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七  “文革”结束后，你们是曾想继续《概况》的修订、出版工作吗？后来为什么没有做下去？

1978年底我和刘登翰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恢复后的第一次活动，到大庆和鞍山去访问。其时徐迟是这个访问团的副团长。我们有不少接触。回到北京以后，可能就是徐迟提出，要我们把新诗发展概况加以修改出版。当时大家的感觉是，在这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的一些基本观念已经发生变化，稍加修改已经不符合我们的学术追求和水准。决定重砌炉灶。开始都比较乐观，还作了章节分工。谢冕那时已经是个大名人，又是个大忙人。可能考虑到我比较清闲，决定写好以后，由我统稿。我倒是很认真地开始了工作。不久以后，我和刘登翰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章《颂歌的时代和时代的颂歌》，孙玉石完成了他担任的章节，发表在山西大学的学报上。我还着手写其它一些章节，福建师大资料有限，记得曾经要求洪子诚把《新月诗选》的序言抄来。当时没有复印机，老实的洪子诚，居然替我秒了。但是，其它人都没有按时完成任务，一催再催，遥遥无期。这时，我们逐渐感到，今非昔比，我们都有了自己许多非完成不可的任务，不可能像当年那样短期完成历史著作的任务了。我们对自己的作品，有了新的标准，不想草草写作，文字风格也逐渐形成，好像不太可能，把这么多风格的文字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大家不约而同地松懈下来。到后来就不再提起了。这时候，我就把那一万多字的《颂歌的时代和时代的颂歌》拿到张炯主编的《当代文学研究丛刊》，以我们六个人的名义发表了出来。

我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但是，主要是外部的，表面的，集中在最迫切的政治观念上。其实就是政治观念，变化也还是比较有限的。就是徐迟，在他轰动一时的《哥德巴赫猜想》中，也还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内心的观念，特别是过去时代深深烙在心头的艺术教条，仍然占处于不可动摇的的位置。一来，是时间紧迫，还没有来得及调整；二来，还没有弄清在新的形势下，还要寻找为官方认可话语的安全系数。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艺术观念总是落后于政治观念的变革。因而我独立修改李季和阮章竞那些部分时，基本上，延续了五九年的思路。大约是1979年，我把《阮章竞的艺术道路》修改出来，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福建师大学报》上。写出《李季的艺术道路》时，已经是七九年底了。正好《厦门大学学报》的负责人士许怀中先生向我约稿，我就寄给了他。但是，拖延了差不多一年，到1980年底还没有发出来。据说厦门大学学报有了新的发稿原则，就是一律不发外稿。许怀中先生不好意思退稿，就把它转到《文学评论》去。这里已经是1981年了，正好李季因饮酒意外逝世。《文学评论》如获至宝，就发了出来。

1980年，正是我的艺术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这一年，我参加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南宁和桂林召开的第一届诗歌理论讨论会。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发言。因为，直到当时，我还对理论抱着怀疑的态度，写理论文章并不太努力。直到会议快结束时，张炯要求我“放一炮”，我没有多大兴趣。但他和谢冕都坚持。我就提出一个条件，把我的发言安排最后。也就是下午四点半，我讲不好，也没有大碍，讲好了，给人家一个美好的记忆。没有想到，一到现场，我才讲了几句，讽刺了那些对朦胧诗持批判态度的人士，会场就分裂为反对和支持的两派，一派鼓掌，一派吹胡子瞪眼。我是一个喜欢演说的现场效果的人，心头觉得很爽，就即兴把郁积于心的郁闷，发泄了出来。我觉得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话语，完全可以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我的发言，得到光明日报一位资深编辑的赏识，他在约请了谢冕为文之后，又约我为文。谢冕写出了那旷世名文《在新的崛起面前》，我写了《诗和小我》。这无疑是小试牛刀。历史发展有时缓慢异常，几十年，人的思想似乎没有变化，可是有时，几个月以后，《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发表了，而且遭遇围攻了。我身不由己地成为朦胧诗黑旋风式的悍将了。而且遭受到围攻了。而这时《论李季的艺术道路》却发表了出来。有人（厦门大学庄钟庆先生）以为是我是因为受了批判，连忙以这篇文章来向官方表示妥协。其实这是时间差造成的误会。

问题八  《概况》的编写，对你们后来的学术工作发生什么影响？它与你在80年代以后的诗歌观念和研究工作发生怎样的关联？你现在是如何评价、看待这一事件的？

《概况》的编写，是我生平第一次运用理论语言来表述学术观念。虽然不是自己的观念，但是，也多多少少让自己体验到某种论点得到哪怕是并不十分准确的表述的愉快。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概况》的写作，是在一种错误的思潮裹挟下的一次草率性的学术盲动。但是，就是这个错误的学术盲动却锻炼了我们。这不仅颇具反讽意义，而且隐含着人才成长的普遍规律。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诗人梁小斌的一段话：

