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之后的美元动荡不安。11月对日元、欧元等主要货币均创出阶段性新低。以美元计价的黄金，也在频创历史新高。进入12月份，美元虽有间歇性的反弹，但从中长期来看，美元下跌是不变的基调。美元的弱势变相地加速了人民币升值。近二十年的中美汇率之争，历次的矛盾焦点在于出口和贸易顺差。金融危机之后，美元的弱势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风险特征：

　　（一）

　　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美国政府救市和注资方案耗费了巨大财力。美元的贬值伴随着美元的发行，使得美国政府能变相征收‘铸币税’，掠夺他国储备财富。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2．27万亿美元，其中大约70％，共计1．6万亿为美元资产。美元的贬值意味着美元标价的中国需求物质，如石油、飞机、黄金等的上涨。中国的1.6万亿美元储备的有效购买力正在缩水。

　　温家宝认为中国经济现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总理的担忧不无道理。一方面，复苏后的中国经济正有二次探底的隐忧。08年中国经济的反转过度依赖于投资的拉动。今年三季度中国GDP的增长，投资贡献率超九成。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美元的贬值限制了中国出口的有效反弹，不利于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二）

　　另一方面， 中国国内通货膨胀预期在上升，已出现物价上涨端倪。美元的逐步走低会带动以石油为代表的基础原材料价格上涨。这种输入性成本推动，会对2010年中国通胀压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两年前，2007年10月国际石油价格高企，国内成品油价格倒挂。当月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5%，达到10年来的高点。

　　美元的弱势对中国经济的新影响，还表现在危机之后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之后，中国越发成为热钱和国际游资的首选流入目标。在人民币升值和美联储低利率政策的背景下，热钱进入中国几乎可以稳赚人民币升值的汇差和中美货币利差的双重收益。国际游资涌入后，首选目标是推高中国的资产价格，即主要为楼市和股市。刚闭幕的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义房价稳定成主导方向。美元的走弱，不利于中国抑制投机性购房，维稳宏观经济。

　　（三）

　　躲过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国经济，相似于85年‘广岛协议’前后的日本：两国都有美国远不能及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有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巨额外汇储备、都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都有宽松的银根和货币政策环境、都面对要求本国货币升值的国际压力。85年9月，日本政府同美、德、法、英四国在纽约广场饭店签订协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下调’的广场协议。协议后，美元对日元迅速贬值，国际资本急剧涌入，日本出现以高房价为代表的金融市场泡沫，并最终破灭。随后，日本经济增速大幅下滑，进入长期衰退。

　　如果说金融危机之前的中美汇率问题，焦点主要在于出口和顺差。那么，危机之后，随着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的改变，这种汇率风险的管理已经质变至宏观国家利益层面。任何正面的人民币大幅升值或美元的变相贬值，都有可以影响现在敏感的中国经济。疲弱的美元对中国的影响，已难停留在战术层面，而是事关宏观经济安危的新国家风险。

　　(四)

　　翻开国际金融史，六十年代的西德政府也出现了本币大幅升值、在美国的压力下难以保持独立汇率政策的局面。60年到90年，德国马克累计升值近3倍，德国却没有出现像日本那样的经济衰退。前西德政府同日本最大的区别在于，同样在本币升值的背景下，政府有效地控制住了国内金融市场和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在很长的时期内，西德政府一直将抑制通货膨胀、控制国际资本流动、抑制资产泡沫作为首要经济政策目标。西德政府在本币升值的背景下，对内压制资产泡沫，以保经济稳定增长的成功案例，值得目前的中国借鉴。

　　在外交方面，七十年代末期的沙特政府也提供了借鉴。1978年，沙特阿拉伯政府的外汇储备和海外资产约为650亿美元，其中有80%为美元资产。当时的美元疲软，日益侵蚀该国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外汇储备的价值。 沙特政府并没有被动接受，联合欧佩克国家在提出改革以美元作为石油结算货币体系，用一篮子货币对石油进行定价的口号。欧佩克国家的一致外交行动，最终促使当时的美国政府施行了更强硬的通货膨胀政策。

　　以史为鉴，中国货币的汇率同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密切联系，难免会影响到东南亚诸国、非洲等经济共同体的利益。人民币汇率问题正在国际化，中国的货币外交也应该国际化。

　　奥巴马访华，中美汇率谈判无果而终。在明修栈道不成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很有可能采取暗渡陈仓的方式来干预中国和世界。面对新形势，刚刚躲过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国，在管好自身货币-人民币汇率的前提下。有必要采取其他的内政和外交手段，抵消弱势的美元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威胁。这是中国在危机之后的国家风险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