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开放与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研究


 

产业开放与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研究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逐渐实行了全方面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国内力量与国际力量日益交织而融合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产业安全问题也就变得日渐突出,这引起了我国社会的高度关注。该课题就从“产业开放”这一角度,来探讨我国的产业安全问题。
一、基本概念界定
1.产业开放的基本内涵
“开放”是相对“封闭”而言,如我国建国前三十年,实行的是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后三十年,则本着对等、平等、自愿等基本原则,实行了开放性的市场经济,逐渐放开了对产业的微观管制,实行了产业开放,让市场机制在产业资源配置、产业协调等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具体来讲,产业开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①引进国际性的商品市场竞争机制,即将该产业的各种产品市场对外开放,允许国外同类产品进入国内,在国内市场展开平等的商品竞争。②引进国际性的产权市场竞争机制,即将该产业的各个企业产权市场对外开放,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国内市场,在国内市场产生国际产权竞争。③国内的商品市场竞争机制向外扩展,即国内产业的一些产品积极进入国外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④国内的产权市场竞争机制向外扩展,即国内的企业积极走出国门开展跨国生产经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吸收资金和生产要素,参与国际产权市场的竞争。⑤允许产业中的人才在国际间进行自由流动,如我国在允许人才走出去的同时,也积极吸引外国优秀人才进入我国工作。
2.产业安全的基本内涵
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一国产业抵御外来干扰或威胁并不断获得持续发展的状态,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本国产业的主导地位与竞争力,是一国产业综合素质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集中反映。它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①产业安全具有宏观战略性。产业安全关系到整个国计民生,关系到一个国家长远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它是整个国家安全的基础,因此,必须把产业安全战略纳入到国家宏观的长远战略中去。②产业安全具有相对性。这里所说的相对性,一方面是指一国经济是由许多产业组成的,由于各产业在技术水平、经营管理能力、市场容量、创新能力和政府支持政策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每一产业相对其它产业而言,具有不同的产业安全度;另一方面是指对于某一具体产业而言,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就具有相对不同的安全度。③产业安全具有系统性。研究产业安全问题,我们不能孤立地去分析它,而是要采用系统的思维方式,一方面,把产业安全与其外在环境因素(宏观经济形式、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等)统一起来,在一个更大的、普遍联系的系统中去深入分析它;另一方面分析某一产业安全问题,需要考察它与其它产业之间的关联性和相互影响的机制,把所有相关产业都联系起来进行系统性分析。
一旦一些不利因素对一国的产业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现实或潜在负面冲击、威胁或损害等现象,就会引起该国的产业安全问题。在人类经济社会体系中,由于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独立民族国家经济利益的广泛存在,发展中国家在强大的发达国家面前,往往存在巨大的潜在产业安全问题。在产业开放的条件下,产业安全问题的这种“潜在性”就很容易变成“现实性”。如拉美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选择“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虽然经济获得了阶段性的快速发展,但丧失了对本国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至今在一些领域造成的阴影还挥之不去。
二、产业开放引起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内在机理
产业开放与产业安全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在产业开放过程中,由于存在对我国的各种负面因素,如市场控制、过度或恶意并购、海外市场萎缩、政治危机等,它们可能对我国的产业发展产生巨大冲击或威胁、损害等影响,从而引起我国的产业安全问题。产业开放引起我国产业安全问题具有其内在的作用机理。
1.贸易自由化机制
