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年中，共产主义中国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验：改造人们的思想。没有任何国家，包括苏联以及所有西方国家，可以在改造人民思想的深度和速度方面同中国相比。

　　中国共产党坚信，思想决定着行动。只要6.5亿中国人思想正确，就能行动正确，就可以沿着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创造出社会主义的中国，然后再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甚至是开创一个共产主义的世界。

　　集体学习：最有力的武器

　　中国共产党借用了西方国家的一些宣传手法，还有自己的创新。像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共产党政府拥有完整而有力的法律体系，还控制了教育和所有的常规媒体。同时，一个庞大的乡村广播网通过无数的乡村广播、大喇叭以及可以不厌其烦地挨家挨户通知的工作人员，将官方的新闻、口号、励志歌曲和其他宣传内容传递到最遥远的农村地区。这是现代主权国家最熟悉的模式，那就是将所有的国民有效地组织起来。事实上，所有的中国人都从属于一个或几个按照年龄、居住地、工作性质等来划分的小团体中。

　　但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只有人民真正承认了共产党的道路是正确的，他们才会发挥出全部热情，甚至在改造中加入自己的创造力，这样，重塑自己的思想就不再是一种必需，而成为一种信仰。为了推动这个进程，中国将集体学习这种手段发挥到了极致：每个人都必须参加，不论是农民、地主、小市民、艺术家、家庭主妇还是政治犯。集体学习是实现摒弃旧思维，接受新思想最有力的武器。

　　集体学习在两条战线同时展开，一条是所有中国人参与的，另一条是只有党员参与的。在漫长的游击岁月中，中国共产党曾经数次面临危机，集体学习成为他们克服危机、焕发新生的法宝。在教会普通的农民如何使用武器、服从指挥、过集体生活以及保家卫国的过程中，共产党逐渐发现，小组讨论是让每个人不仅明白怎么做，还能搞清楚为什么这样做的最好形式。小组耐心地讨论各个问题，聆听每个人的反对意见，最终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游击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赢得的广泛支持以及抗日成功和最终击败国民党，都证明了小组学习的重要意义。

　　小组学习的组织形式--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武器来学习马克思理论，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内容，而现在，中国共产党利用这种形式成功地将中国式的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的信条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思想改造的主要机制。

　　批评与自我批评

　　今天，中国几乎所有人都志愿结成了6～12人的学习小组。小组推选出领导者，再由官方批准，然后就可以集中讨论政府的政策、马克思理论或者一切党中央和政府号召全国学习和讨论的问题。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小组将自己的思想汇报给党和政府，因此这些小组拥有官方承认的正式地位。人与人之间以及小组间复杂的互动赋予了这种形式不凡的力量。

　　每个成员都知道，他们的想法会通过小组领导传递上去，对他们的评价无关政治，也不带个人色彩，但却能影响到每个人的未来。

　　每个人必须发言，没有人有沉默的权力。在小组中，领导者了解每一个成员，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起工作甚至一起生活的，想掩饰自己很难。另外，鹦鹉学舌是不够的，在漫长的讨论中，对官方意见的简单解读也不能让别人满意，于是，人们只能不断地寻找和学习正确的理论，以替代自己的陈旧想法。例如认为有些地主并没有作恶，这样的想法就是片面的、不深刻的认识，被认为是对旧制度的同情。同样，任何一个深信美国的目的是侵略中国的人，也不会觉得美国的选举制度比中国更民主。在这样彻底的讨论和改造过程中，亲美思想被认为是同情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也就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背叛。对于那些承认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是社会财富根源的人来说，如果他们依然不愿意参加农业生产，那就说明他们依然保留着对体力劳动的布尔乔亚式的偏见，这些人的思想就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通过小组学习提升一个人的政治意识是一辈子的事，即使是毛泽东自己也要不断学习。

　　小组学习的武器就是批评。每个人都必须利用理论来指出别人的问题，批评是帮助，人们必须接受。而如果有人始终坚持自己原来的想法，表现出“我知道你们的意见，但我始终觉得自己是对的”这样的态度，就会被看成是小组中的敌人，其他人会对他进行长时间的批判，或者称之为“斗争”，其他成员会提高音量，用激烈的语言指责他，但却很少采取肢体上的暴力。如果一个人的错误想法始终无法纠正，人们甚至会号召几个小组一起来批判他，同时，不论是亲戚还是朋友都不能安慰他，因为思想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很严重，同情错误的思想路线也是错误的行为。

　　自我批评的地位甚至更重要。人们必须详细说明自己有哪些错误思想，并解释为什么自己觉得这些思想是错误的。如果其他成员觉得他的自我批评虽然真诚，但却不够深入，他们会帮助他更深入地认识问题，而如果想敷衍了事，那只会导致其他成员严厉的批评。

