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一位学者型银行家眼中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 刘涛

拜《货币战争》和次贷危机启蒙之功，加上媒体无休止的强迫阅读，越来越多的国人也开始关注柴米油盐之外的世界经济大势了，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美元霸权或更为宏大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话题。然而，与普通百姓赶潮流的热闹劲儿不同，多数学者对此却保持了异乎寻常的低调和平静。

这里的“低调和平静”并非是夸赞他们淡泊名利；相反，心虚的成份可能更多一些：一是从他们的分析评论中看不出有任何新意或建设性，并没能超出任何一本《国际金融》本科级教科书中关于国际货币体系部分的叙述，谈来谈去始终不离“新兴大国”、“话语权”、“份额”这些辞藻，而最后的落脚点也往往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仍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或者“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元的地位依然无可取代”，诸如此类；二是从相关学者身上，看不到应有的学术激情，远远达不到罗伯特•卢卡斯所描绘的“一旦你涉足其间，便不愿旁顾”那种令人心驰神往的境界，而这反过来又足以解释前一种现象。

这种消极反应并不奇怪。长久以来，许多国内学者已习惯于不假思索地从西方学者那里直接复制观点了，而懒于开动自己的脑筋。那么，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对此又有何高论呢？很遗憾，就笔者的阅读范围来看，美国学者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反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取消美元霸权地位，“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地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对任何挑战现有美元霸权的企图都持戒备心态。一些所谓的学术权威甚至先发制人地声称，“国际货币体系重建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因此，如果我们心甘情愿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对于此问题显然是无解的。例如，当周小川先生今年3月在央行网站上撰文提出“超主权货币”设想时，便立刻招致了国内外一齐泼来的冷水。

实事求是地说，国内学者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无所作为也未必全是他们的错，这更有可能是学科边界划分不明所致。譬如说，在当前中国学界，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学者主要来自国际金融（International Finance）和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IPE）两个领域。

对于国际金融而言，早期的研究范围涵盖了自国际收支、汇率决定、汇率制度、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在内的庞杂体系。然而，最近十年以来，作为一门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科，国际金融也开始与国际接轨了，其宏观部分向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NOEM）转型，微观部分则向外汇市场波动和交易行为研究过渡。而国际货币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国际制度或组织，并不适合交由国际金融领域的学者来研究了。事实上，近年来国际金融学者基本上也只是偶尔客串于此，很少有人真正将其作为主业。

根据国际学术界经验，类似国际货币体系这种内容，一般是归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然而，由于研究范式和工具的落后，加上国内的IPE学者大多系纯粹的文科出身，尚无能力担负起这一重任。他们依旧习惯于沿着罗伯特•吉尔平20年前定义的IPE研究路径，引经据典地阐释某一国际制度现象，所谓的研究更多的是带有个人主观价值判断的定性分析，而非精确定量的收益－成本比较，或借助基于当代博弈论的效用函数分析。因此，自然得不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至于政府官员层面，周小川之外，并非所有的官员都愿意轻易在此问题上亮明自己的态度。站在他们的角度，这大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外人看来，他们的言行往往代表着中国官方的正式立场，对此不可不慎。

而在学者和官员之外，并非没有其他理性声音。笔者近日拜读了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先生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感触颇多。当然，作为国有政策性银行的负责人，李若谷先生毫无疑问也是政府任命的，与官员无异，但这不妨碍本文将其视为一位学者型银行家。

首先，书中清晰地反映了作者对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的深入思考，并且这种思考的时间起点可能比许多专业学者还要早（令人略感讶异的是，1986年李若谷先生就写出了“国际货币体制的演变与趋势”一文）。应当说，书中所陈述的史实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并不新鲜。但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将这些事件的前后脉络理得非常清楚，隐隐有一种“大历史观”的气度呈现于书中。

其次，与狭义理解上的官员不同，作者总是毫不隐晦地在书中袒露了自己的观点。甫一开篇，他就开门见山地表达了立场，“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与经济危机是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的。”这显然比将危机源头归咎于金融衍生产品本身、高管的贪婪或是监管不严更准确。

对于美国责难人民币钉住美元，国内学者和官员通常的回应都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方面指出人民币浮动无助于改善美国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也希望美国能够体谅中国政府的种种难处。而作者选择了直接反击——

他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源头追溯起，质疑道：既然当初要求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是美国，而70年代又不负责任撒手不管的也是美国；既然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牙买加体系是一个“没有体系的体系”，是一个汇率制度多元化的时代，那么，中国选择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又何错之有？为什么美国可以帮助其他国家或经济体设计与美元固定汇率安排的货币局制度，却不允许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维持稳定的汇率？

这些问题本身并不高深莫测。但长期以来，人们或由于不屑，或由于太过瞻前顾后，很少有人像这样直截了当地去戳破“皇帝新装”的谎言。与作者书中那些略显发黄的史实相比，这种开诚布公的怀疑精神或许才是价值所在。也是我辈学者在掩卷之余，内心应有所触动的。

当然，书中的缺憾之处也无须讳言——尽管作者热切地期待改革当前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颠覆美元霸权，并提出了“不破不立”的辩证法。但在如何破与如何立的问题上却语焉不详，难有实质性突破。这或许正是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在：单一货币无法克服“特里芬难题”，而多极化货币又带来了交易成本的问题。如何在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恐怕还需更多后来者贡献智慧。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李若谷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