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总给人一种孤傲和清冷的感觉。。。
读过几年书，也写过几篇裹脚文，在文化圈也认识几个所谓的文人朋友，虽然不敢将自己列入文人之列，但自觉对文人还算有几分了解，随着读书阅历的增长和对文人的解读进一步加深，无论历史上的文人，还是现实中的文人朋友，陡然觉得文人的印象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真切，恍惚之间，对“文人到底是个啥东西？”这一命题顿觉很难予以界定，大有一种“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到何处去？”困惑。想这个问题，大概也是所有文人都想回答的问题，但是翻遍古书，我至今也没有从中找到贴切的答案。
所谓“文人”，我想应该是指所有文化的人。但是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又不是这样，那些在数理化等方面有专长的人似乎又不在文人之列，对他们人们往往称作技术人才、专家或者学者之类，算不上真正的文人。在现实社会中，能够真正称得上文人的好像只是指那些在文学上有一些造诣的人，比如精通诗文、绘画、音乐、美术等方面有专长的文化人，这到底这是为了什么？我考究了很久也没有弄清楚。也许是中国人的思维定势的原因，也许是约定俗成的影响，总之，“文人”的概念我始终觉得是很模糊的。尽管如此，这丝毫也不影响我们思考“文人到底是个啥东西？”这一问题。
从我对“文人”的理解来看，文人在古代称作“士”，现在叫“知识分子”，但仔细想想，“士”和“知识分子”好像也不能完全画等号，因为“士”偏重“文”，“知识分子”又好像“文理”兼顾，只能说“士”大约是“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分子”大约是“士”。总而言之吧，我们就当文人是有文化的人来看吧。
在中国这块国土上，文人的地位是很特殊的。从理论上看，最受人尊崇和顶礼膜拜的“天地君亲师”，文人仅次于天、地、国君、父母，排在第五位；在世俗的眼光中，“士农工商”，文人排在第一位。但在真正的现实中呢？好象又有“十儒九丐”、“家有二亩粮，不当孩子王”、“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百无一用是书生”等等说法，文人的地位确实也为社会不屑一顾，人们并不把文人当成那么一回事。古代的一些帝王和权贵，为了歌功颂德和附庸风雅的需要，有时把文人的地位抬的很高，有时好像对文人的意见建议从来也没有真正当作一回事。鲁迅先生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好，“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华盖”很富丽堂皇，但是面对现实又常常无可奈何。这句话，我想就很好地说明了文人在社会中的真实地位。牌子挂的很高，也可以装装门面，如果你想从牌位上走下来，登堂入室或者走上台面，对不起，桌子上没有你的位置！这又让我想到了部队的“参谋”，大概文人的地位也只有“参谋参谋”而已，至于举箸就食或者进行决策，那就免了吧！真是也应了那句俗话“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如果没有一官半职，文人也就只好在旁边侧身“参谋侍从”了。
但是不能让人理解的是：无论大文人还是小文人，往往又是不甘于寂寞的，在文人的心里始终就存在着一种天然的染指权力、参与政治、插手干预现实、觊觎利益的欲望，这就注定了文人的不幸。虽然文人都自视清高，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常作“富贵于我如浮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状，但在文人的内心深处，从古代的童蒙诗开始，开宗明义受到的却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好文武艺，售于帝王家”、“学而优则仕”的充满玫瑰色梦想的教育，这种积极入世的思想，经过长期的积淀，已经浸润在文人的血液和骨髓深处，形成了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然理想和“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责任和使命，他们愿意为主义奋斗、愿意为真理舍命、愿意为大义洒血，虽历经厄难，但仍矢志不坠其精神；他们在愚昧中让人看到睿智、在黑暗中让人看到光明，在困境中让人看到希望，并且千百年来薪火相传、存灭继绝、坚守文明、传播理想，始终葆有强大的生命活力。文人身上的这种文化张力和文明火种、文明河流的燃烧与流淌，有时尽管会遇到权力和世俗的阻挡，有的文人为此也曾搭上了卿卿性命，但从整个文人队伍来来，却依然是激流跌宕、滚滚向前，从战国时期屈原遭故国抛弃投入汩罗江、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老舍的“投湖自尽”、历代“文字狱”，无论是自杀还是他杀，都没能阻滞文人热衷政治的欲望和激情。文人的悲哀乎？文人的宿命乎？真的无人能够知晓！
