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文化创新之路（下）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专访王岳川教授)
四 文化创新与国家文化安全
问：今天的对话从太空时代的中国文化开始，经由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创新问题，最后还原到“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这一落脚点上。您能否谈一谈西方霸权话语与国家文化安全的问题？我们来如何来应对这些问题？
答：西方霸权话语全球化和妖魔化中国的问题，如今愈演愈烈，直接影响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值得空前重视。
简单地说，西方当代文化全球化推行的方式是“三片文化”与“三争文明”！第一是大片。今天的西方大片哪一个学生不看？现在你还在看印度的电影吗，虽然印度是全世界生产电影最多的国家，每年有1000多部，是美国的两倍左右。但我们的视觉趣味被美国锁定了，东方审美欣赏的习惯已经被美国人改造了——非大片不看。第二薯片。青年一代吃薯片长大，虽然你可能知道油炸食品都是垃圾食品，但你照吃不误，并通过胃感受到一种外来文化的重量。第三是芯片。我们的电脑里面不是装Windows吗？只要上网，美国情报系统只要需要都可以通过特殊技术把我们电脑里所有的材料复制拿走。大片控制了我们视觉娱乐，薯片控制了我们的胃，芯片控制了我们的创造性和文化安全性。那么，作为崛起的中国有什么可以跟西方相比的不断全球化的力量？有怎样的可以反控制的文化战略和国家文化安全措施？
西方的“三争”文明认为：人与人之争是竞争，群体之间是斗争，国际之间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是谁发动的？是以现代性为代表的西方发动的。这难道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落后挨打，淘汰出局，弱肉强食——今天东方已经在西方推行的“丛林法则”中学会了这一点。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导致战争不断，世界不得安宁，这无疑是西方“三争文明”对全世界推行的结果。
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中国“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随着中国国际形象改变，西方对中国的不友好的声音还出现在英国、德国、法国，以及一些亚洲发达国家中。为什么近年来美洲、欧洲和亚洲最强盛的国家对中国都不太友好了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真正崛起了！于是，冷战思维模式的幽灵重新作怪，认为国家间关系非友即敌，国际关系就是二元对立。这样一来，中国的崛起似乎对他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构成威胁。在这种过时的文化冷战模式中，西方乃至东亚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污蔑之谓“黄祸”、“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文化安全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安全紧密联系。当今世界在西方三争文明的主导下，出现了诸多问题，诸如：朝核问题、东海局势、台湾问题、南沙群岛纠纷、克什米尔问题、伊核问题、巴以争端等等，都从亚欧大陆的亚洲部分引发为突出的国际问题。
我认为，大国文化应放在国家形象首要位置。英国撒切尔夫人说：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用来推进自己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术，今天中国出口是的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她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看中国的，认为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成为知识生产的大国。换言之，即使中国在巨大的经济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但是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这就告诉我们，西方人不太看重一味地提升物质财富和金钱爆发，而更看重一个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文化输出的力度。
当代文化既不是纯粹的美国消费主义文化，也不是欧洲式的贵族古典文化，更不是中国传统依仁游艺的人本文化，而在变成不中不西的多面杂糅文化。这一后殖民话语的“文化中断”，将使国人文化认同与文化寻根成为问题纠结之所。中国文化的被西方现代性整体“断根性”正在修改着东方文化指纹，正在改写着国人的心性价值。中国文化不应再亦步亦趋地追逐西方潮流，我们必须扬弃西方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艺术的低俗性和虚无性。
