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已在实践。高职教育在中国，是一个新的高等教育类型。2008年以前，有许许多多关于高职教育应该怎么办、如何办的理论和说法，其中，比较系统和盛行的是发端于德国“双元制”的“行动导向理论”。中国著名职教专家姜大源研究员，把德国的“行动导向理论”中国化，进而演化出“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和“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两大职业教育学课程理论与框架。加之，国家示范高职院校评审中的实践教学导向，全国一千多所高职院校，都在学习、消化、实践姜大源研究员、徐国庆博士等关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的研究成果，不仅学习、研讨、实施办学层面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与方法，在课程设置、课程模式、课程结构、课程开发、课程讲授等多个层面也在深入开展研讨与改革。有的改革十分成功，已呈大面积推广之势，个别高职院校不仅出版了“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的教材，还创造出了全新的“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教学方法，而且，已经应用于教学实践，初步效果良好。

2、教育部高教司张尧学司长提出新模式。正当改革进行时，教育部高教司张尧学司长，接受《管理观察》杂志访谈，该杂志以《探索中国特色高教改革和管理模式》为题，发表在2009年2月上旬刊，其中的高职教育“一二二一”模式和“两个系统”论，直接冲击了高职教育“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改革。2009年6月23日，《中国青年报》进一步对其观点进行总结，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尧学畅谈中国高职教育十年发展变革——高职院校不再是差学生的“集中营”》一文发表；各省教育厅以《简报》形式转发了张尧学司长的观点和想法；7月上旬，还专门召开了全国高职院校电视会议，从形式上，把高教司司长对高职院校如何办学、教学的“一二二一”模式与“两个系统”论推向更高层次。

3、舆论跟进与“创新、持续发展论”。200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高职教育如何乘势而上》的文章，其开首语就是：“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有力举措，我国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但也应看到，高职教育过分强调实训教学，过度削减甚至取消必要的理论课程，片面强化学生动手操作的能力，办学层次向中职教育下移；高职学生的知识积累过于简单化，思维和逻辑训练严重不足，缺少创新精神。这些，将严重影响高职教育在国家各种教育中的竞争力。”《人民日报》对前段时间高职教育改革的评价，基调是否定。

同时，首批国家示范高职院校和中国高职高专网承办院校、高职高专校长联系会议秘书处学校的宁波职院召开座谈会，在会上，中科院院士、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贺贤土说：“教育的核心使命是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创造能力与创新精神，如果只顾盯住条条框框，毫无预见性地按现在经济水平和模式去考虑问题的话，职业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有多少创新能力和持续发展的后劲。”因此，贺院士在各种场合下呼吁：“高职教育在经过前期的‘产学结合’之后，应该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这是持续发展高职教育的基本途径。”原教育部职成司司长杨金土很赞同贺贤土的这一看法，他说：“高职教育要有前瞻性才能可持续性发展，就要进行产学研结合”；“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是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上。职业教育没有吸引力的原因就是现有的职业教育没有考虑学生的长远发展。”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石伟平教授认为：“高职学生毕业后，想就业的，可以找到满意的工作；想升学的，可以专升本；想留学的，可以留学；想创业的，可以创业成功。这样才做到了人民满意的高职教育。”