贸易自由化是指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进出口商品不加歧视,逐步减少以至消除各种贸易壁垒和贸易限制,实现国际商品的自由流动。①从出口方面来看。在贸易自由化机制的作用下,我国的商品必将大规模地走出国门,寻求海外市场。然而,由于国际市场竞争的激烈性、竞争双方的低信任度(国外很多国家对我国的崛起存在很大的戒心)、市场的波动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出口商品频繁遭受国外的反倾销、反补贴、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和社会壁垒等各种新兴贸易保护主义的阻扰,以及海外市场萎缩的冲击(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海外需求大幅度下降),阻碍我国出口企业和行业的发展。由于出口部门在国内一般是主导产业部门,其产业关联度大,这样,出口部门受到的负面影响就会通过旁侧效应、前向效应和后向效应等方式快速传递到其它相关产业,产生了负面影响的乘数效应,进而对我国的产业发展产生强大的冲击和威胁。②从进口方面来看。我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实行工业强国是我们的必然选择,现在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对原材料、能源等产品的需求量巨大,而我国国内的资源远不能满足快速工业化的这种需要。在贸易自由化机制的作用下,我国必然会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石油、铁矿石、铜等能源和原材料,进而逐渐产生对国外资源的高度依赖,在“依赖性”形成后,国际市场上这些产品的价格短期的剧烈波动或供应的中断,必将危及我国工业的持续发展,进而产生产业安全问题。
2 投资自由化机制
投资自由化是指消除对资本流出流入国境的限制和歧视,实现对外国投资和国外投资者的公平待遇。①从走出去的角度来看。在投资自由化机制的作用下,我国企业必将逐渐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生产经营,获取海外矿产、石油、市场空间等资源,以满足我国快速工业化的需要。然而,由于国际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如,大宗商品的价格剧烈波动,以及一些政治因素的干扰,都会导致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亏损和失败,进而阻碍了我国工业化的持续推进。②从引进来的角度来看在投资自由化机制的作用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纷纷进入我国,它们凭借雄厚的资本、强大技术和管理水平,通过合资、合作、独资和并购等方式,逐步占领和控制我国的一些产业和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甚至还可以采取“蚕食政策”垄断我国的整个行业,使我国尚不健全的市场和较脆弱的民族产业处于困境之中。而且,很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华都有自己的战略追求,他们追求的是本企业和国家的利益最大化,这样他们的追求目标难免和我国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经济持续增长、就业充分、环境保护、物价稳定和社会和谐等多方面)相冲突,从而可能对我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运行产生破坏性或者毁灭性的影响(如外资大规模的进入我国房地产业已经影响了我国政府对房地产业的有效宏观调控)。
3.人员流动自由化机制
在现在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技术、信息等商业情报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资源,而且是继资金、技术和人才之后,决定企业存亡的“第四生产要素”,如一个有效的金融信息就可以令金融市场跌宕起伏,并促使大量相关财富在瞬间进行转移和重新分配;获取一种重要的核心技术,就可以改变企业在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上竞争的被动性,等。在产业开放条件下,各国之间的人员实现了正常的自由流动,基本上形成了人才流动自由化机制。在该机制下,国外的各种商业间谍就会以各种正常身份潜入到我国各产业中去,直接或间接窃取我国重要的行业信息或核心技术,从而使我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丧失主动权,容易受制于人,进而对我国企业和产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4.金融自由化机制
金融自由化就是指世界各国基于长远的共同利益,放松金融管制,取消利率限制和外汇管制,以及减少或者取消对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放松各类金融机构业务经营范围的限制,实现金融业务经营自由化;放松和改善金融市场的管理,实现金融市场运行的自由化,从而形成不受时空限制的、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和运行机制,保证金融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金融自由化使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日益扩大,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规模庞大的金融活动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运行,而逐渐演变为频繁的国际性的投机行为。在金融自由化的作用下,国际资本特别是金融市场上实力雄厚的投资基金就能涌入我国市场进行大规模投机和牟取暴利,直接对我国的外汇储备、金融资产价格等多方面产生冲击。然而,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还很不充分,经济结构比较脆弱,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和经验都不足,在金融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抵抗外部不良冲击行为的能力就自然较弱。因此,当大规模投机性的国际资本进入我国市场后,就会明显增大我国金融市场动荡和产业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一旦出现金融风险,就很有可能引发较严重的金融危机甚至整体性的经济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我国香港1997和1998年的金融风潮都说明了这一点。
