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房地产的过快上涨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但是从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房地产的政策来看，由于政府还不愿从相关利益链中退出，由于政府还沉醉在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对于房地产的不正常上涨依然不愿承认，致使对于广大人民的呼声视而不见，以这种态度来发展经济是令人遗憾的。笔者一直关注有关房地产的相关内容，今天拜读了田忠国撰写的《房地产是引爆中国经济的炸药库》和来自《半月谈》的《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文章分析透彻，是值得一看的好文章。

　　房地产是引爆中国经济的炸药库

　　有人一看到本文这个题目，大概又要高呼我唱衰中国经济了。其实，不论哪国经济都从来不是唱衰的，而是自己玩垮的。当然，也有有目的的玩垮的，比如说美国的金融危机，它那里一危机，世界上数千亿美元的财富一下子就没影了。

　　所以，有人说美国金融危机了，我到宁可说美国洗劫世界财富了。

　　但美国洗劫世界财富时用力过猛，只是受了点外皮伤而已。伤动骨的，恐怕还是中国这样的救美英雄。或许，现在有人唱衰美国，美国财长说不定偷着乐呢。

　　“唱衰”中国经济的文章我已写了不是一篇，但据各大媒体报道，2009年不仅成功保八，而且还呈现复苏的向好企稳之相。经济衰落并非我所愿，所以，我为我的判断失误很是高兴了一阵子。但高兴之余，认真想来，从理论上说，向好企稳总得有数据支撑吧？当然，有关官员的数据就是保八，好像保住八就保住了中国经济。

　　其实不然，GDP从中国流向外国也是保八，从外国流入中国也是保八，这是一。

　　其二，民众消费能力大幅度提高，拉动了经济增长，救活了那此死去的厂子也是保八，民众消费能力大幅度萎缩，新富阶层寻欢作乐，一掷千金，挥霍无度，普通民众吃不起饭，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也是保八。

　　其三，不论大小城市，楼林拔地而起，房地产商贷款盖房，富人同样贷款买房，而且富人一人住一套还余个十套八套的，也是保八。有学者看到富人炒房存在的问题，我则认为富人炒房也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富人如果仅用自己的钱炒房，把房子炒崩盘了，最多他个人回到零点，穷人没房子住而已。但问题并非仅止于此，而是盖房是银行的钱，买房同样也是富人借银行的钱，一旦房地产崩盘，中国的金融业首先得跳楼。

　　其四，以上现象说明，保八并非全是好现象，也可能是颗定时炸弹，而且是巨型定时炸弹，足可以炸掉中国经济。现在的经济机制剥削也好，掠夺也罢，但毕竟还可以在病态中运行，虽然这个运行普通百姓会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中华民族会付出越来越大的环境代价，或者说，是一种慢性灭绝中华民族的经济机制。

　　其五，灭绝中华民族的经济机制源于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七大共识，房地产不过是达成七大共识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比如，教育的标准化、产业化，也都是这七大共识的必然产物。

　　其六，房地产界存在左右之争。左以拯救中华民族为己任，右以灭绝中华民族为目标，所以，中国的左右问题早就不单纯的是个路线问题，也即为大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的问题了，也不仅仅是个走毛路线还是走蒋（介石）、汪（精卫）的路线问题了。以后房地产出问题，不过是蒋、汪路线的必然结果。

　　所以，GDP流向、结构比率和消费结构比率，才是反映经济状态的关键所在。但由于某些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有七大共识，GDP流向和结构比率从来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暗自助推经济崩盘后拿下政治改制和修改宪法这个最后的堡垒。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中国经济一旦崩盘，愤怒的民众矛头指向，首先就会射向执政者。中国是谁执政？中国共产党。在那时候，就为党内的反党分子创造了修宪的社会条件。

　　资产阶级修宪日，就是腥风血雨时。

　　我个人认为，在房地产崩盘前，中国应全面接管房地产，来次房子大锅饭，按人分房，避免社会大动荡。有人说，一个国家经常发生腥风血雨不好，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有人偏偏为腥风血雨制造条件，人也是没有办法的。

