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商业银行的商业模式（下）

 

如何改良商业银行的商业模式

历史上的中国银行业，有着“兴于财政，亡于财政”的教训。拿山西票号来说，之所以能够做到“汇通天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借助了封建社会的财政制度。后者可以概括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由此形成了严格的收支两条线以及实物货币解缴中央财政的业务流程。京畿之外的地方政府，视距离远近而将全年征收的财政收入分几度解缴中央财政。其病诟，在于加大了政府管护官银以及押解官银进京的费用。于是，聪明的山西商人便上书中央政府，建议由票号代理财政收入的管护及押解进京业务，并承诺裁减相关费用，由此增加中央政府实际入库的财政收入。实际上，山西票号是利用了皇帝不知财富的时间价值为何物的弱点，在阶段性占用政府财政收入的基础上实现了“汇通天下”的目的。此谓银行“兴于财政”。

 

至于银行“亡于财政”，就山西票号的例子来讲，是在清末官府为扫平边疆动乱而大肆向票号举债之后，由于日后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加上改朝换代或革命的缘故，使得票号对政府债权纷纷成为坏账，进而导致彻底破产。

 

基于这段历史给出的逻辑，财政与银行的关系，应当是改良国内商业银行商业模式的重中之重。

 

我相信，改良的两条基本思路是：如果在削弱得自中央财政的收益的同时，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继续严重亏损，那么，眼下财政与银行的关系最好别动；如果增加得自中央财政的收益，有利于扭转商业银行贷款业务亏损的现状，那么，就应当在财政扩张的前提下实行贷款扩张的政策。

 

关于前一条思路，我不相信在现有条件下国内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盈利能力能够迅速改善，因此，一旦削弱得自中央财政的收益，或减少债券投资占用，国内商业银行连起码的报表盈利都做不到。这当然是不能容忍的。虽然表观的盈利说起来不够理想，但总比报表亏损好得多。如此实用主义的思路是迫不得已的。

 

关于后一条思路，我所说的财政扩张，是指扩大国债发行，提高国债依存度，即国债规模对GDP的比率，并将发行国债募集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支出法GDP国内最终消费下政府消费也就是公共消费的比例。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并不扩大企业产能，倒是能够积极消化企业过剩产能，加上扩大公共消费所产生的直接内需拉动效果，企业偿债能力以及银行贷款质量将大大好转，由此大大缓解资产减值损失拨备对贷款业务盈余的冲击。必须承认，当前商业银行的贷款减值损失拨备几乎全部来自企业贷款。如果注意到财政扩张政策可以扩大就业以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未来个人贷款的偿债能力会进一步提升。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向商业银行扩大国债或其它主权债券发行，可以进一步增加无需拨备的利息收入；另一方面，特定的国债使用范围，可以明显改善商业银行自营风险业务的盈利能力。

 

我为什么不担心增加商业银行对中央财政的债权会重蹈山西票号的覆辙，理由是目前国内的国债依存度尚处在绝对的低水平，到今年年末也不会超过23％，而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水平可以达到60％左右。对比之下，日本的国债之所以不允许继续扩张，是由于其国债依存度早已超过了100％。美国则接近100％的水平，由此决定了发誓上台后要缩小美国贫富差距的奥巴马当局如今苦于囊中羞涩而举步维艰。

 

实际上，所谓60％的国债安全线，是依据5％左右甚至更低的GDP增长率划定的。既然中国的经济增长远远超过这一水平，因此，即使国债依存度达到70％以上，也是足够安全的。毋庸置疑，随着扩大国债发行规模足以加快GDP增长，并因此加快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10～15年后的国债偿还压力并不巨大。

 

必须注意，目前国内农业不仅不贡献中央财政收入，相反在消耗中央财政收入，未来消耗的会更多。如果透过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能够将农业人口更多地转化为非农业人口，那么，随着高效率、高收入的非农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快速提升，中央财政收入注定可以加快增速。这当然有利于提高中央财政的偿债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不改良商业银行现有的商业模式是绝对不行的。理由是在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压力下，商业银行不可能提高自营风险业务的盈利能力，更重要的是会迫于贷款业务的严重亏损而倾向于持续紧缩贷款。结果是鸡也飞了，蛋也打了，钱也没挣上，人也没为上，让中国人拿着金碗讨饭吃，错失大好发展良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