对我国来说,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管制相对较严,而在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和人才流动等方面则相对要开放的多。因此,目前主要是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人才流动自由化机制对我国的产业安全有较大的影响,这也是本课题需要探讨的重点。不过,未来随着我国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金融自由化机制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就会逐渐突出。
三、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现状分析
事物的作用一般具有双重效应,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上述机制的作用下,我国产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同时也面临外部力量的明显冲击和威胁,使我国产业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具体来讲,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1.基于自由贸易的产业安全问题
在在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0多亿美元,1993年发展到近2000亿美元,2001年增加到5097亿美元,2002年以后,进出口进入高速增长时候,连续6年实现了20%以上的增长,2007年、2008年进出口总额分别高达21737亿美元、25616亿美元,稳居全球前三位。2007年产业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6.8%,明显高于同期41%的世界平均水平以及51%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更是远高于美国的23%、日本的30.4%。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外贸易依存度略有下降,为59%。可见,我国经济发展对外的“依赖性”十分突出。在这种情景下,国外市场中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变动,对我国产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或威胁。
①出口方面
第一,贸易摩擦因素。2008年,我国货物出口为14285亿美元,占GDP的32.5%,在全球排名第二。我国出口的高速发展,大大超过了国际各方面预期,引起了新的贸易不平衡和有关国家的恐慌,欧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采用反倾销、反补贴、特保调查、检验检疫、环境和劳工保护、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等方式对我国出口产品乃至国内经贸、产业、国家调控政策等方面频频发难,对我国产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冲击,贸易摩擦已成为引起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2008年外国对我国新发起反倾销调查73起、反补贴调查10起,分别占全世界总数的35%和71%,至2008年底,我国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09年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影响下,各国都想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转嫁危机,这使我国遭受的贸易摩擦压力有增无减,2009年1—4月,就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38起,案件数同比上升26.7%。其中美国发起的油井管案涉案金额高达32亿美元。此外,一些国家的大幅度提高进口关税、对进口产品实施最低限价等措施也已经纷纷出笼。近11年来,我国因贸易摩擦而减少出口400亿—500亿美元,同时也使我国企业疲于应对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消耗了大量精力。这对我国出口部门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而且这些负面影响还会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传递到其他相关产业,从而对负面效应产生了一种放大的乘数效应。
第二,国际市场波动因素。在高度依赖性的条件下,海外市场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柱。然而,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化而成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了欧美发达国家消费市场剧烈萎缩,在此冲击下,我国4200多万家中小企业已经有40%倒闭,还有40%正在生死边缘挣扎。由于我国99%的企业是中小企业,它们对GDP的贡献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超过50%,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可见,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产业经济的冲击之大,体现了我国高度对外依赖的经济体系在国际市场剧烈萎缩面前的脆弱性。为此,我国才不得不迅速出台了高达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后续一系列的配套措施,然而,这计划又产生了一个明显的负面作用,那就是大量的本应该淘汰了的落后生产力也被迫延长生命力,以缓解在危机中的就业问题,这无疑是加大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难度,甚至会产生我国产业结构被锁定在低端道路的危险。
②进口方面
加入WTO后,我国进口发展迅速,2008年,货物进口高达11331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了18.5%。其中,石油、铁矿石等大宗资源产品的进口与我国产业问题联系比较紧密。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资源支持,而我国人均资源少,如我国人均矿产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58%,在全世界排第53位。随着我国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源安全问题乃至我国产业安全问题必将日益突出。