　　当然，避免腥风血雨的主动权掌握在人民大众手里，但前提是人民大众的觉醒。人民大众觉醒了，整个社会进入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状态，中华民族就得救了。

　　有人认为我谈经济问题总是说与政治无关的政治问题，并且认为，政治解决不了经济问题。我以为相反。因为，政治是解决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方向、发展成果如何分配，也就是经济制度的机制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其它的都是技术问题，也就是微观层面的问题。

　　所以，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反过来则是政治的延伸。

　　有人认为这是唯心主义观点，所以，他们大批毛泽东，从而达到否定人民大众利益的目的。世界历史证明，只有以保护劳动大众为唯一目标的政治机制，才能保护好人民大众的经济利益，而只有保护好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一个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2009-12-14

　　附文：

　　谁为亡国灭种的楼市巨泡敲响丧钟？

　　http://www.maoflag.net/Forum_sho ... D=1-3&ID=620719

　　侯 宁

　　编者，一位有良心和职业精神的银行信贷人――“湘水之鹤”按：今天晚上,有位不知名的朋友可能从我的博客公布的地址上发了一篇文章给我,看了之后,大感惊讶。我本人是做银行信贷业务的，与形形色色的炒房人打过交道，见识过各种假按揭把戏：有的借全村人的身份证来买房的，有的给不到三岁的小孩做按揭的，有的炒房人成立一个皮包公司自己给自己开出巨大的收入证明的，有的一个人贷款买房五十套，等等，但象这种单纯为骗取银行贷款而把房子自己卖给自己的还是第一次听到，但仔细考虑，这种状况在现实中完全能够实现，如果这种假按揭能够在全国大面积地铺开，我想，房地产生产再多的住房也没有用，那么普通老百姓就只能望房兴叹了，银行体系就将崩溃，整个民族就将接近亡国灭种了。特转载于此，望引起决策层警醒――

　　昨晚，和一个开典当行的同学喝酒。

　　我问同学，“你买了多少套房子，多少间铺面？”

　　“房子22套，铺面12间。”同学炫耀似的答道。

　　“那你花了多少钱呢？”同学虽然是千万级的富翁，但他也不至于能把千万多的钱压在固定资产上吧！我心中默算了一下，非常怀疑！

　　“现在买房子，傻瓜才掏钱！亏你还是个生意人！”同学鄙视的看着我。

　　同学的话，简直令我震耳欲聋，使我目瞪口呆。我连忙虚心请教。于是，同学就对我说出一番匪夷所思、惊世骇俗的话来......以下，都是我同学的话，虽然词句有些出入，但基本语意我还是转述清楚了的。

　　一、 买房不掏钱，你是怎么操作的？

　　同学的话――

　　你知道，我的典当生意完全是靠钱生钱。第一次买房时，虽然我

　　有能力一次性付清全款，但我还是不愿意那么多的现金被房子压死。那时，正流行“零首付”，于是，我一分钱没花，贷款18万买了房(贷款期限为一年)。

　　一年期满，要还房款和利息了。也不知道是我幸运呢？还是我倒霉！那时，我的资金被一笔业务占用了。为了业务，我不仅还不起房款不说，还得另外新增贷款。迫不得已，我找老关系――银行的信贷部经理沟兑。当我吞吞吐吐的把“延期还房款并另外新增贷款”的要求说出来后，没想到，信贷经理却诡秘的一笑，非常爽快的答应了。

　　信贷经理给我出的主意很简单：让我老婆，以两倍的价格，贷款买我的房子，贷款期限也是一年。

　　“两倍的贷款，那就是两倍的利息啊！你这不是变着法的剥削我吗？”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如果到时，你不还款呢？”信贷经理很镇定。

　　“啊......”

　　“被银行收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除去税费后，我还凭空白得了17万。不，这17万我可不能一个人得，我至少要分给他5万。”很快，我反应过来。于是，我对信贷经理会心的一笑......