4、不争论的“论战”制造认识混乱。作为学术问题，观点不一致、甚至争论，都属于正常现象，即使是来自高层的见解也一样。关键是挑起“论战”的一方是教育部高教司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兼任清华大学教授、博导。另一方是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著名职业教育专家、《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主编。然而，表面上，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和论战，姜大源研究员也没有应战，没有公开发表一个字，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就此事发表过自己的观点。他们都有官方身份，一个代表的是学术，一个代表的是官方，舆论界又是权威性报刊与高职教育的权威院校和权威人士，他们的意见不统一，虽然没有论争，可留给实践者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高职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办？没有权威结论，教育部也没有发文件。若是真的争论起来，反而对实践者却是好事，能明理、明说、明辨是非，不争论，反而让基层高职教育的办学者、学者、教师等十份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若把教育作为学问来做，二者讲的都有自己的道理，一个强调技能要在工作过程中培养，一个强调要培养有创新与持续发展力。焦点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老问题——“专才”与“通才”，只是改头换面移植到高职教育的一种新说法而已。这场争论的代表人物都离开了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留给高职院校的只有“矛盾着的模式”、“论争”。正好给了“学科系统化”教育出来的教师们，不去学习全新的“行动导向”教学模式的根据，加大了“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与教学模式”推行的难度。造成这一问题的现实基础是中国的教育，始终没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研究与实践，尤其是高教，习惯了教育部怎么说就怎么做，没有争论的“论战”，反而给实践者制造了认识混乱，其结果就是什么也干不成，高职教育改革停滞不前。

 

2009年国庆后不久，儿子给家里打电话说：“已决定春节前结婚。”做父母的便忙开了，第一件大事就是对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进行必要的装修。从装修工人进屋到装修完工，历时半个月，其间的辛苦就不必说了，这里只就与几位工人师傅的交流和对其行为的观察，结合个人的高职教育研究工作，谈几点理性思考。

这次到我家装修的有木工、泥工、水电工、油漆工、安装工等职业工种。其中，只有一位是文革时期的高中毕业，其他各位都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没有一位经过现代正规的职业培训，都是在实践中自学的，有两位有过从师的短暂经历。

在交流中，他们对学校的职业教育不屑一顾，且极端轻视鄙夷职业教育，但对自己的技术与品质评价甚高，而对自己职业的社会地位极不满意，并声称，是因为没有更好的谋生手段才从事这一职业。但他们没有一位认识到自己的职业与社会需求的重要性，更没有把客户的利益放在心中，而把客户给的价格、额外的待遇与对他们的尊重、态度十分看重。“看菜做活”和客户对待他们态度对工程质量的影响颇大。

这次家庭装修的经历，使我深刻地体会到职业教育的真谛所在。

1、技术是“深度”。各职业工种，粗看起来，其技术含量并不高，但其技术的熟练程度决定工期的长短和工程质量的高低，工序与时间的合理安排与遵守操作规程等，又决定工程质量的细节。解决工程中的难题，体现实践经验的丰富度与技术修养的高低。如墙面粉刷，技术的熟练程度就决定墙面色度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手法与泥浆多少的掌握上，如技术不熟练，既延长了工期，又影响墙面粉刷质量；又如电工更换双控开关，几个小时内不能实现双控功能，最后在我的再三提醒下，在纸上画出电路图，用对照检查试错的方法，最后才接对线路；再如卫生间木工先掉顶，电工后安装“浴霸”，木工没有为电工留下正确的电源线，致使新掉的顶拆了再装。

因此，职业教育中，关于技术的教学决不能从书本到书本，必须从典型工作实践中学习，姜大源研究员倡导的“工作过程教学”与示范院校评审倡导的实践教学，没有错，不仅是对的，而且要大力提倡，高职院校的职业技术教学，必须坚持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教育部[2006]16号文件提倡的“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与“工学结合”教学模式是完全正确的。

技术高低，不仅体现在基本功上，更多的是体现在解决施工中的技术难题上、同一工程工序之间的技术协调上，解决施工中的难题与工序间的正确协调，才能体现技术的高等。因此，中职教育应重在基本功的训练，高职教育在重视基本功训练的同时，更要重视技术难题的解决方法、工序间的正确协调匹配与职业特色思维模式的训练，这就是技术的深度。

高职教育中的职业、技术教育，不可忽视其“深度”教育。

2、责任是“精度”。装修工人中，有一位泥工是我的亲戚，说实话，他的技术（没经过任何培训）并不是最好的，但我看重他对我家装修的责任感与认真的态度。他在粉刷墙面时，那个认真劲和重视细节的态度让我感动，虽然工期有所延长，但工程质量特高，我十分满意。这就说明一点，在技术含量不太高的工种中，责任感与工作态度是决定工程质量的关键所在，其技术训练反而次之。在高技术领域，责任与态度，对工程质量的影响，更不可忽视。