第一,从石油方面来看。我国的高速工业化,导致了我国对石油的强大需求,石油成为我国经济系统运行的“血液”。目前,我国石油消费量近4亿吨,占世界石油总消费量的1/10,自产和进口各占一半,对外依存度为50%,远远超过30%的安全线。按照现在的这种经济发展速度,到2020年,我国的石油需求量为5亿—6亿吨,而自产是2亿吨,其余的3亿—4亿吨要依靠进口,那时对外依存度将高达60%—70%。如此大量的石油进口,以至于国际油价的波动自然会对我国制造业产生巨大影响。2006年国际市场原油年均价在60元/桶左右,2007年年初原油期货价格小幅下降后,便一路高企,9月份冲破80美元/桶后,10月份盘中一度触及90美元/桶。 20087月份,更是飙升至140美元/桶。此后,油价维持走低之势。至12月份,下降到每桶30多美元。2009年以来,石油价格虽有起落,但大体在4070美元/桶左右的低位波动。随着世界经济的恢复,预计进入2010年后,石油价格又会突破100美元/桶。国际油价如此波动频繁,主要是存在美元汇率的变动、石油定价权的垄断、投机者的主观炒作、战争等各方面复杂因素。控制石油定价权的发达国家往往通过改变石油价格来掠夺我国的财富和遏制我国产业的发展,这导致了我国对未来难以形成有效的预期,石油因而也成为制约我国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第二,从铁矿石方面来看。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钢铁是制造业的基础,而铁矿石又是钢铁业的基础,因此,铁矿石和石油一样,对我国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工业强国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钢铁企业发展过快,国内铁矿石产量的增长要大大慢于我国钢铁企业对铁矿石需求的增长,为此,加快铁矿石进口也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1990—2008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从1419万吨,增加到44413万吨,18年间翻了近31.3倍,2008年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也高达45%左右,现在我国成为全球第一的铁矿石进口国。然而,我国却并没有获得铁矿石定价权。近几年来我国在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始终处于不利的处境,均以提高铁矿石价格告终,2003—2007年铁矿石协议价分别涨幅为8.9%、18.8%、71.5%、19%、9.5%,2008年更是被迫接受粉矿上涨79.88%,块矿上涨96.5%的结果。这定价权的丧失,这使我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备受制约。这主要是一方面,由于我国铁矿石对外依赖过分集中,这“集中”在国别层面体现为,2008年我国进口铁矿砂和精矿虽然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但从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三个国家进口的数量就占总量的84.6%;在企业层面体现为,我国铁矿石货源主要依赖于控制了70%以上的全球铁矿石海运市场的力拓、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这三大矿业巨头,力拓、必和必拓有50%以上的铁矿石被出口到中国,淡水河谷也有30%的产量出口到我国。另一方面,供方抓住了我国的基本弱点,从而在价格谈判中采取了强硬立场,他们认为,钢铁产业在中国经济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没有替代来源的情况下,中国国内分散的钢铁企业不敢与之对抗打消耗战,时间只会对他们有利,而且他们还利用日本、韩国和欧洲等铁矿石需求企业来挤压中国钢铁企业。
2.基于投资自由化的产业安全问题
在投资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2002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一直居于世界前三,2007年、2008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分别为748亿美元、924亿美元,在2008年的外资产业分布基本情况是,制造业占54.0%,房地产业占20.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5.5%,批发和零售业占4.8%,等。可见,制造业是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行业。外资对我国的产业威胁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在引进来的同时,我国也逐渐进行海外投资, 2004—2008年,我国在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分别为55亿美元、123亿美元、176亿美元、187亿美元、407亿美元。可见,近几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不过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还是比较低,因此,海外直接投资在引起我国产业安全问题方面还不明显。为此,这里主要是分析引进外资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有两种基本实现方式: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FDI在我国最初主要是绿地投资,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并购逐渐代替绿地投资,成为FDI在我国的主要实现形式,如外资在华并购案值总额及其占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比重由2000年的22.47亿美元和5.52%增长到2005年的466亿美元、64.36%。跨国公司也正是利用跨国并购这种方式,在我国实现了快速扩展和布局,他们凭借在资金、技术、管理、品牌、规模等方面的垄断优势,在我国某些行业引发了市场垄断、民族品牌流失、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弱化,以及国有资本产业控制力的削弱等产业安全问题。