　　这，就是我第一次买房的经历。

　　我后来的买房经历都与此类似，也就是：坚决的不掏一分钱，全部用银行的贷款买房子；然后，如果遇见不明真象的投资者(说是投资者，其实是傻帽)买房，那就高价卖给他。如果一直没有投资者买房，那就不断的把自己的房子加价转贷给自己，不断的用银行的钱来还银行的债。

　　并且，我是开典当行的，与银行的关系是一般人无法比的。一般老百姓买房，大都选择20年按揭，而我买房从来都是只贷款一年，到期了才还本金和利息。这样操作，不用交月供。而贷款到期后，我只须做做“纸面文章”转贷款一下。实际上，我一分钱也不用掏。

　　唐福珍遗像

　　二、我不信，在实际生活中能有如此荒谬的事情。你讲的是“童话”吧！

　　同学的话：兄弟！我是看你人对，才给你讲这些掏心窝的话。你怎么可以不相信我呢？你要怎样才能相信我呢？

　　作者发言：你就给我讲点实际的例子吧！

　　同学的话：你知道王二麻子是怎么发家的吗？

　　作者发言：“那你说说。”王二麻子是我的另外一个同学，现在是开发房地产的亿万级富翁。

　　同学的话――

　　那我就说说。

　　想当年，王二麻子那个落魄啊！就连他注册公司的注册资金，也是我临时拆借给他的。如今，别看王二麻子表面风光，他拿地的钱，是从银行贷款的；修房子的钱，是建筑商垫资的。总之，他就是一个完全的“空手道”。

　　房子修好后，王二麻子在正式开盘前，通常要举行一个“内部认购会”。这个内部认购，其实就是王二麻子召集公司内部员工和一些象我这样的、相熟的炒房客(或者干脆是一些从招聘会上收集的、众多的、应聘者的“身份证复印件”)，以这些人的名义来买房子，全部用银行贷款来买。这，就是所谓的“开发商囤房”。

　　并且，此次交易上报给银行的交易价，必须比实际的内部交易价提高30%。为什么？因为贷款买房要首付两成啊！举个例子，如果你想收回100万，那你就必须以130万的房价向银行贷款。这样，银行给你的钱就是：130万×0.8=104万；你实际装进口袋的钱就是：104万―4万(给相关银行人员的“好处费”)=100万。

　　就这样，通过开盘前的内部认购，王二麻子其实已经成功的全部收回了投资，把所有的风险转给了银行。到这时，王二麻子才会开始打广告卖房子，并归还“买地的银行贷款”和“修房子的建筑商垫资”。

　　作者发言：后面又怎么操作呢？

　　同学的话――

　　你怎么那样笨啊！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能想到，后面的操作方法，其实与我炒房的方法是一样的，也就是：“如果遇见不明真象的投资者(说是投资者，其实是傻帽)买房，那就高价卖给他；如果一直没有投资者买房，那就不断的把自己的房子加价转贷给自己，不断的用银行的钱来还银行的债。”

　　不过，由于已经收回了按揭贷款的首付款，所以后面的操作并不需要每一次都加价30%，只需按着楼市房价本来的上涨幅度加价就可以了(即每年上涨14%左右)。

　　什么？万一房价上涨幅度不足于支付贷款利息怎么办？笑话，你什么时候看见过中国楼市的房价上涨幅度低于当年的贷款利息了？

　　明白了吧！这，就是中国楼市的房价只能上涨不能下跌；并且，房价的上涨幅度还不能低于当年贷款利息的真正原因！！

　　想想就觉得可笑，居然有学者说，“建筑成本和地价的不断上涨，是房价飞涨的原因。”这简直是扯蛋！其实，“金融成本”才是房价构成的大头，至少要占目前房价的50%。

　　以上海倒塌的莲花河畔景苑为例。网上公布，其楼面价格不到604元/平方米，建筑成本也不到1300元/平方米(其实，网上公布的建筑成本并不准确。市法院电梯公寓的建筑质量总该比它好吧，建筑成本也没有超过1000元/平方米)这么便宜的房子，开发商为什么非得要把它卖到14000元/平方米呢？卖低一点、少赚一点不行吗？答案是不行的。原因很简单，“金融游戏”是有成本的，每这样操作一次，房子就必须加价一次。只有不断的加价，上述操作才有生存的空间。所以，莲花河畔景苑前年卖7000元/平方米，去年卖10000元/平方米，今年就得非要卖14000元/平方米。俗话说“豆腐盘成了肉价钱”。这，就是“金融游戏”的代价！