我们应该坚持文化创新。如果说过去一直是西方在影响着中国，那么从现在开始，中国应向海外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欣赏中国的文化！这样世界就会认识到：经过汰变的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人眼中的那种扩张性文化，不是持“中国威胁论”人士宣扬的那种冲突性文化，不是19世纪后西方人眼中的愚昧落后衰败脆弱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有深刻历史感和人类文明互动的历史文化，是具有书画、琴韵、茶艺等艺术性很强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博爱文化。
问：大国崛起之时的文化输出和精神现代化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密切相关，对此您怎么看？
答：当今世界性文化重大转折景观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大格局。对此，我们不可不察！应该把国家战略的建构和文化外交方略的制定联系起来，在可持续的文化发展和精神生态平衡中，将东方文化的和谐精神不断播撒向整个世界，在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中，使中国文化整体创新成果世界化，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中国精神现代化应该全民展开，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精神价值财富，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本民族高度想人类共同高度出发。这意味着，中国文化拿来输出中的自主创新，从而使得中国思想成为人类思想。新世纪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在大国崛起时尤其值得注意。中国在“物质现代化”以后，要尽快实现“精神现代化”问题。中国在“拿来”了一个世纪以后，我们也要向世界介绍我们的优秀文化。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文化有什么普世性的当代意义？在我看来，中国维护祖国统一的精神是古今始终的；中国倡导人与世界的和谐相生的思想文化、艺术文化、民间文化精神，仍具有其勃勃生命力；我们有100多年的近代史耻辱，所以我们坚信思想开放精神；中国人对科学与知识的崇拜使得处于成长期的中国有独特的后劲，使得中国崛起有了广大的群众国家认同的文化心理基础——虽然我们的大学还有着许多负面与不足，但是只要这个国家在努力办大学，只要大学把自己美好的德行发挥出来，这是我们的自豪。我们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多的大学生，这些人今天也许是微弱的，但是明天，他们将影响世界进程。
中国经济实力已经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强国，二、三十年后将与美国一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我认为，新世纪没有任何列强可以影响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能够影响的只有中国的精神现代化和国家文化安全！因此，坚持中国“精神现代化”和世界“文化现代化”，是未来人文学者的重要工作。对此，我们应具有更清醒的认识!
问：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当代需要文化自觉和自信，另一方面，如何使被西方中心文化长期边缘化的中国文化世界化，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答：这的确是关涉到“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在我看来，一个能够广泛地影响世界的大国，一定是一个思想家辈出，在参与世界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生产中，不断推出新的整体性思想体系的国度。更直接地说，就是不再拼凑他国的思想文化而成为百衲衣，而是以中国经验中国元素去建构社会生活理念和生命价值观，去成就自己文化形象的整体高度和阔度——在人类文化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前进的文化力量。可以从三个方面透视。
其一，要破除对西方的仰视心理，对西方目前存在的诸多“现代性弊端”加以质疑，对那类缺乏反思不断追随西方现代性，将中国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和实现西方思想的工具的做法，加以真切的反省。进而看清美国在物质主义和视觉主义取胜的同时，其不断衰落的人文教育和不断滑坡的精神世界导致的对人类未来走向的严重盲视。换言之，我们必须在西方世界“理论热”被视觉化和世俗化消退之后，开始在反思层面上重新思考人类文化向何处去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交给美国研究者去思考而我们似乎只能不断被动接受。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其二，认清“去中国化”在半个世纪的种种严重危害，弄清其根本问题的深层症结之所在。在我看来，“去中国化”现状隐含了一个严重的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横加干预的文化政治问题。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霸权主义开始急速升级，在其不断干预下，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了“去中国化”的恶性进程。