因此，在职业教育中，首先，学生必须爱这一行，其次，教学应该包括对职业的“忠诚教育”与训练。一个从业者对职业的高度忠诚，对工程质量与客户认真负责的态度，决定职业水平与职业修养的高低。但是，高职教育中，目前不仅没有这方面的教育内容，反而对新生入校，存在多种专业选择的限制。这不仅违背了职业教育的基本规律，而且是违背人性规律的行为。建议开发高职教育“职业忠诚”的教育与教学，不仅要把社会所有行业与工种视为职业（包括国家领导岗位，也是一种职业），而且要把不同职业摆在同一高度来看待，向学生灌输“职业没有贵贱，只有选择不同”的意识。做任何工作，其责任感与态度决定工作和精细度，“态度决定一切”就是这个道理。

高职教育的学生，树立职业责任意识、强化职业态度观念，是职业教育能力培养的“精度”要求。

3、道德是“高度”。从我家装修工的接触中，他们基本没有职业道德意识，只有完成任务，客户基本认可，顺利拿到工钱的指导思想。并明确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装修没有回头客，一锤子买卖，没必要讲究信誉。”他们的优势就是价格，但没有提高工程质量，为客户着想，做出品牌，留个好名声的想法。我的那位亲戚泥工，买乳胶漆为我节约了好几百元，原因是为别人装修买乳胶漆有回扣，一桶有100多元。这些，是因为他们是“马路装修工”的缘故，都是短期行为，没有公司形象与品牌意识，同时，他们本身就不具备职业道德修养的意识源，社会职业要求不明显、不重视、不突出造成的。

职业人士的职业道德教化缺乏，在我国城乡非正式从业者中普遍存在，而且，正式职业者的职业道德意识也十份低下。如我国普遍存在经济工作者贪污、警员涉黑、医生索病人的贿、教师赚学生的钱、制订公共政策者从个人利益出发、执法枉法、监守自盗等等。

因此，高职教育对职业道德的教育，要提高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不仅专门开设做人的道德教育，还要设计出做职业人的道德教育。而且不能用政治观念教育取代做合格接班人的教育，更不能取代职业道德教育。公共道德和职业道德教育，不仅是职业教育的内容，而是整个教育系统的教育内容，并且要灌输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一个道德缺失的社会很难说是一个进步的民族国家。

从某个角度讲，公共道德与职业道德的高度，决定社会现代化的程度与品质的提升，职业道德教育决定职业教育的“高度”。

4、知识是“广度”。为我家装修的几位工人师傅，都没有经历过正式的职业培训，除一人有高中文化外，其他都是初中以下文化，有两位小学都没毕业。与他们交流，时有困难，对语言理解与表达都不准确，偏离主题与概念理解错误十分常见，且观念落后、目光短浅。

究其原因，一方面，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们”，他们的现代文化科学知识不多、导致眼界狭窄、劳动技能单一、思想方法落后，也没有接受新知识、认识社会的能力，更没有获得新劳动技能的途径。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长期“二元管理”，对农村教育投入少，只重拔尖的学生和重点学校，贫困家庭子女和基础教育大比例淘汰下来的低文化人群，主要从事劳动一线的各种职业和工种，使我国生产一线自然成了低文化素养的集中地。

如对我国国民教育系统不进行改革，延续原有“精英教育”模式，职业教育的直接责任就是专为培养生产一线劳动者，所专设的所谓“大众化教育”，这就是目前我国中、高职教育发展社会基础。因此，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大政府对职教的支持力度，努力实现每一个劳动者都能接受到比较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良好的职业培训与正规的职业教育。基层劳动大众品质的提高，就是中国社会品质的提高。

文化科学知识的多寡，基本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发展层次与可能涉猎的行业、职业。“知识决定命运”包括层次与行业两个方面的内容，对接受研究型高等教育的学生来说，主要是指层次、高度，对职业型高等教育来说，主要是指行业、职业、技术。