　　有句话道出了目前中国楼市的实情，“房子是用来炒的，不是用来住的；商品房是卖给银行的，不是卖给老百姓的。”

　　老同学，请你想一想，现在的楼市，房价明明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老百姓的实际购买能力(也就意味着房子永远卖不出去)，为什么房价还会不断的上涨呢？并且，还要“量、价齐涨”呢？原因何在？正在于此！（作者: 田忠国 | 来源: 中国工人研究）

　　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在上海、天津、青岛这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

　　社区围墙，区分贫富的“楚河汉界”

　　同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静安、卢湾、徐汇、黄浦是繁华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而闸北、普陀、杨浦则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记者在当地调查时，连月均收入只有2000来元的司机都说：“闸北、杨浦，那是穷鬼住的地方！”

　　闸北区是上海市的“边缘区”，这里有大批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连片的“棚户区”里聚集了各种低收入者，如从边疆回来的知青、外来打工者等，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据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闸北区申领低保的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业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这里的“低保边缘户”是现有低保人口总数的三倍之多。

　　天津市河西区的梅江居民区有20多个小区，住在这里的都是天津的高级白领、私营业主、企业高管，该区没有每平方米低于1.1万元的房子，最便宜的房子总价也要80多万元，被称为天津的富人区。但在与梅江居民区相邻的小海地社区秀峰里小区，记者却明显感受到“贫富两重天”。记者了解到，这里2200多户人家，843人没有工作，78人残疾，80来户靠“吃低保”过日子。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原国有企业职工。社区干部张宝芬说：“我们这里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都搬出去了，迁进来的，也是收入不高的。没有事业单位职工和公务员，有钱人不会来的。”当地民政干部告诉记者，小海地社区共有40多个小区，十来万人口，基本情况同秀峰里小区差不多。

　　专家指出，开发商从销售角度来看，会通过社区围墙、隔离带或者马路把高档楼盘与低档居住区有意识地进行隔离，这在客观上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呈现固化状态，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如天津小海地社区和梅江区这两片相邻居民区的孩子是不太可能在一起玩耍、上学的。

　　“工人新村”无奈的历史轮回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目中路749号的蕃瓜弄社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上海的贫民窟，矮小的“滚地笼”挤满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区，面貌焕然一新。蕃瓜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小学教科书。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变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区。蕃瓜弄社区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低保户有178户，占比超过10%。蕃瓜弄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社区1964年建成，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里的产业工人，大都是敲锣打鼓来的。因为当时能在这个小区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厂子里的“五好工人”。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工人下岗越来越多，大批产业工人成为低收入人群。

　　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是上海市铁路局的一名机车维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记者看到，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李存荣说，这个小区所有的楼房都是这个样子，杂乱、拥挤、肮脏，而且水费、煤气费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尽管现在居住条件艰苦，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他说，这个房子是因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厂里表现好，于1996年时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纪芬原来工作的企业2001年关门，几百个工人全部下岗，她也只能回家。现在，在上海电机学院上大二的女儿一年仅学费就要１万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荣一个月约2000元的工资紧紧巴巴地过日子。“像我这样的家庭在这片社区里还属于中等。”李存荣说，“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身体还好，没有什么病，邻居家里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难了。”

　　李存荣隔壁家是低保户潘文龙，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力，2000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儿子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学费全靠贷款。为了维持生活，孩子平时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到一家“不夜城”接电话，一小时工资10元，一天要干4个小时。

　　“原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多的地方，贫困群体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如上海杨浦区，当年产业工人50万，占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1/10。目前，该区拿低保的人口有3.4万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2009年初，上海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后，虽然只提高25元钱，但仅仅一个杨浦区“低保户”就骤增2000多人！

　　高房价下的居无定所者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万元的楼盘，开盘就抢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东新区开盘的星河湾小区，周边楼价每平方米2万元，它卖到5万元，总共322套房，一天之内卖260套，总销售额超过40亿元，业内人士称这种情况在世界房地产市场都罕见。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户区和老旧社区的人们，却是连棚屋和老旧房的产权都没有的无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区，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在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居住条件非常简陋。这些房子属于承租公房，居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一个月交四五十块钱的房租。