历史资料表明：1945年，朝鲜半岛从日本统治中解放出来，在美国的强力干预下，朝鲜教育审议会通过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废除汉文全部使用韩文的决议。其后制定了《韩文专用法》，在小学教学中完全废除汉字教育，仅仅在初高中教一些常用的生活汉字。在朴正熙时代，韩国进一步颁布了韩文专用企划案，全面废止了小学和初中的汉字教育，同时韩国公共机关全面禁止使用汉字。前些年我去韩国，从仁川机场到汉城市里，几乎看不到一个汉字。仅仅在几家中国书画店铺看到中国字。韩国的去中国化可谓非常彻底。战后日本投降后，转身成为美国的崇拜者。美国要求日本全面“去中国化”，这个千年来受中国文化恩泽影响深远的国家，加速了废除汉字的历程——中学课本中很少有汉文诗文，轻视汉字的政策导致了青少年一代对汉字的隔膜，日本年轻学生对汉字和汉字书法日益疏远。加之其崇拜美国大兵，全日本重视英语的后殖民倾向相当严重，昔日的汉字词汇和日语词汇正被英语音译的假名所代替，日语中的英美外来语充斥，日本成功地进行了“去中国化”策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日益“脱亚入欧”。
1945年以后，进行了差不多200年的越南语拉丁化运动开始加速，曾经“中国化”的越南知识阶层开始推进拉丁化文字在越南的普及并成为正式的越南文字。这种从废除汉字到全盘拉丁拼音化文字的进程相当彻底，汉字在越南已经被彻底废除，拉丁字母化的越南文字，成为这个曾经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小国的国家文字。
同样，新加坡是华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占人口总数的75%），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在二战前一直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据点，后经莱佛士努力而逐渐发展成繁荣的转口港。1942年后被日据三年半后归英国管辖，1946年英国将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去，充作英国的海外基地和在东南亚势力的象征。最后，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宣布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通用华语、英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但政府机构等多通用英语，学校也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可以说，这个华人为主体的国家重视英语轻视汉语的后殖民景观比比皆是。
可喜的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军事的崛起，中国的大国地位获得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认同。于是中国文化和语言重新获得了周边国家的重视。尽管“去中国化”的论调仍不时地冒出来，但整体上“再中国化”已然成为中国周边国家逐渐明晰的基本文化战略。可以看到：韩国从2000年开始恢复使用汉字，并在中小学推行1800个汉字教育；日本也在“脱亚入欧”的喧嚣后让日本学生重新开始学习汉语，每年都有数万日本学生人接受汉字水平考试；而越南与中国的边贸十分火热，汉语也成为与英语同样的热门外语；新加坡政府近些年来主导民众“讲华语运动”，新一代华人使用普通话的现象日益普遍。可以说，新一轮的汉语热，说明了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中国的发展将带动周边东亚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
但是，台湾地区所谓“教育部”仍在逆历史潮流而动，肆无忌惮地兴起“去中国化”浪潮，修订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不仅将教材中的中国历史文化大量削减，而且将“中国文字”改成“汉字”，“国语文”、“中文”改成“华语文”，“乡土语言”改称“本土语言”，凡是有“中国”、“中”或“国”的字样，都强行拆除、取缔。这种文化分裂主义的做法同国家分裂主义一样，是历史的倒退，必定失败无疑。
需要注意的是，当代中国的一些食洋不化的全盘西化者，无视中国大国崛起的事实，坚持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这种后殖民心态使得他们将自己的姓名改成洋名，对坚持中国文化创新的学者加以打压，听到“中国元素”就指责为封建保守，见到“中国经验”就称为民族主义，谁提出“中国文化身份”就给谁扣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谁坚持“文化输出”就认定谁“反对现代性”。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文化虚无与文化失败的情结与“去中国化”的逻辑，居然具有内在一致性。