在平时的读书中，我曾经分析过古今中外许多文人的生命轨迹和性格要素，研究发现文人大多都有某种性格缺陷。司马迁耿直，坚信是非功过、胜负输赢，自有后人公论，所以即便受到令人屈辱的“宫刑”，他仍然隐忍苟活，最终写成了被鲁迅先生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他用自己的那份执着和坚韧向世人证明了他的正直和伟大。战国、秦朝时期的李斯汲汲于权利，结果他为秦朝谋划一生、却没有为自己谋划一条活路。东汉时期的文学全才蔡邕，也就是那个写《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的父亲，恃才疏狂、傲视朝野，高标见妒，最后被司徒王允所害。《三国演义》中的杨修私窥曹操内心的秘密、聪明反被聪明误，白白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南北朝刘宋时期的谢灵运是一个超级大玩主，他不仅恃才放傲，在玩上更是花样翻新，简直玩得让人心跳。据《宋书·五行志》和《资治通鉴·宋纪四》记载：“（谢灵运）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山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这种玩法以至于浮华奢靡、滋扰百姓、骚扰地方就是现在看来也是十分过分得，这也难怪最后他被人很参一本，遭人诬陷落了个“买兵器，结健儿，欲谋反”的罪名，惹恼了皇帝，“诏于广州弃市”。也许只有等到这个刀起头落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才高如果无形也难抵这一刀之痛的道理。唐代大诗人李白纵怀旷世之才，但由于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也只能“我辈大笑出门去”，终生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类似的事例很多，这些文人的不幸遭遇，当然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但从某个角度也足以说明文人生命力的脆弱和性格上难以调和的悲剧特质。
文人还有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毛病，那就是“文人相轻”、“文人相妒”、“文人相害”。虽然文人有时候也和其他人斗，比如文人玩政治和与小人斗，但是好像在玩政治和与小人的斗争中总是不占上风，往往以失败而告终。我反复分析：文人有文化、有谋略，为什么就是玩不过别人？对这个问题，我一直也没有找到答案。冒昧猜想一下，大概政治之于文人显得过于钢硬，文人纤细的身躯不足于抵抗得了的缘故吧？文人在和强权政治斗争中，永远都是多以失败作结的。至于和小人斗也失败，我想可能是文人大概觉得自己还是个君子，有背后的道义作遮羞布，不屑于使出一些“下三烂”的手段而心里有所顾忌，所以在和小人的斗争中，就败下阵来了。
既然玩不了政治，也斗不过小人，文人那么也只好在自己得文化窝里斗斗来“取乐”了，因此文人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斗起来往往也就格外起劲、格外血雨腥风，非斗出个是非高低、你死我活不可。比如李斯之于韩非、王安石之于苏东坡、王允之于蔡邕、曹丕之于曹植等等，其中的彼此相轻、相妒、相斗、相残都可以隐隐感觉到其中的血腥味道。文人自斗何以如此不遗余力也？粗粗想来大概有这么几条原因：一是大家都是文人，高看了你就是轻视了我自己？二是文人多文斗，表面上温文尔雅，对抗好像也不那么激烈，不象武士决斗那样刀光剑影，比较适合文人的斗争个性特点。三是文人对文人，大家斗起来没有心理负担，不会产生“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落差和“君子不好小人治气”的道德负担。。。。。不过近几年看文坛，似乎文人比起古人来进步了不少，大概是与时俱进的缘故吧，除了相轻相斗相残之外，好像文人也学会“自我吹嘘”和“彼此相吹”了，什么自费出书，拉赞助出书，你给我写序，我给你宣传等等，不一而足。其实翻开看看，那文章和书的价值大概和春节晚会上崔永元、赵本山和宋丹丹演得《说事儿》里面宋丹丹扮演的那个老太太写的自传差不多，―――只能作糊窗户纸用了！
其实，写到这里，还是很难明白“文人到底是个啥东西”？记得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的时候曾经说过“皮”与“毛”的关系，我觉得还是比较精辟的。不信你看，在阶级社会中有奴隶阶级、奴隶主阶级，有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有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就是没有知识阶级。在建国之后的若干年里，我们不提倡封建社会的“天地君亲师”了，也不提“士农工商”了，那时叫得比较响的是“工农兵学商”，其中也没有知识分子的踪影，到了改革开放若干年后，也许觉得应该给知识分子找块地方立身，经过集众人智慧，我们才创造性地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总算给文人找到了一块可贵的安身之地。这一下子也就霍然开朗了，对了，文人就是“毛”，仅此而已！所以文人自命清高也好，目空一切也好，自我标榜也好，转来转去，你什么都不是，仅“毛”而已！
呵呵，你还以为你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