,工业时代的企业家,热衷于自上而下的权力中心。新经济中的企业家,更加关注自下而上的企业文化。
……
这些加在一起,又将还原回文明的基本图景:在新经济出现之前,工业文明把世界拆散成零件,再组装成一架精密的机器;而新经济出现之后,信息文明使机器世界重新恢复了生命的特征,组织因此也变得有机化了。创新是生命独有的特征,它只不过是机器变回人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推动新经济的中国企业家,就是这种创新精神的最好体现。
重新定义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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