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以抽‘洋烟’为时尚的人几乎成为一种潮流，从而使西方的大量“洋烟”涌入。随着时间的广延，国人发现“洋烟”的品味还远不如“国烟”，“洋烟”渐渐被烟民摈弃并逐步被列为“等外”品，在价格上，“国烟”也扶摇直上远超“洋烟”，“洋烟”在中国几乎已没有了市场。非常巧合的是，吸烟致肺癌风也在此时愈刮愈烈， 几乎席卷全球。

　　   吸烟是否致肺癌？如果说是，可身边不吸烟乃至连“二手烟”都未沾者，竟接二连三的患了肺癌，令人大惑不解，随即就产生质疑；如果说不是，可现代医学发出的吸烟致肺癌警告也着实令人生畏。那么，吸烟致肺癌是怎么得来的？这就不得不谈起医学统计中的相关关系。若两种变量，其中一个变量的数量变化，是由另一个变量的数量变化所确定，则称这两种变量的关系为完全相关；若两个变量的关系呈函数关系，则是相关关系的一个特殊情况；若两种变量彼此几乎互不影响，其数量变化间关系呈各自独立，则称是不相关；若两种变量的变化关系介于完全相关和不相关之间，则称是不完全相关。一般相关现象都是指这种不完全相关，这才是医学统计学上关于相关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相关分析，时常是通过大量的统计观察，来消除那些无关因素的影响，以揭示有关因素的数量变化相关性。在有相关关系的分析中，若给出自变量的一定数值，那么，与之对应的因变量的数值一般都分布在它们平均数值的周围，变量之间这种非函数相关性的依存关系称之统计相关，一般也常称之相关关系。

　　    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种分布的散点图对应的各点资料，都可以用最小二乘法的原则拟合相关方程。当然，就是相同相关方程所反映的两种事物或现象的相关程度，也可能完全不同。那么，对于测定两种事物或现象的相关程度，统计上常以描述两种变量线性关系密切程度的数量分析指标——相关系数，来作为其测定的指标，通常把相关系数值划分为低相关、显著相关、高相关这三个级别，来表示两个变量间相关密切程度。

　　   相关分析的首要前提，是确定所研究现象变量间，是否存在着相关关系，即首要前提是定性，然后，才能以数学表达式定量测定现象变量间的相关程度，分析哪些是主要相关因素、哪些是次要因素，以及它们的关联程度，只有这样，相关分析才有意义。

　　   然而，在国内外的实际应用中，不少相关分析结论竟把相关分析的首要前提条件忽略掉，尽管在其所研究的变量间存在着量性上的高度“相关关系”，但因其定性的前提条件不存在，而只能是伪相关。迄今为止，在不少相关分析结论中，伪相关的问题可谓是比比皆是。 

　　  随着科技手段的提高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证实，不少由相关关系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的确是并非那么可靠。时常存在的问题，是以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或者说，只是揭示了部分表象的相关问题，而却将其更深层次的相关本质问题掩盖。这种与部分表象相关的问题实例，充斥于不少领域而不胜枚举，因此说，确定所研究对象变量间是否存在着非函数相关性的依存关系，则是一项十分复杂而需深层追根求源的问题。

　　   诸如，吸烟与患肺癌的相关关系，若以现代医学和祖国医学在定性上的认识，来分别分析两者间的关系，那就大相径庭。现代医学是以那些已有一定长时间吸烟史的人群为一个变量，而以其中患肺癌人群为另一个变量，依据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早在数十年前，就已基本认定吸烟与致肺癌间存在着高度相关的结论（从统计学上看，这种结论若是来自医院的病历调查，其局限性就更大，也更无代表性，也就更加不可信。）；那种把所吸烟中部分化学成分，通过对小白鼠之类动物进行实验，并以实验报告为根据，认定就是致肺癌的成分，并断定导致肺癌概率高与吸烟不无关系，虽说这一结论已成现代医学的基本定论，然而，从中医学角度看，一是动物本身存在的体质性差异（温性、偏温性、寒性、偏寒性、中性）未考虑在其内，仅就这一点来说，若被现代医学认识到，并在其医学科学中应用，就会发现与其原基础理论与结论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乃至将对其药物发展产生质的飞跃作用；二是被用于实验的动物，其生存与活动的所处环境，也未考虑在其内，所以，动物实验本身，也必然产生个体动物差异不同的结果；三是动物实验结果是否能证实吸烟中部分化学成分，确实就是导致肺癌的因素也是个未解之谜；四是吸烟确实把肺的颜色与外形弄成不如不吸烟的原态，但却功能正常，若不吸烟而患了肺癌，即使肺的颜色与外形为原态，照样危及生命。

　　   鉴于现代医学基本属器官医学，烟的吸入与呼出过程，因主要是通过肺的呼吸来完成，所以，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代医学，也势必要从吸烟直接对肺的影响入手，来探索吸烟与患肺癌的关系。现代医学则是通过对烟的部分有害化学成分的认识，来说明吸烟对患其它疾病的影响问题，据报道现代医学已查明：约有60%的疾患，是与吸烟有关。然而，祖国医学关于肺与其它脏腑的关系表明，若要探索吸烟的影响不仅要直接探索在肺脏上的反映，而且还要探索其影响在与肺相关的其它脏腑系统功能及外在表象上的反映，但无论如何也探索不出吸烟本身会导致肺癌的结论。因此，本文就吸烟的直接影响，是否导致患肺癌概率高的问题提出了质疑。 

