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毕强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王毕强 现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的苏海南，在政府和研究单位从事收入分配工作20多年了，他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几次重大收入分配改革的全过程。
苏海南说，相比20多年前的每月工资56元，现在他的月收入提高了100倍。不过，一方面是人们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但与此同时，由于贫富差距快速扩大，人们的不满意度在上升，矛盾日显突出，亟待加以解决。
60年四次改革
1956年，新中国首次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在那年，公务员实行了职务等级工资制，企业单位实行了八级工资制。较之解放初期，由实物工资变成了货币工资，并实现了制度化。
此后，在大跃进以及接下来的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中，工资制度基本没有变化，全国统一管理，大家工资都差不多。
1985年，中国迎来第二次收入分配制度重大改革，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工资脱钩，企业走初次分配的路子，由市场机制在其工资分配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机关事业单位走二次分配的路子，由国家财政安排。
这次工资改革，中国人的工资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1992年，企业工资制度改革进一步向前推进，内部分配自主权全部下放给企业，很多企业不再执行国家的参考工资标准，企业经营者开始试行年薪制，有些企业开始探索试行股权激励，企业各类职工都陆续提高了工资水平。
随后的1993年，机关事业单位再次实行了工资改革，实行了职务级别工资制，事业单位也分别实行了适合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自特点的工资制度，总体都提高了工资水平。
2006年，随着《公务员法》的出台，相应建立和完善了公务员工资制度，并清理和整顿公务员津贴补贴；与此同时，事业单位全部实行了岗位绩效工资制，由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补贴四大部分构成。
总结后30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苏海南说，“全国再没有统一的工资制度了，这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终极目标：两头小 中间大
苏海南认为，目前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已经分别基本建立起适合自身特点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他认为收入分配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他说，问题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分配秩序比较混乱，分配行为不规范。损害劳动者劳动报酬权利的情况还时有发生，拖欠工资、不支付加班费、同工不同酬等情况还较普遍，机关事业单位滥发补贴的情况还没有整顿到位。
二是分配关系很不合理。主要是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连续下降，行业、地区、群体工资差距持续拉大。
为此，苏海南概括中国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企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要形成适应各自特点的薪酬制度。最后形成“两头小、不悬殊，中间大、分层次”的新格局。要让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人数都不多，收入差距不是很悬殊；中等收入群体要非常大，还要区分高中低几个层次。
苏海南说，这样的格局将带来合理的消费需求，并进一步促进合理的生产产出，从而形成分配、消费、生产的良性循环。
每人都应有体面生活
在近期收入分配改革方面，一方面是“控高”。
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刚刚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要建立健全央企负责人薪酬分配激励约束机制，对其中个别畸高、少数偏高的薪酬下调。各地应根据此指导意见，抓好本地国企高管薪酬的监管，改变有些企业高管自定薪酬的做法。
苏海南说，刚刚结束的G20会议也讨论了金融高管的高薪酬问题，这也会对中国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参股上市公司高管天价薪酬形成一个加强规范、监管的压力。只有同时监管这一部分企业高管薪酬，加强国企高管薪酬监管的外部环境才能改善。
同时，有关部委还会研究对垄断行业和某些收入过高行业的薪酬进行调控，缩小行业间的差距。
对于私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收入偏低和农民收入偏低，苏海南说，一定要确保每个公民的最低收入能够满足基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还要把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让我国的每个公民都能过上比较尊严体面的生活。
“扩中”主要是正在实施的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后绝大多数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收入，肯定是要往上提高的。此外，还要在分配中对企业的关键重要岗位人员、高技能人才、专业技术等人员倾斜。在农村，还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民收入，帮助具备条件的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政策保障
苏海南说，在制度保证上，已经起草了若干文件，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推迟了出台，在明年合适的时候有可能出台。这些文件将引导企业深化薪酬改革，规范分配秩序，在效益提高的同时相应提高职工的工资。
今后，遵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精神，有关方面还会陆续出台一系列收入分配的重要文件。
例如，央企负责人薪酬监管的后续配套文件将会陆续制定出台，各地也会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制定当地的国企负责人薪酬政策。发改委会对整个收入分配大的方针政策提出一个系统的意见。对垄断行业的收入调控，人保部和财政部也将有一些政策逐步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