第三，新世纪中国学者需要重新体认并提出真正意义上的“天下观”。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家是政体，而天下是胸怀眼光和道德仁礼。如果说，“西方的天下观”是全球化的同质化的单边主义，那么，“中国的天下观”就是提倡多极均势世界中的文化差异多元主义。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不仅关涉到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近代中国文化发展，遭遇到西方霸权话语的“合法性”暴力，他们制订政治尺度和文化条约，我们只能遵守执行。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的西方征服者，通过战争获得了西方文化话语的高势位，迫使中国文化全面失效，并一直游离在世界文化话语规则制定的边缘。如今，中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意识到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人类物质生产加工厂的地位，也不应该基于若干个人财富积累而去走一条非可持续发展道路，更不是要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中国威胁论”。而是通过个体的文化修为，促使民族文化逐渐走向自觉、自信、从容、高迈，不再渴望中国文化走向“西化”，而是渴望中国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在差异性文化互补中，提升人类内在心灵境界。
问：可以说，文化创新与文化输出是您学术研究的基本特征，那么，作为一位从事思想与知识创新的学者，您是如何在您的学术生涯中体现出不断创新这样一种状态，并最终促使您对东方文化世界化进行思考和实践的？
答：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并非我一开始的选择，而是我学术生涯的自然生发的某种必然趋势。创新并不仅仅创造某种东西，创新有三个方面，一是相对于旧的，提出一种新的；二是相对于低浅的，提出一种高深的；三是相对于特殊的，提出一种普世、共识的，第三种尤为最重要。创新就是从一个点生发开来，做大、做深、做高、做强。因此，创新总是需要一种超前意识和敢于突破的勇气，不气馁、不焦躁、不畏难。
从我个人学术经历上说，我的学术生涯是不断创造推进，并不断顶着压力和敌对，坚持前行，而且时间和实践证明我是对的。我想起《老子》上的一句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上士往往与你心有灵犀，能一拍即合，这证明“德不孤，必有邻”。中士属于一般的人，他们意识到某种趋势即将来临，但将信将疑，需要高人的点拨和启发。而一些下士不理解很正常，因为他们读的书太少，眼光太短，加上一些人盲视而自负，需要长期陶养才有可能成为有用的人士，大部分人将为生活所迫而终生碌碌无为。下士、中式、上士是一个从低浅到高深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特殊到普世的过程。因为，“大道周遍宇宙”，只是人们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而已。能体悟大道、大的历史发展方向的人，才是具有了一种世界性、整体性的眼光，从而引领时代潮流。所有的这一切概括起来，就是推进与开新。
这里，可以总结我近30年的个人思想史推进脉络：
1981年，我写了《杜甫诗歌意境美》，成为用西方美学方法研究中国唐代诗歌的先行者，有人不认同，但今天已经成为共识。
1986年，写《艺术本体论》，扬弃艺术反映论认识论，当时政治批判如黑云压城，如今本体论成为文艺理论界的共识。
1987年，着手翻译《文艺现象学》，推进中国的现象学研究，很多人不理解，如今已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1989年，写《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在西方后现代如日中天之际引介入中国，并进行理性的批判分析，当时各界学术人士批判我的人很多，如今后现代成为语境和重要思想方法论。
1997年，写《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研究后殖民文论的著作，如今后殖民成为当代国际文化语境和重要学术领域，研究著述不可胜数。
2002年，写《发现东方》，全面提出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文化发展战略，遭到很多人强烈反对，认为中国文化没有必要发现，也没有必要输出，而现在“文化输出”被写进了十七大报告成为了国策。
2003年，写《全球化与中国》，提出全球化不是同质化和美国化，而是尊重差异化和文化对话，一些全盘西化的人反对，今天证明我坚持了“政治正确”。
2005年，写《文化书法与走近经典》，遭到很多书法界人士反对，现在“文化书法”“走近经典”成为书法界最认同的理论和中国新世纪书法发展的方向。
2006年，写《太空文明时代》论文，并在上海《学术月刊》发表，遭到很多人反对，现在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印度都成立了太空司令部，中国也准备登月，说明太空文明时代已进入大发展时期。
在今年，2008年，我又写了《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肯定又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是美国消费主义文化等引发的世界范围的多项危机共振，将证明世界不能走西方美国一条路，东方文化的世界化同样重要。
可以说，我的学术生涯不单是一种自我的选择，更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强调中国立场的重要性。从研究古代学问到中国文化世界化，无论关注对象有何变化，研究方法有何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中国立场与中国精神。正是在这种立场和精神之基础上，我能够不断从时代中超越出来，去探索未知和即将到来的文化思想方向。真正的学者不是占有真理，而是投身真理。对投身于中国文化的重新发现和世界化，我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