　　     若从有数千年实证经验的祖国医学对癌病因的认识来分析，答案则与现代医学根本不同，这种认识差异本应是深化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然而，在中医的故乡却听不到有关这方面的一点儿不同声音，足见，从事中医者已被现代医学“西化”得不成体统，更谈不上有像样的“拨乱反正”了。

　　   中华文化讲求和谐基本是从正面阐述德、道、义、理等，其内涵虽有正误与对错之分，但却少有显著直言的正误与对错。然而，建立在深厚中华文化基础上的祖国医学却不是这样，它不仅强调机体的阴阳平衡、和谐，才是健康，以及短期的阴阳不平衡、不和谐，就是亚健康或成疾，而且稍久之后，则疾就成了病。它还十分注重阴阳平衡调节中的正误与对错问题，对“似是之言”，从来都是直言提出，以求有错务必及时纠正和加以防范，因为祖国医学是以治未病为其宗旨来防微杜渐，尤其是有的病情涉及生死攸关，只争在顷刻之间，因此，对似是而非的问题，为防后患而必及时纠正，以来求进取、求发展。这实际也是以临床实效为检验标准的祖国医学的本质要求。足见，祖国医学是一门凝聚了祖国优秀文化、科研精髓的基础理论与哲理博大精深、求实效的科学。

　　   中医认为，癌为肿块凹凸不平，边缘不齐，坚硬不移，具有臭秽难闻，不易收敛，甚则危及生命的症状；其生成原因是痰气交结与血淤气滞交互影响，逐渐由形成的另一种交织体所生成的胶浊性恶变。这种“恶变”的逐渐形成过程，使得早期的阴阳不平衡状况，往往易被误为是一般症状而延误了最佳治疗期。中医把喜、怒、忧、悲、思、恐、惊，这七种对外界事物的精神情志变化反映称作“七情”；五脏中的心主喜、肝主怒、肺主悲（忧）、脾主思、肾主恐（惊），中医将之称为“五志”；五志过极，就会影响脏腑的气血活动，成为致病原因；五脏间的不同阴阳失衡，分别也是反映“七情”的内在化生物质基础，同时也是现代神经内科、心理学与社会医学所涉及的“七情”内在化生物质基础。中医基础理论《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认定：“（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气上”指：大怒伤肝使肝气上逆，血随气逆），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气消”指：悲哀忧愁太过伤肺，使肺叶皆举而上焦闭塞不通，因而热气郁闭其中而耗损肺气。），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气结”指：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从而致使其气留蓄而不行。），…”过度的“悲伤”、“忧郁”则使肺主气的功能而渐耗伤，过度的“思虑”则使脾气留蓄而不行，而肺主气与脾益气又互为作用。若把吸烟与患肺癌的关系，从无形的“悲伤”、“忧郁”来深层次考虑，也即是从长期吸烟所处的“情志”状态来分析，显然，患肺癌成因的落脚点，就不会像现代医学那样直接归咎于吸烟本身。元代名医朱丹溪认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说明气血郁结，则相应病证就相继而生。根据中医的“情志”来分析，则可以认为，在那些患肺癌的长期吸烟者中，即使他们不吸烟而因过度的“情志”问题，也照样引发肺癌，不然，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吸烟，甚至也从未被动吸过“二手烟”者，其在患肺癌者中却仍占一定比例，就根本无法诠释。根据中医对致癌病因的认识，在所有癌患者中，不同部位的癌患者所占比重，在人类社会的各个人口中，癌患者的分部位统计结果，都将证明肺癌所占比重是位居首位，这就是中医做出的判断。即使是在一个没有吸烟的人口中，只要存在人体各部位的癌患者，其中的肺癌所占比重也仍定会位居首位。

　　   中医认为肺与大肠是表里关系，所以，各部位的癌患所占比重，直肠癌应次之。根据中医学对致癌与脏腑关系的认识，除肺癌以外，其它部位癌大多数为：直肠癌、前列腺癌（男）、乳腺癌（女）、胃癌、肝癌…

　　   根据客观实际状况可知，那些根本不吸烟而患肺癌者，与长期吸烟而不患肺癌者，则将形成与吸烟患肺癌者完全不相关的关系，这种完全不相关所占比重有多大及其原因，理应是现代医学研究肺癌成因的一个关键环节及再认识的基础。须强调的是，著者决非是因此要提倡吸烟，而是要搞清吸烟与致肺癌的关系，并说明实际的情况远非像西医已有的结论那样简单、苍白无力。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所观察到的吸烟与不吸烟，如果确实存在着导致肺癌与否的显著差异，那么，在人人关注健康的今天，肯定用不着大力宣传，吸烟就会被绝大多数人所放弃。

