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看到一则消息，说中国硅谷高速扩张。大意是在号称“中国硅谷”的北京市中关村地区，领取营业执照已缩减到两个工作日，目前两天内领照的高新技术企业已达400家。有关人士预计，中关村地区以此条件，今年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将以高于200%的速度增长。我不禁哑然失笑。好几位朋友最近刚刚在中关村领了高新技术执照，其业务虽然都是与信息产业有关的，却并不是什么高新技术，说穿了无非是组装倒卖计算机或软件而己。这也难怪，中国最著名的“高新技术企业”、计算机行业的龙头老大——联想集团，不也只是组装吗？
这大概就是“橘逾淮而为枳”。在美国，硅谷是信息技术的发源地，更是掌握信息产业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虎踞龙盘之地。到了中国，硅谷却成了信息产品的集散地了。中关村一度还曾经开发过一些有点意思的技术产品，像四通中文打字机、CCDOS、方正排版系统等，但是到今天，除少数产品还能继续存活下来以外，大多数产品都已经退出中关村舞台，甚至退出了国人的记忆。今天在中关村经营业绩比较好的大概有几类，一类是有走私渠道的，一类是给外国公司当销售代理的，再有就是做外国公司的OEM。凡是以自己开发的产品闯市场的，现在大多都在激烈的竞争中苦苦挣扎。而且，所谓自己开发的产品常常是那些大公司不屑一顾的边角缝隙产品。还是四通董事长段永基实在，他坦承，中关村过去二十年的成功靠的是技术贸易，并不是技术开发。
中关村已经如此，其他各地的所谓硅谷更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在这个跨国公司生产和贸易全球化的时代，不要说中国可能产生不了硅谷，甚至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会有真正的硅谷。印度的班加罗尔被誉为软件王国，“东方的硅谷”，我看值得推敲。诚然，欧美各主要软件生产商都在班加罗尔设立了生产车间，每年的软件出口量很大，高达几十亿美元。但是要知道，仅微软一家的市值就高达3000多亿美元，与此相比，班加罗尔就只是软件打工者的集中营而已。最近有报道说，目前印度南部的卡纳塔克邦上个财年的软件出口额高达12亿美元，但它面临着邻近安德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的挑战，为此卡纳塔克邦决心进一步吸引外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便在竞争中取得上风。可以想见，随着软件打工者园区的进一步增加，美欧信息产业的巨头们将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利润自然会变得更加丰厚。其实，硅谷只有一个，那就是以美国为主的信息产业跨国公司所在地。其它各国各地区的所谓硅谷，无非或者是它们的生产车间集中地，或者是它们的销售公司集中地。四通公司会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们的中文打字机很快被爱普生、松下、佳能等公司的打印机所取代，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生存下去的唯一优势是原有的销售网络，于是只好顺理成章地成为跨国公司的代理。清华同方也会告诉你，他们根本就不打算开发自己的硬件和软件，因为在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面前，高额的开发成本不一定甚至一定不能转换为市场效益，何苦去自找苦吃呢？作为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还是老老实实组装计算机为好。虽然是做了别人的销售商，至少还可以有销售利润可以进账。
这就是所谓全球生产销售分工体系，这是全球化时代赢家通吃的真实图景。在这个体系中，欧美的硅谷、钢谷、光谷、生物谷居于核心地位，攫取了绝大部分利润，其他各国各地则成为打工者，相互竞争，自相残杀。去年以来，广州、深圳、武汉、合肥、杭州、天津都已打出了建设“硅谷”的旗号，争相吸引硅谷大公司到本地区来设立合资公司。据说，作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聚集着北大、清华、中国科学院等70余所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每年都有上万项科研成果出台，是世界智力最密集的地区；享有“华中硅谷”之称的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汇集了华中理工大学等全国23所高等院校，56个科研设计单位，10个国家重点开发实验室，700多家技术开发机构，如此等等。但是在政策制定者和政策诉求对象——跨国公司——看来，这么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真正意义并不是能开发出具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级新产品，而是意味着有多少可供挑选的技术打工者。
当然，现实地说，如果不去争取打工机会和资格，可能连饭都吃不上。各地所以争相拆巨资建设“打工硅谷”，提供各种优惠配套措施，深层道理恐怕也是在这里。然而，“硅谷热”在各地的兴起可能还有其他许多奇怪的动力组合。比如有大跃进式的幻想，有哗众取宠博取政绩的私念，有所谓引进先进制度文化的诱惑，有对中国现有技术人才的不切实际的高估，更有媒体望风炒作。与此同时，真正的难题却被回避了，经济的萧条，国有企业的亏损破产，税源的萎缩，工人农民叫苦不迭，官员的腐败。我担心的是，正像九十年代初期的开发区热一样，如此硅谷热会不会同样造成大量土地的浪费，巨额国有资产被挥霍，银行坏呆帐进一步增加，跨国公司对中国各级政府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而中国技术人员的自主性则进一步被削弱。
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部长朱丽兰的确比别人更有远见一些。在去年财富论坛年会上，她楞是提出反对中国滥造硅谷：一味地模仿，什么也干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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