我必须承认，四人帮的那些理论也在哺育我，它也变成阳光，晒黑了我的皮肤。（1）

他的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也许我们当时吸收思想资源，都是有毒的，但是，我们中毒并不太深，由于我们机体中本来就有抗毒的因子、尤其是在艺术趣味方面，有着顽强的免疫性。文章的写作和发表并没有终止我们的思考。相反，至少使我发生了思想和艺术趣味的分裂，一方面，是正统的理论观念，一方面对在理论上加以肯定的作品的艺术品味嗤之以鼻，在长期反复的阅读过程中，我的艺术趣味，颇有一点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并不为自己宣扬的理论完全同化。在一般情况下，我对这种二元化的状态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但是，一旦获得了某种公众的拥戴感觉，我的思考力就进入最亢奋高潮。就是这种思考力，把我的艺术趣味转化为理论的观念，就成为自己原本所秉持的观念的对立面，最终成这些观念的凶猛杀手。也许这就是鲁迅所说的，从旧垒里杀出来的反戈一击，比之从外部攻击更具颠覆性。

凭心而论，在《概况》中，我所执笔的部分，歪曲自我和自我阐明，是交织着的。然而，其中有些论述，毕竟是自己心血的凝结。我指的是，关于《马凡陀山歌》的部分。就我现在的记忆，我根本没有花心思去寻找《马凡陀山歌》有过什么样的历史文献性的评论。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在上海郊区朱家角，购得解放前出版的《马凡陀山歌》和解放后出版的《解放山歌》。由于马凡陀所所讽刺的现实，大都是1947，1948年上海一带的政治社会生活。我那时已经懂事，有所共鸣。又加上马凡陀所用的形式，是苏南地区比较流行的。出于某种乡土感情，我对之不但读得很熟，而且有许多妙悟式的感受。在写作中，对于马凡陀山歌的艺术，我不用依傍权威的现成话语，为艺术直觉找到比较准确的概括，似乎并不太困难。我记得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退稿信中，也肯定了《马凡陀山歌》的艺术分析。那些分析，尽管今天看来幼稚，但是是直接从作品的感悟出发形成自己的判断和话语，是一件愉快的事。我第一次感到了内在的直觉投胎为理性的语言的那种欢畅。这一点一直留在我心中，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成了我追求的境界。那就是，不完全靠理论的演绎，因为演绎的大前提是别人的，从自己的直觉出发，进行归纳，直接概括成观点，形成自己的第一大前提，更令人爽快。前人评论语言的疏理和转述太多，反面可能阻塞自己的自由思考。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用比较夸张的话来说，这就是思想上“原创性”的追求。我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开头一段，就是这样无所依傍，如入无人之境，凭着直觉，横冲直撞的：谢冕后来从发表出来的文章看到这一段，说，光是这一段，那些左派就受不了，就不要说后面的

崛起的青年对于我们传统的美学常常表现出一种不驯服的姿态。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劳动的场景。

这样的话语方式，其特点就是不像在写作学术论文，不是首先寻求前人经典作为依据，问题不一定是从文献和经典中来，也可能是从历史潮流深处中去作第一手的概括。这样的文风，在我后来的《炮轰高考》《炮轰四六级英语考试体制》中一以贯之。这既是我的优点，也是我的缺点。缺点是学术资源不足，但，我并不认为学术就是知识谱系，如果真的非有知识谱系不可，那也并不一定就是书面的，有时就在身边的感觉世界中，关键是你要有能量作原创性的抽象，使观念衍生，形成系统。

每逢我回忆起当年在和平里的日子，都是含着微笑的。历史证明，这一次学术盲动，并没有让我们成为极左思潮的文化杀手，相反，我们却几乎都成为思想和学术解放的壮士。但是，我也意识到当年我勉强接受的观念，冥冥中也变成某种力量在后来的岁月中制约着我们。最明显的一点，我们和没有接受过那种僵化教条的新一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我们这一代的学者，对于后现代的许多观念，都表现出某种不理解，一般都采取回避的态度，而像我这样直率的人物，却坦然对之加以批判。我尊重我的直觉，但我的直觉又何尝没有受到我们当年所受到教育的潜在的价值观念的歪曲？我甚至感到，我身上的一切局限性都与那个时候的观念有关。梁小斌所说，四人帮的理论，也化为阳光晒黑了他的皮肤。黑皮肤是健康的的表征，同时也可能埋伏下皮肤癌的危险。我不知道历史会如何批判我。但我相信，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这是一个复杂的函数方程，要解这个方程，须要一个历史的过程。夏虫不可与语冰，也许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希望看到它最后的解答了。

（1）《福建文学》，“青年诗人谈诗”，1980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