知识是“广度”，高职毕业生的文化科学知识量，决定其可能涉猎的行业、职业、技术的广域性。

5、吃苦是“强度”。从几个装修工的劳动强度看，都不轻松。尤其是泥工，拆除洗漱台和浴池的水泥构件，其硬度、危险度，需要掌握的力度与准确度（需要保留一部分），都不是一件容易做好的事情。本人就为搬出这些拆除的水泥块和瓷砖碎片，负重与所受的伤，一周后才痊愈；我老婆为装修工们服务，买东西、做饭、搞卫生等杂事，也累得全身肌肉痛。他们的工作，没有吃苦精神，每天8小时以上，有时还要加班加点，这样的劳动强度，并长期做下去，很难坚持。

在许多招工信息中，都有一句“能吃苦耐劳”的特别强调，说明劳动一线的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强度都非常高。即使是饭店的服务工，一整天站着服务，跑进走出，其劳动强度也不小。过去30年改革开放，城市的高楼大厦都是农民工们所盖，城市脏、累、重的工种都是他们所做，流了多少汗水、血水与苦水可想而知。显然，劳动一线的工人、农民、服务人员，长年是体力劳动占主体，我们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轻视任何普通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同时，也别忘了尊重体力劳动者。

职业院校教育的对象，主体是劳动一线的普通工作人员，所以，也应该有吃苦精神教育，尤其是独子女占比例较大的“90后”，若没有吃苦精神教育，对其就业和劳动一线劳动者的素质需要不相匹配。吃苦精神教育应该是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

6、毅力是“恒度”。通过对装修工的劳动过程观察，他们的劳动强度高，而且长期都是这样，没有一定的体力和毅力，很难从事这一职业。劳动者（包括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劳动，必须是持之以恒，长期坚持，其毅力要求也十分重要。工作过程不仅仅要有知识基础、技术含量、态度因素、道德品质、吃苦精神，还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招工信息“能吃苦耐劳”中的“耐劳”就是指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

毅力与恒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其事业与人生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但是，高职教育的实践与研究，是没有涉猎到的内容，从这次家庭装修实地观察看，培养有毅力、有恒心、能吃苦的职业劳动者，应该说是职业教育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要有职业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同时，又要培养有恒心、有毅力、能吃苦的人才，用什么方法和途径来培养学生的创新力、发展力、恒心、毅力、吃苦精神，目前还没有比较成熟的答案，需要在实践中深入研究、探索。

 

高职院校是从1999年后，才开始大面积发展的一类高校，至今不过10年时间（不包括80年代初首创到大面积设置期间的反复），本人从事高职教育研究不过五年时间，据我了解，全国在短时间内高职院校发展到1000多所，“姓高”（高等教育的普遍性）与“名职”（高职教育的特殊性）的两个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同时，受制于整个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没有开始的制约，国家高等教育的重点和目光放在建设国际一流高校上，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的国家高教发展规划与战略尚没有出台，对现有高职教育如何办？怎么做？提出一些疑惑与“争论”，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这里，以我家装修为例，整理出上述高职教育与职业人才的六大要素，基本上就能回答前述关于高职教育改革的论争。

第一，社会发展需要“专才”，个人发展需要“通才”。“专才”与“通才”之争，是中国高等教育长期没有结论的一个假问题，二者是从不同角度出发所得出的判断。作为社会要求，从具体工作岗位劳动者的素质要求出发，其知识与技能越专业越好；作为劳动者个人发展的角度出发，其知识与技能越多越好，转业、择业的可能性越大，可能发展的层次越高，可找到的工作机会越广。但是，高等教育有学制限制，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兼顾社会需要与个人发展需求的相关性，必须发挥教育者、受教育者双方的积极性，任何单方面的努力，都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新中国文革前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按苏联模式，向“专才”方向培养，改革开放后，受英、美高等教育模式影响，基本上是向“通才”方向发展，其重要标志是引进“通识教育”理念与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新生全部进入文理学院学习文化基础知识的模式等。