①市场控制
外资对我国制造业实行战略性并购,他并购的目标往往是锁定行业中的龙头企业,高效吸收这些企业的优质资产、独有品牌、核心技术和制造能力,从而在我国迅速扩大市场份额,最终形成市场垄断。根据国际禁戒线标准,总体市场占有率的禁戒线为20%,一般行业市场占有率的禁戒线为30%,核心关键行业市场占有率的禁戒线为10%。齐兰(2009)的研究表明,1998年外资工业企业产品的平均市场占有率为16.93%,而到2005年则达到了35.47%,细分到具体行业来看,2005年外资企业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市场占有率为35.48%,在家具制造业中的市场占有率为41.83%,在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中的市场占有率为48.78%,在专用设备制造业中的市场占有率为21.18%,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的市场占有率为38.74%,在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中的市场占有率为31.79%,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的市场占有率为80.81%,在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中市场占有率为60.40%。根据国际禁戒线标准,我国上述行业的产业安全态势不容乐观,外资对我国重要行业的市场控制,不仅会给我国企业自主技术创性、民族品牌塑造、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带来较大的阻力,还势必弱化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②技术控制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世界,跨国公司进驻我国是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而为了获得稳定长远的高利润,就必须保持公司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能力,即必须要保持自己产品在技术上的优势。因此,在三十年来的“市场换技术”的过程中,我国产业并没有从跨国公司那里得到真正的先进技术,反而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遭到了他们严重的抑制或削弱。跨国公司对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控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外资企业对其核心技术进行严格封锁,只是把一些不重要的外围技术或者落后的技术在我国进行扩散,对我国进行“技术忽悠”,如我国汽车行业实行的市场换技术策略,结果是让出了国内巨大的汽车市场,却没有换来包括发动机、底盘等在内的汽车制造核心技术。第二,外资并购我国行业中的一些重要企业甚至是龙头企业,取得了这些企业的核心技术,收编了企业的研发团队,这样,国内企业被并购后,就失去了原来的技术、品牌和市场,未来企业的技术路线、技术研发都取决于跨国公司的战略安排,同时还会从设置各种制度来阻止技术外溢。如我国原来最大的石油钻机生产基地——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把石油钻机制造部分与美国国民油井公司合资成立兰州国民油井石油工程有限公司,美方占60%的股份,合资后,该厂只剩下单一的加工业务,失去了原来的研发、设计和销售等业务,成为了跨国公司的加工厂。第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新企业中所开展的技术研发活动,绝大多数只是为了使产品更加适应中国市场而进行的战术性的适应性研究,不是为了真正培养人才和提升企业竞争力、从企业长远利益乃至我国战略利益考虑的创新性研发活动。长此以往,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受到严重制约。
跨国公司对我国的这种技术控制,弱化了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优化。如“世界鼠标之王”瑞士罗技公司在苏州设立鼠标生产基地,年产量1亿多只,其中最畅销的一款无线鼠标在美国售价约为40美元,其中,罗技公司得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分得15美元,零部件供应商得14美元,而苏州工厂仅得3美元。苏州当地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资源和劳动力,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还要承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代价,最终却只得到一点“血汗钱”。跨国公司对我国进行了技术控制,把我国企业捆绑在他们的产业链上附加值最低的加工环节。
③股权控制
外资对我国很多重要企业的收购往往是通过慢慢渗透,迫使企业逐步就范的方法实现其独资的目的。具体来讲,就是外资企业首先进行合资,然后采取办法使其陷入亏损,再提出增资扩股建议,而我国企业往往没有能力进行相应增资,这样,外资比例就逐步上升,最后演变为外商独资企业。就这样,我国很多骨干企业都走上了一条“合资—亏损—外方独资(控股)”的近似悲壮的道路。如,我国最大的电机企业——大连电机厂,与新加坡威斯特公司合资后,连年亏损,仅3年时间就被新方收购。我国唯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其产品占据国内市场的95%,1997年与美国一家公司合资,7年后被美国公司全部收购。现在,哈药、哈啤、青啤、华凌管线、华北制药、熊猫电子等中国各产业的领导企业,也先后走入了“国退洋进”的征程。
与外资收购控股我国龙头企业相伴而来的,是国有品牌的流失。一些龙头企业创造的本土知名品牌被外资收购后,往往很难逃脱品牌被“雪藏”的命运。典型的案例如熊猫洗衣粉,1994年熊猫所在的北京日化二厂与美国宝洁公司牵手,中方以品牌和厂房参股35%,宝洁以65%的股份控股合资公司。合资后,宝洁着眼于高档洗衣粉市场,力推旗下的高档品牌汰渍和碧浪,而熊猫产量则年年递减,从合资时的年产6万吨,降到2000年的4000吨左右。如今,市场上到处可见汰渍和碧浪洗衣粉,却很难见到熊猫洗衣粉的身影。