　　   中医将癌的主要部分成因，归咎为是由过度“情志”引发的气血郁结而形成的痰气交结与血淤气滞，而这种痰气交结与血瘀气滞问题，时间一久，则生成胶浊性恶变。可见，若不及时解决所产生的痰气交结或血瘀气滞问题，那么，一旦二者产生的问题由交互影响逐渐交织在一起，就会发生胶浊性恶变，即癌。俗话说的“烦烟闷酒”，完全说明了吸烟在不少情况下的过度“情志”状况，而这种“情志”产生的气滞久留不去，则导致痰气交结与血瘀气滞而成胶浊性恶变。这就是为什么在患肺癌者中，吸烟人群占大多数的重要原因。

　　   中医在不否定烟草有“小毒”副作用的同时，也肯定了烟草还有“祛头风、杀小虫”的正效应。在有关吸烟导致肺癌的问题上，祖国医学与现代医学的认识不同，然而，现代医学将或迟或早地认识到：中医对致癌病因及肺癌形成的认识，才是对致各部位癌及致肺癌更深层次的主要综合成因。祖国医学的基础理念，不仅将大大开阔世人眼界，同时也将成为现代医学继续深化研究此问题的重要参考与借鉴。因此说，现代医学的若干病因学结论，都有待人类的实践继续检验、继续认识、继续修订。

　　   相关分析虽然不存在数学函数关系，但是相关分析的“定量”时常是以大量的统计观察为根据，其“定性”时常是以大量统计观察所反映出的疑似问题为假定，并成为研究相关关系的一条极为重要途径。通过相关分析得出的结论，有的相关因素确实存在着近乎因果性的依存关系，而有的却不存在，因此，对一些相关分析结论来说，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就决非偶然。若能从不确定性的相关关系中，探索出其背后更深层次的质性必然，那当然是后续分析研究相关问题的正确途径。这就是说，决不能仅凭借相关因素外在相关关系，就以偏概全地盲目下结论，而是须更深层地探索其内在的因果性关系，只有这样综合性地探索，才是科学之魅力所在。

　　   迄今为止，仅凭相关分析的高度相关系数，就简单下结论或定论的问题，可谓比比皆是。相关分析的前提是定性准确与否，若定性出了问题，相关分析的结论怎么能令人置信？相关分析在工业、农业、医学、水文、气象、人口等方面都有应用，诸如：应用相关分析得出：20世纪80年代初期后至21世纪初，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的原因竟是：“重男轻女的文化环境、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与人口工作的重点。”若以此结论来分析前期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那么，在前期条件较后期条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前提下，前期的人口出生性别比非但没有出现较后期更为严重的失调，反而却始终正常，就足以证实此相关分析的结论是悖论。

　　   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历经数十年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以及结合实践对出现问题的不断反思，著者从实践中深切地感悟到，反映在相关人类健康与疾病问题上的悖论也不少见，从而更加坚信：祖国医学基础理论《黄帝内经》阐明的那种以人为本，外应时空，内应精气神，以暂时避开对己不宜的所处外在环境，以调整或改善人机体稳定平衡的“内生环境”或称“内生态环境”，即以改变人机体内外“环境”，使“邪”不适宜生存而弱化，使“正”适宜生存而强化，使祛邪为扶正，扶正更利祛邪，从而既加速了祛邪也加速了扶正。祛邪与扶正，适时的选用或有侧重的并举，以及扶正为治未病的医道与养生之道，都将永久熠熠生辉。早在二千多年前，《黄帝内经》就揭示了世间的人生，既依赖于时空又受制于时空的相应规律，因此，伴随着对祖国博大精深药物与非药物医学，及其独到养生之道逐步认识的深化，必将产生思想的大解放而发生大彻大悟，使祖国医学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创新，再造跨越时空的现代辉煌。一些现代医学认为的难题与养生的深层次问题，亦将随之书写新的答案，因此，一些以现代医学为基础，以相关分析得到的那些曾被普遍认知的结论，也将会有较大更新。

　　   综上所述，须强调指出的是，对两个变量间有相关，甚至是高度相关的结论来说，因定性存在着不确定性问题，也不能证实两个事物或两种现象间，就存在着本质上的相关，并在专业与实践上，就有实际意义。在这种条件下，变量间的相关，有的只能是局限在数字上的相关，其结论上除了似是而非，最易使人产生误解外，则毫无任何意义。有的相关关系虽然揭示了部分变量间，存在一定的本质联系，但这种相关也不一定是程度不等的因果性关系，因此，相关分析必须结合专业上的真知，才能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可见，相关分析的前提——定性研究，既是全面而更深层次的研究，也是最终决定相关分析结论正确与否的关键。

　　   实践检验表明：定性的准确程度，决定了相关分析结论与实际符合的程度。今天，在不少学科中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伪相关结论问题，诸如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在保健与营养学方面，因现代医药学与中医药学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虽然迄今为止，数千年历史的无数实践都已证实了中医的“气味”（寒、凉、热、温、平）基础理论是真理，但现代医学的发展水平，却仍要走相当长一段遥远的历程，才能证明中医“气味”涉及的博大精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