　　李存荣说：“对我来说，买房就别提了，我们即使卖血，也买不起两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困难户情愿住在十分简陋的住房里，也不愿被拆迁。和病残儿子一起住在 “交通花园”（棚户区）的李继梅听说现在她所住的小区要拆迁，十分心焦。“这里要是拆迁了，我和孩子就没有地方住了。现在尽管房子差，可换个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天津小海地社区居民们最担心的也是拆迁，怕换了地方交不起房租。记者了解到，在天津的南开区、和平区、河西区三个区内，最便宜的一居室的房租在800多元一个月，这样的费用小海地居民是难以承受的。

　　不仅如此，由于住房商品化过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群无房可住。在上海市杨浦区，很多街道已经出现流浪的人群，每个街道少的四五个，多的十来个，居无定所的人群已经给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街道干部表示，这些人平时经常来民政部门反映困难索要低保补贴。岁数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轻点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网吧、急诊室、棋牌室、澡堂等，实在过不下去就偷盗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说，如果政府能给居无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个床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橄榄形”社会形态尚不具备普遍性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记者看到了贫富差距较小的“橄榄形”社会的曙光。至少从本地户籍人口层面，当地均富水平比较高，低收入群体比较少，因下岗、贫穷、失业等问题而产生的上访事件也相应较少。

　　温州乐清市委书记潘孝政说，如果光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乐清目前的社会形态更类似于“橄榄形”，低收入群体约占5%左右，家庭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有10％，余下的大多人均年收入在1万元～10万元。他说，乐清经济总量的95％是民营经济创造的。从乐清市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鼓励全民创业、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橄榄形”社会的可行路径。

　　“草根经济的作用不容忽视，民有是民享的重要路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温州财富神话给人们的最大启示，就是政府对民营经济“有需则让、非禁即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给予老百姓政策支持，放水养鱼，实现小河有水大河满、民富国强。

　　但是，温州的“橄榄形”社会形态也还只是一个仅仅属于本地户籍人口的“青橄榄”。记者调查发现，当地还有300多万外来打工者，他们多数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社会保障很不健全，只有30%～40％的企业打工者有各种社会保险。

　　

　　●贫富分化的民众容忍度调查

　　最近，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的调查揭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城乡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465。而本刊记者调查中也发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普通民众对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不满也日益强烈。

　　贫富分化被关注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二平告诉记者，过去6年他们在做社会问卷调查时，将“中国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列了19个备选项，在调查的5个省40个县中，老百姓都认定排在头两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和贫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个省才有变化，如环保、住房等。

　　长期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说：“收入差距扩大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

　　各行业收入苦乐不均的现状也越来越突出了。杨宜勇说：“中国纳税百强”几乎年年是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具有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电力、钢铁、交通、汽车等企业总能出现在沪深两市业绩增长排行榜的前列，这都反映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持续快速增长。

　　民众不满“被平均”

　　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速超过经济增长，这一数字一公布，引起公众哗然，很多网友质疑自己工资“被增长”。而专家的调查也显示，高“平均数”背后掩盖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

　　具体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高平均数也极大地掩盖了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刘稚南说，去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于平均数。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副队长纪中锐告诉记者，青岛市去年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为20646元，低于平均数以下的城镇居民占到总数的65％。

　　拥有1.5万名正式职工、9500名农民工的青岛港集团是一个效益良好、职工收入高的优秀国有企业，去年该集团人均年收入７万多元，是青岛市民平均水平的3倍半。但记者发现，这个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绝对额近10年多来是年年上涨，但在整个企业中的收入地位却不断下降。与管理层的平均工资相比，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从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10年内青岛港管理层的工资增了五倍，而一线的工人仅仅翻了一番，尽管工人的绝对工资水平并不低，但是与管理层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在著名企业海尔公司，其普通员工工资每月只有1500元左右，而中层以上的收入每年大都在10万元～20万元，甚至更高。

　　该对贫富分化说“不”了

　　记者调查中采访到的多位社会问题专家均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很多人有一种被剥夺感。

