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慈善不享受公共税收支持，不受托管理他人捐赠的财产，仅仅以捐赠者的财产做善事时，“我的钱我做主”，是否持续性，是否向政府和公众披露捐赠数额、受益对象都在所不问，是故，修庙、修路、架桥等善举，只叫好不质疑，自古至今绵延不断。

基于朴素意义上的善举，客观上为需要帮助的群体，以及公共利益提供了服务和产品，减少了公共财政的支出，也因此，上世纪以来，各国法律都通过税收激励等措施，鼓励慈善行为、弘扬慈善精神，慈善延伸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并已成为公共产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提供者之一。

对捐赠者和慈善机构给予的税收优惠，导致了公共税收的减少，也因为捐赠者在税收之外捐赠了属于自己的财产，而扩大了依靠公共税收所能够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享受了税收激励的捐赠和慈善机构，其支出的资产中不仅包括了捐赠者自己的财产，也包括了税收减免导致的公共福利减少，这也是慈善机构，只要将慈善财产按承诺用于公益目的，便可由其依照规则进行管理，以及需要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监督的根本原因。

从捐赠者的慈善，向社会公众、政府共同参与支持的慈善的转移，慈善财产权属也随之发生转移，无论是公募还是非公募慈善基金会的财产，已经转移为社会公共财产。由此，只要慈善财产的取得和运行，享受了税收等各种优惠支持，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都与公共利益密不可分，“公共利益的钱我要过问”。以美国为例，如果有公众当面向慈善基金会索要信息必须立即提供，如果以邮寄方式索要，必须在30日内提供。

 真善举是值得敬仰膜拜的高尚行为，受益者和社会公众，对不图回报并将全部财产，用于既定支出目的慈善行为，不仅心存感怀之心，更充满敬意和宽容。是而，无论是慈善制度的供给者，还是慈善基金会的监管者，在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服务时，绝不能因私心杂念，妨碍捐赠者和慈善基金会行使选择权，影响社会表达慈爱之心的通天之路，要心存感念昼思夜想，如何满足捐赠者和慈善机构的制度需求。慈善机构和慈善机构的管理人，更应怀着慈爱之心，如履薄冰，管好用好每一分钱。每一分钱都用在该用的地方，每一分钱的进出都是透明的，每一分钱的收支路线都是经过检验并确保用得其所，都经得起任何质疑。如果心存图报、心怀不轨，有私心杂念，是做不好慈善，也经不起公众质疑，也是不可能持续的。保证慈善财产被完全用于承诺的公益项目，提高慈善基金会的公信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慈善捐赠者、慈善基金会、管理人员、监管者乃至受益者，留不得半点私心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