　　思想改造的惊人效果

　　为什么看起来让人精神紧张甚至痛苦的小组学习还能有这么高的效率呢？首先，人类有寻求精神和情感平衡的基本需要。在中国，“不进步”不仅仅意味着政治审判，还意味着被社会关系所抛弃。许多西方人忽略了中国的十字军精神，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贯穿在所有关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讨论之中。既然人们觉得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是正确的，那工业化和增加农业产量就是正确的，因此现阶段斯巴达般的生活就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要把所有的资源投入到建设国家当中，个人的享乐就可以暂时放到一边。共产党在为5亿农民提供医疗和教育等保障，所以人们就有义务向党汇报一切敌对势力的活动。美国在侵略朝鲜，因此反美是正确的，妇女受到了压迫，因此要解放她们。而且不论是出于改造自己的愿望还是为了获得上级的重视，小组成员都会上报组内和组外的异常情况，因此加入一个小组成为一种迫切的需求。

　　但是最重要的，是因为一种民族主义，一种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因为取得的成就而不断提升的自信心和爱国情绪。1948年，那个经济被通货膨胀拖垮，被一个利用暴政来掩饰虚弱的政权统治的完全依赖美国援助甚至不能生产汽车的国家，在短短几年中已经发展到可以在朝鲜同美军抗衡，拥有世界第四强大的空军，能自己生产卡车、战斗机甚至是核反应堆，中国人再次拥有了自信心。这种自信为中国带来了旧社会不曾有过的诚实、礼貌以及公民意识。错误的思想会让一个新中国人内疚吗？上亿人扪心自问：“我有什么权利反对能实现如此成就的人民政权？”1951年，中国的一位英语老师对我说：“回忆起以前中国国内的混乱以及我们在国际上蒙受的那些屈辱，现在我们终于再次为身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这个老师在耶鲁取得了艺术硕士学位，二战期间还曾在哈佛教书。他了解美国，也喜欢美国，并不是一个狂热的左翼人士。在共产党掌握权力早期，他并没有很快接受这个政权。但看到共产党很快控制了通货膨胀，改善了大学的物质条件，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他开始为自己生活在新中国感到自豪。对他来说，小组学习是一种激励。他希望斩除自己身上资本主义式的自由主义，希望能提升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水平。他曾经喜欢读《动物庄园》，但在1951年，他却拒绝再读《1984》，尽管她的妻子，一个毕业于旧上海美国人办的大学的知识分子，很喜欢这本书。

　　还有一个1948年进入这所大学的学生，他属于共产党取得政权前的最后一届大学生，他和同学们见证了许多国际事件。他的英语很好，法语和日语也不错，他高中的时候开始信奉基督教，进入大学后，他在左派的指引下开始参加学生运动，见证了这一年间国民党的垮台。共产党进入上海后的几个月，他曾有过担心，但共产党的表现重新引燃了他的爱国激情。但他灵魂的其他部分，从习惯到思维方式，包括基督教，都不符合共产党对一个全新的中国人的要求。

　　1951年夏天，他来看我：“我一直学习又学习，思考又思考，”他说：“我开始觉得共产党比基督教堂更好，我在考虑加入共产党。”不久之后，他就告诉我他入党了。“现在你是一个党员了，你觉得还有必要参加小组学习吗？”我问他。“当然，”他的眼睛中放射出具有感染力的热情光芒，答道：“这是必不可少的。”

　　小组学习甚至能让人快乐起来，特别是那些曾经被猛烈地批评和斗争过的成员，在承认自己的错误、接受新思想再被组织和社会重新接受的过程中，许多人体验到了无法言喻的快感。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位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年轻秘书就是一个例子。

　　她的父亲是一个在日本留学归来的验光师，二战即将结束时，她从北京天主教大学毕业。随后，她加入了基督教女青年会，并很快同战争结束后回到北京的美国留学生和外交人员成了好朋友。建国后她开始为人民政府的救济机构工作。这时，她开始反感集体学习和反美思潮：“我真想到一个没有小组学习的地方去，”她曾抱怨道。

　　她毫不掩饰抱怨，因此也被主流社会抛弃了。中国朋友们都劝她端正态度，特别是不要再和我这样的外国人来往，因为从1951年起，包括我在内地很多外国人都被怀疑是美国间谍。就连一些外国朋友都奉劝她不要再我行我素，但她依然坚持自己的习惯。最后她被迫和我一起接受集中改造。