3.基于人员国际流动自由化的产业安全问题
人员的国际流动自由化,为世界各国来我国窃取商业情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改革开放后,就有一些“国际友人”潜入我国,来盗取我国一些产品的传统制造技术,如,在20世纪80年代,景泰蓝制作、“英雄”不锈钢笔套的抛光技术、一些中药制作、宣纸制作、湖南龙须草席制作等传统技艺和专利技术纷纷外泄。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工业的快速推进,我国在资源开采、电信、网络、生物、航天航空等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在庞大外资进入我国的背后,国际上的情报人员以各种身份进入我国,渗透到我国的各行各业,采用直接窃取或者贿赂和收买我国有关核心人员进行间接窃取我国的重要商业情报,威胁我国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具体来讲,有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①直接针对我国企业
我国的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大型中央企业,由于掌握众多而广泛的资源,往往成为海外工业间谍进攻的核心对象。2009年“力拓案”中曝光的胡士泰、刘才魁等4人,就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我国钢铁企业商业秘密。我国钢铁企业商业秘密的失窃,就会影响我国钢铁企业在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主动性,这还只是我国经济间谍案中的冰山一角。如,普华永道、安永、毕马威和德勤等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控制并试图垄断中国的会计审计业;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国际等三大评级机构在我国的积极展业如入无人之境;国际投行对中资企业境外上市的咨询承销已形成垄断,以及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使中资金融机构的投资经营活动近乎无密可保,等等。在这些国际机构与我国相关企业进行频繁的业务往来中,就隐藏着大量的情报人员,他们就能以各种合法身份做伪装,窃取我国重要的商业情报或商业秘密。
②针对我国的科研部门
很多工业间谍经常以非政府组织(NGO)为“掩体”,一些西方的NGO,如一些基金会,在我国苦心经营多年,与我国的科研院所甚至一些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些基金会常年为我国学者出国学术访问提供资助,同时也为一些研究机构的研究项目提供资助。有些基金的研究项目设计的非常巧妙,往往与我国的某些重大研究项目相一致,当某个重要研究项目快要结题的时候,该基金就会找上门来,向课题负责人或者课题重要承当者,直接提供相同或者相似的项目研究资助,这样就可以轻易地拿到相关研究成果。
③针对我国的经济政策和宏观决策
海外一些经济间谍直接深入我国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刺探我国的经济政策和宏观决策情报,对我国造成了巨大损失,这类经济间谍是最厉害的。如,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等,因为涉嫌出卖国家经济主权而被查处,该案中,在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时,我国有些官员接受外商贿赂,在法律上故意留“后门”,帮助外商在我国进行行业并购。
四、应对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相应对策
综上所述,虽然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宏观层面上,并没有发生产业安全问题,即我国经济在宏观上是安全的。然而,由于在产业开放的条件下,客观上存在着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人员流动自由化等作用机制,我国产业经济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即在一些重要产业和企业方面,产业安全则不容乐观,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这需要我国企业和政府积极采取有效对策,来应对各种可能的产业安全问题,维护我国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建立我国产业安全的预警系统
现在虽然在宏观层面上我国产业是安全的,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持续“广化”和“深化”,产业开放引起我国产业安全的内在作用机制必将不断地得到强化,这些机制在微观层面上持续地、悄无声息地腐蚀我国产业经济机体,等我们醒来时,却发现为时已晚。因此,就需要建立我国产业安全的预警系统,定期对我国产业安全问题进行监测。这需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国家经济安全的部门,一方面,从保护的角度出发建立我国经济安全的科学评价体系,包括具体指标体系、各个指标的衡量方法、衡量结果的表达方法、质量判别方法和整体情况的综合判别方法等;另一方面,通过调研和充分论证等途径来确定我国自己的产业安全战略,从防范的角度出发坚持定期预报我国经济的整体安全形势以及一些重要行业的安全形势,对外国商品在我国的市场占有率,以及进入我国关键性行业(稀缺资源性产业、自然垄断产业、国防工业、重大装备制造业、金融保险、文化教育等)的外资的性质、来源、规模、作用影响等方面进行全程跟踪检测,并建立专门的数据库中心,然后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分析,当发现外来市场力量的负面影响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依法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化解。并定期发表我国整体经济安全报告和各重要行业安全报告,以及相应的有效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针政策。