　　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骏说，如今出现的很多民生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比如说，上海市的退休工资比在岗的最低工资标准960元还高。他指出，社会不怕贫富差距，就怕个人没有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群众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增加，因为生活中的压力不断增加。而这种不安全感又表现为多个等级：第一，生计困难；第二，就业压力；第三，有收入，但是没有稳定的安全预期；第四，对社会公平有看法。

　　中国社科院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研究员认为，“仇富心理”的提法实际上是不对的。所谓的仇富，只是对某些利用不合理手段进行权钱交易的群体的不满，而不是笼统地对所有富人的不满。

　　著名学者薛涌在其多篇专栏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拥护市场经济，对正当渠道获取的财富相当尊重。没有人仇恨姚明，没有人仇恨袁隆平。之所以有“仇富”的说法，是因为许多富人的财富来得不正当。他指出，均富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美国作为一个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发达国家，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度其实比中国还要低得多。而目前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正在伤害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必须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了！

　　●推进社会公平靠改革

　　许多社会问题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社会各种矛盾和群体性事件频发与贫富分化问题密切相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必须依靠改革来解决。

　　初次分配就应体现公平

　　中山大学教授舒元表示，过去近20年的数据表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已经表现出过度向政府部门、向大型企业倾斜的趋势。“最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结构不合理，两极分化有逐渐加大的趋势，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当中，资本所得的部分不断上升，劳动收入所得不断下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指出：“收入分配问题，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则主要是体制问题、政策问题。对收入分配问题，一定要从体制运行、发展战略、政策调整和宏观决策机制等方面来研究和解决才有成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说，近几年来，我国各地群体性事件频发，其背后的原因是利益分配格局长期处于失衡的状态。2007年他在11个省市发放4000多份问卷调查，80%以上的受访者对社会公平度的认可很低。

　　郑功成说，社会不公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过去过分追求效率优先的结果。虽然中央政策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很多改革的措施没有考虑到公平。由于缺乏公平，导致利益的调整缺乏合法性，无法得到被调整的一方的认可，进而会表现为诉讼、上访。因此，现在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应该考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现在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怎么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当务之急。

　　南开大学教务长朱光磊教授认为，首先应在初次分配中给群众以“公平感”，让相关利益方在感觉上都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公平的。

　　对干部的考核应以“民生”为导向

　　不少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改变传统的政绩观，淡化GDP指标，把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作为考核干部的依据。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曹可元说，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适当调整投资的幅度，给民生更多的投入，加快社会保障的建设进度。他认为现在的考核制度设计有很大问题：一方面强调重视民生投入，另一方面又拼命地追求GDP的高增长率。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高投入、高增长成为主流的声音，大的项目对GDP的拉动见效快，政绩明显啊！这样的领导往往被认为是“有能力的”，能得到快速升迁、重用。而做民生工作，是花财政的钱，为老百姓服务，但老百姓没有话语权，在干部的升迁方面说不上话。

　　郑功成说，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意识还不够强，还是传统的政绩工程观，满脑子都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意识到社会保障的建设不仅能改善民生，还能调整经济结构、使消费拉动经济的短腿变长。中央应尽快制定出台新的干部考核评价政策，把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最主要指标。

　　二次分配应加大改革力度

　　多年从事房地产业的天津格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华志忠表示，推进社会公平建设，应该在二次分配中加大改革力度。例如，从消费环节加大对富裕阶层的税收，以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谐。在房地产的税收方面，可以实施“穷人免税、中产低税、富人重税”的房屋使用权税。华志忠说，目前该政策迟迟难以推出的原因在于既得利益者的群体过于庞大，但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安定还是应该尽快实施。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阶段，最大的威胁不是综合国力支撑不了民生需求，而是还没有切实有效地秉承社会公平。他说，以现在中国的财力，完全有条件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不能把老百姓的胃口吊高”成为普遍的论调，很多政府部门是做了好事不说，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政府应该提前把未来的计划和即将采取的措施告知老百姓，让老百姓有一个稳定的安全预期，也就是说，好事不仅要做好，而且要早点告知，越透明、越清楚，效果就越好。

　　（作者: 葛如江 沈锡权 孙洪磊 | 来源: 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