第二，“研究型”高校是“精英”教育，“职业型”高校是“大众”教育。自从高职教育出现后，对原有高校统称为“本科高教”，把专科与高职统称为“高职高专”，这不准确，似乎高职教育只有专科。其实，高职教育也应该有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只是目前的高职院校，还没成长、成熟到可以办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程度。

“精英”教育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国高等教育处于精英教育阶段，大多数适龄人口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在1999年扩招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处于精英教育阶段；二是国家高等教育已经发展到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开始分类，把大众化阶段的高校，大体上分为“精英”与“大众”教育两大类，前者是指研究型高校，后者应是指教学型本科和高职院校。按高等教育发展三个阶段，即毛入学率低于15 %为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在15 %～50 %之间为大众化教育；毛入学率为50 %以上为普及化教育阶段。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占适龄人口的比例已达到23.3%（2008年，教育部统计公报），我国已进入大众化阶段，正向普及化阶段迈进，按目前招生量的扩大与适龄人口下降速度，估计2020年左右即可实现普及化。因此，中国高教最紧迫的任务不是扩招，而是分类发展。

目前，中国的“本科高校”招生量与“高职高专”相当，若只把高职院校视为大众教育的话，从结构上看，比例不够合理，“精英教育”应“压缩”到30%~20%为宜，“大众教育”要发展到70%~80%为合理区间。其实，普通本科高校中，有许多高校本来就是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如师范院校、医学院校、工科院校等，降低“精英教育”的量，没有必要压缩本科院校，只需对办学方向与培养目标调整为职业、技术教育即可。但是，21世纪初的高职教育的社会评价不高，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困难，也不愿自称为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只有北京服装学院一所高校，真正实现了转轨。这对现有高职院校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还没有实力与其竞争。但现有本科院校中的教学型高校，向大众教育转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第三，“精英教育”培养“通才”，“大众教育”培养“专才”。“精英”与“大众”教育两大类分类发展，是中国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精英教育”培养“通才”有发达国家的通例，“大众教育”培养“专才”也有多国的实践，差距较大，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动手能力。“大众教育”到底是否也实行“通才”教育，还没有任何发达国家对其作出定论，建议培养生产、建设、服务与管理一线的劳动者，以专才教育为主，但只要接受高等教育就必须接受高等文化知识教育，如公共课与文化基础课，这一点没有争议。

“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改革，没有否定文化基础知识教育的必要性，只是提出了与技能教学有无必然联系的标准，没有必然联系的文化基础知识就不教了，它是对“必要、够用”的具体化，并明确把“通才教育”关于文化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呈“宝塔型结构”改革为“生物模型结构”，但具体实施起来，怎么做，有难度。

如何培养创新人才、培学生持续发展能力。这一点，中国的高等教育学，还没有明确的定论，其研究也不深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力与发展力，在中国还是一个新课题，目前不能下结论。武断认定学习了文化基础课就等于有了创新力和发展力是缺乏依据的。

通过“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改革，改进我国高等教育技能教学，有比较充分的理论根据与实践证明，用培养学生的发展力与创新力来否定“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改革，风马牛不相及，但改革中，“高职教育过分强调实训教学，过度削减甚至取消必要的理论课程，片面强化学生动手操作的能力，办学层次向中职教育下移”的现象的确存在。不能轻视理论课程，高职与中职技能教育应有明确的区别，这两点是对的。推行“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改革的学者们，也不要把自己的理论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是所有专业和课程都可以实行“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和教学。从实践上看，专业技术课，完全可以采用“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改革路径，达到提高动手能力的目的，但法律类、经贸类、金融类、管理类（除技术专业外，如会计）专业与文化基础课、公共课和专业基础理论课，很难做到“工作过程系统化”，只能用案例、模拟等教学方法来实现。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本人通过一学期教学实践，发现PPT电化教学对原理性知识教学，还没有黑版加粉笔的老式教学效果好。