2.建立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互动机制,全面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
首先、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品市场开发;从公共部门的创新活动到私人部门的创新活动,以及二者之间的创新合作,等等,政府都应该建立起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以激励微观行为主体进行持续的有效技术创新,节约资源,开发新资源,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次、从市场需求角度来看。政府应该大力宣传,提高广大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同时在有关消费者维权的立法和执法方面给与足够的保证,促使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具有足够的“挑剔”能力,从而给与厂商强大的市场压力。根据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国内有经验、挑剔的购买者代表先进的消费者,他们迫使厂商进行创新以适应高标准的市场需求,如果国内购买者是世界上对某产品最有经验、最挑剔的消费者,那么,该种产业就可望获得国家竞争优势。这样,一方面,微观行为主体在政策的激励下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以适应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挑剔”能力不断提高的市场需求反过来对微观行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政府的强势作用下,形成了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互动机制,全面提升我国产业综合竞争力,去更好的迎接竞争全球化的挑战。
3.全面加强我国贸易救济机制的建设
首先、坚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原则。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我国产业安全管理机构要集中力量对国外针对我国的各种反倾销、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和社会壁垒等措施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然后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主动的出击,出台具有我国特色的反倾销、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和社会壁垒,与国外相抗衡。其次、积极利用世贸组织的规定,加强对我国产业的财政支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还保留了世贸组织允许的多项补贴项目。因此,我国政府可以多种形式向特困企业或高科技企业提供支持,其中包括地方预算可向严重亏损的国内企业提供财政补贴,适当减免税赋,提供国家政策性贷款以及提供扶贫基金、研究开发基金、中小企业市场开拓资金、重要能源产品补贴等措施。再次、强化行业组织在维护产业安全中的独特作用。行业组织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起重要的桥梁作用,政府要大力支持行业组织的发展,从政策、资金和人才等方面支持各行业组织建立行业预警机制,以及帮助它们提高维护贸易秩序、化解贸易争端和进行行业内部协调等方面的能力。第四,加强我国有关法律建设,为我国产业安全的维护塑造法律基础。我国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构建以《反垄断法》、《反倾销法》、《公平贸易法》和《国家产业安全法》等基本法律为核心的产业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以法律的力量来规范外来市场力量在我国的行为。
4.控制开放程度,保障金融安全
在产业开放条件下,金融是我国经济的核心,保障金融安全是我国产业安全的关键。我国对外开放本身不是问题,而且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关键是要控制开放速度和程度,在开放力度与产业安全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开放,坚持对外开放的“对等性”,加快推进对内开放。在开放过程中,要以专项法规的定向约束和管理体系的特别设计为手段,对外来金融机构施加必要的约束;同时,对我国特定金融领域进行局部保护,努力构建“保护性金融开放”格局。
5.加强宣传教育,构建我国民间产业安全屏障
政府要通过网络、电视、公益广告、报纸等多种媒体进行产业安全宣传教育,培养我国国民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安全意识,使他们在日常的生产、经营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中,能自觉的考虑到自身行为对国家的产业安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唤醒企业、科研院所以及民众对国外商业间谍的高度警惕,从而在我国民间构建了一张庞大的产业安全网。
五、总结
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我国产业经济带来现实的和潜在的冲击和威胁。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人员流动自由化等机制的作用下,在我国的进出口、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工业间谍对我国各行业的广泛渗透等方面,都使我国产业遭受到了现实的冲击、损害或威胁,在中微观层面上,我国产业安全问题变得日益突出。为此,需要从产业安全预警系统和技术创新系统的构建、贸易救济制度、法律体系、开放程度、宣传教育等方面采取有效的对策,来维护我国的产业安全,促使我国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