　　在接受改造的地方，她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了这么多来自不同阶层的中国人，他们中许多人没受过教育，甚至没见过外国人。有些人克服了无法想象的困难，作出了惊人的成就，尽管现在他们都被关在这里集中改造。她开始渐渐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自己的祖国，发现它内部的希望。她不再觉得中国低西方一等。但她的思维习惯，她喜欢自己探求真相的习惯，她不愿受到管束的习惯依然难以改变，她几次成为集中批判斗争的对象。

　　但我渐渐看到了成果，她的灵魂受到了彻底的洗涤。她的想法渐渐改变了，她重新评估着过去的朋友和关系，她依然正直、有勇气、诚恳，但是她评价事物的标准完全改变了。她开始渐渐觉得小组学习是一件愉快的事，而同组的人们觉得他们帮助羊群里唯一一只黑羊变成了白羊。她自己也很高兴，因为她将自己的精神和思维扩展了，她觉得自己重新获得了认同感，并对学习小组和整个社会充满了感激之情。

　　思想改造的高潮--运动

　　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中国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运动常常由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或社论牵头。最开始的几篇文章一般是揭露性的，一些人和组织被树立为反面典型。大多数人也会检讨自己身上的类似倾向。而那些检讨不彻底的人就会被带到公众面前，开大会批斗。此后，为了更好地帮助这些人改造，他们可能还要经历一段被监视的时期，有时还要接受专门的学习。如果情节严重到涉嫌犯罪，这些人会被送入监狱接受改造。

　　在清查反革命这样的运动中，虽然不会每个组织都藏匿着反革命分子，但每一个小组不但要讨论反革命分子的所作所为，还要讨论是什么深层原因导致他们走上了这条道路。对在运动中有自首和忏悔表现的人，一般会给予宽大处理。像抗美援朝这样的运动甚至能将整个国家动员起来。

　　中国的思想改造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那就是劳动改造。中国共产党希望能消除中国人长久以来对体力劳动的歧视，让人们接受各种劳动都是平等的这一观念。2500年前，中国的孔子就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对罪犯和地主的改造中，劳动改造和思想学习几乎同时进行。在北京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里，劳动改造是更高层次的改造手段，只有在思想政治学习中合格了之后，才能参加劳动改造。

　　知识分子、城市干部、工人、商人、资本家和学生们在每个节假日都要进行义务劳动，为了消除人们对体力劳动的歧视，确立无产阶级的地位，在过去的数年中，中国组织大量人力前往农村和工厂体验劳动。

　　中国人会变成什么样？

　　意识形态改造的效果很难评价，因为在各地效果差异很大。农村地区效果普遍不如城市。最近，中国官方承认，许多农民依然不太明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很多人依然个人主义倾向严重，这影响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一些农民密谋破坏人民公社，对抗国家的农业政策。除非农民具备了社会和政治意识，才能保障公社的建设。

　　工人阶级的思想改造很成功。中国共产党对工人的要求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提升自己的社会意识。发扬吃苦精神，保持无私的优良品质，努力生产，注意节约。”这里用的是“提升”，而非“改造”，因为在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中，工人阶级是领导，因此工人阶级的思想被定义为正确的。

　　也有许多人抵制这种改造，例如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前者包括所有私营企业主，后者是指一些学生、知识分子、专业人才。从一开始共产党就注意到这些人就同旧秩序关联最深，可能造成最大的麻烦，因此也就最重视对他们的改造。

　　1951年到1952年的“五反”运动削减了资产阶级的数量。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要进行学习、检讨。但最难改造的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如科学家和专家，他们拥有共产党迫切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但对共产党的教育形式和内容非常抵触。共产党在过去十年中的路线就是充分利用这些人的能力，其他方面就采取迂回的路线，同时，共产党也在培养自己的红色专家队伍。

　　一些在西方接受教育，特别是曾经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被视作改造的重点，对他们的改造包括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看看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而中国国内始终听不到这些人的呼应，我们就知道，主动权现在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

　　未来如何？毛泽东曾经宣布中国会进行常规性的整风运动。“思想改造，”他说：“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任务。斗争会经历起伏，我们的工作也会有张有弛，但我们会在曲折中不断前进。”

　　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里通过教育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国家荣誉感重回中国人心中。孙中山当年面临的一个一盘散沙般的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了。

　　社会各阶层对于现代化、秩序、计划和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不可逆转。公众对健康和其他保障的需求不会衰退，一个小商贩可能并不甘心看到自己的家当被收归国有，但看到自己的孩子可以完成学业，也就释怀了。即使农民不喜欢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他们也开始期盼在旧制度下根本不敢想象的自由与回报，他们希望市场稳定，需要和平，需要政府的技术支持。他们现在希望拥有蛋糕，还想自己吃掉它。来源：美国《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