“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改革，其难度就在于习惯了的“学科系统化”向“工作过程系统化”转轨，在基层本来就有来自全体教师不适应的事实存在，推行起来十分困难，再一论争，“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改革，就可能胎死腹中。

第四，“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改革是技能教学单项改革，必然对文化基础课教学存在冲击，但与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力与发展力基本没有矛盾。

在高职院校里，一方面，高职教育的文化基础课和公共课，本身的教学效果不佳。高考低分的学生接受了十几年的文化基础课和公共课类似的课程教学，无情的分数竞争，他们大多是败下阵来的一批人，本想到高职院校来学点做具体事情的真本领，作为将来谋生的基础，一进校门还是教的这些东西，心理上产生抗拒心理，实属正常心理反应。另一方面，高职院校的文化基础课和公共课的教师，可供其研究的领域广泛，深入难度大；受各种限制多，创新的可能性低；教学手段单一，教材统编，教学上很难实现质的飞跃。把高职院校的文化基础课和公共课与专业、职业联系起来，本是试错的尝试，有可能找到提高高职教育文化基础课和公共课教学质量的契机。教学效果不好的课程，也不允许改革尝试，是固残守缺行为。

现有高职专业所设置的课程是一个系统，单独对技能课程改革，必然涉及其他课程和课程结构的调整，若现有非技能课程一点不动，以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无法展开。通过个别学生座谈，发现他们非常现实，大多数学生对未来岗位工作没有直接意义的东西，或者对知识与技术含量低的课程十分反感，不想学，只到场、不听课，采取消极抵抗态度，并认为是学校在浪费他们的生命，但他们对“跨专业通识课”（作者命名，学生称其为“外专业的基础知识课”）却很感兴趣，认为将来有可能用到，看来学生早就想到未来自己的发展力。

培养高职学生创新力和发展力，倒是一个真问题，它不能与开设学科体系的文化基础课和公共课直接划等号，需要深入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从教育行政高层向下，从基础教育向上，双向推动，高职教育创新教学体系，才可能有所突破。按本人的研究和几十年的实践体会与总结，创新力有先天成份，是个人的禀性使然，后天教育只能开发，不能赋予。一线劳动者的发展力，主要体现在涉猎多种职业知识和提高自学能力。大学所学习的知识，毕业几年后，在劳动实践中，许多都不能用或本来就没有用，社会成功人士和发展力强的个体，大多是以学校所学的知识为基础，尝试过多种职业，自学能力强，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注意提高自己的各种能力。

具有创新禀赋的人，才有可能培养成创新人才；自学能力强的人，才有较强的发展力；一线技能劳动者的发展力，主要表现在懂得、掌握了多个行业、职业知识。教育只能赋予受教育者的文化底蕴与背景，塑造人的品质，传播某种观念，授予科学的方法与思考模式，不可能“再造人的全部”。

中国高职教育如何办？怎么办？最有发言权的是高职院校的一线教育工作者，不是从来没有与高职学生有过接触、对高职教育学只是业余爱好、对人才培养有责任感的院士、专家们。往往良好的愿望与实际往往是脱节的，如中国独生子女与具有良好愿望与出发点的父母一样，老是从自己的良好愿望出发，好心办坏事。从事高职教育研究和对高职教育有看法的民众，想办好高职教育，首先要问一问一年招收的几百万高职学生的意见，听听他们的呼声。本人利用课间休息机会，对多个年级的学生做过调查，学生不知道高职教育要怎么办？但知道不能这样做。我们要做的是：从学生否定中改主意，在试错中改错（即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错中提高教学质量，最终才能找到好的办法与途径。

因此，高职教育改革，再不能是“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全国统一成一两个教学模式，推而广之，要放手放心让各高职院校开展教学质量竞争，在教学上发挥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三个积极性，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竞争中淘汰落后，产生先进，才是先进教学模式产生的必由之路。

 

                                                                                            2009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