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一招，即可消除我国目前的痼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同步进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两极分化严重，公平正义弱化，“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不减反增。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反腐败反枉法的呐喊越来越强。
但是，在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各种理论纷沓而至，各种建议纷乱如麻，导致决策者难以抉择。
为什么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究其原因，主要是腐败惹得祸！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官兵一致、官民一致、同甘共苦、万众一心，腐败无以生存。改革开放之前，“公有制”占绝对地位；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被正确执行；以及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舆论氛围，使腐败难以发展、蔓延。因此，当时无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近年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党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党的民主集中制”被严重破坏；“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替代了“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于是，腐败在“私有制”的沃土中滋生，在“水火关系”的反斥出的“缝隙”中发展，在“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道德氛围中蔓延。因此，似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导致腐败根源，而“一党执政”又是导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根源，于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异常强烈。
君不见，真的是政治体制是导致腐败的根源吗？非也！政治体制与腐败并无必然的关联。
纵观历史，无论封建“皇权”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都是“政治清明”期，长于“政治腐败”期。即每一种政治制度都可能存在腐败，每一种政治制度也都有可能遏制乃至消除腐败。在“独裁”政治体制下，遏制腐败靠的是“明君”；在“三权分立”，遏制腐败靠的是“权力制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遏制腐败靠的是“人民民主”。任何政治体制下，腐败的产生，均是背离了各自遏制腐败的“法宝”的必然结果。
在“独裁”政治体制下，只要“明君”执政，行政效率高效，政令统一畅行，同样能做到“政治清明，仓廪充实,百姓安居”；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三权”不腐败，就能够实现“相互制约”，同样能做到“经济发展，民主自由，社会稳定”。否则同样导致腐败猖獗，《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研究证明，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海地、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等等，可以说三十多个国家也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秘鲁的藤森当年发动政变的理由竟然是议会腐败。因此说三权分立不是遏制乃至消除腐败的灵丹妙药，；
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真正做到了“人民民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能够有效行使 “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就能够遏制腐败。否则，“人民”由“主人”变成了“仆人”，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役使的工具，成为法律蹂躏的“刁民”，无论设计多么严密的制度，均是腐败者监督腐败者，腐败者遏制腐败者，均无法遏制腐败。
从理论和实践看，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其先进性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
但是，为什么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却腐败产生、发展、蔓延、猖獗呢？关键是我们在一些方面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根本原因，即“脱离了党的性质、宗旨”。
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如何保持社会主义的性质，有着精辟的论述：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注：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7、375、375、376、377、378、414、438、335页。）
列宁忠实继承和大大发展了马、恩的国家学说和关于以民主消除腐败的思想。他说：“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必须实行充分的民主”；（注：《列宁全集》第22卷，第137页。）
. 要完全消除升官发财的思想，就必须使国家服务机关中那些无利可图但是“光荣的”位置不能成为在银行和股份公司内找到肥缺的桥梁……（注：分别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80、238、206、257、266页。）
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注：分别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80、238、206、257、266页。）
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1) 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 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 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注：分别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80、238、206、257、266页。）
1945年，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黄炎培，在到延安访问时，就向毛泽东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余60年过眼，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时聚精会神，继而惰性发作，渐渐竭蹶。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没有能跳出这一周期率的，中共诸君可有良策否？”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周期律的方法，那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毛泽东还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
为了防止腐败，毛泽东带头做到：
一是“率先垂范，不令而行”。“打铁先需自身硬”,他身为党和人民的领袖，却过着和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的日子；他自奉俭薄、匡世济人，对补丁衣服爱不释手，对困难群众却出手大方、关爱有加。“其身正，不令而行 ”，他的一言一行总是散发出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召着广大党员干部，鼓舞着人民群众，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是“预防为先，防患未然”。古人说：“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理，励之以义，使有耻也。”毛泽东特别注重党的思想建设，建国后的1951年5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行为，以做到警钟长鸣。
三是“政治民主，监督有效”。民主是腐败的克星， 在延安时期，他经常为听不到反面意见感到着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不可逾越的周期率，毛泽东却要坚决打破它，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四是“严格纪律，防微杜渐”。“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那时制度并不多，条文也很简单，没有长篇大论，语言朴实，大家都能看懂，但却有很强的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致在人民军队中出现“落地红枣也不吃”、“不吃人民苹果”的佳话，受到群众的广泛赞誉。违反群众纪律者，轻则受到批评教育，重则受到处分。在这种严格的制度下，想腐败都无法腐败。
五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反腐败作为治党之策。毛泽东严正告诫全党：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对腐败分子轻者要批评教育，重者要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之前，有人讲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毛泽东这些坚定有力的话，至今仍让人感到振聋发聩。
古今中外历史表明：腐败与政治制度无必然的联系。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只有坚持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坚持党的宗旨，就能够遏制乃至消除腐败！
在以上前提下，只需“一招”，就能消除我国目前的一切痼疾！即在坚持强化党的领导的原则下，实行“党内直选”，带动“政府直选”。
那么，为什么实行“党内直选”就能够消除我国目前的一切痼疾呢？
我国之所以卖官鬻爵、公权私用、贪污受贿、腐败枉法、官官勾结、官商勾结、官黑勾结、强奸法律、践踏人权、蹂躏正义、祸害民众的现象蔓延和猖獗，关键是失去了对“公权力”的制约。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滥用和私用？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建议，主要是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改革干部制度，改革产权制度，实行“个人财产申报制度”“金融实名制”……等等制度性建设。但是，并未找准本源。试问：“军事共产主义”及改革开放前，法律法规极少，以上制度几乎一条都没有，为什么能够做到“政治清明”？
再说，即便以上制度都建立健全，就能避免腐败吗？不能！因为，任何在完善的制度设计，均需要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去执行。如果监督部门的人也腐败了，怎么办？现在，之所以“越反越腐”，关键是一些监督部门的个别人员以监督权为筹码，成为了新的“腐败源”。“花钱买正义”成为普遍现象，“跑官买官”成为“潜规则”。在强大的“保护伞”的保护下，任何监督都形同虚设。
现在，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主要出在“人”的问题上，而非制度上。试问：如果民众有了冤情，官司一级一级打到最高法院，如果“保护伞”买通了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他也枉法，怎么办？只能到全国人大或中央政法委申诉。如果再不公怎么办？只能再申诉至中央政治局。而正如邓小平讲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而且世界各国均评价毛泽东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人物，即便如此伟大的人物还可能“犯错误”。恐怕没有一位当代领导人敢说“绝对不可能犯错误”，如果当事人的申诉被领导人的“可能犯错误”，而最终有冤无法伸。那么，当事人只能在貌似公平正义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下屈服。
革命导师和领袖已经在前面阐明：人民才是制约权力的最终决定力量。
因此，必须以“民即法”、“民即权”为理论基础，依靠人民群众对政党和政府实施有效的监督制约，才是消除一切社会痼疾的根本保障。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腐败的受害主体，只有受害主体才有最强烈的反腐败愿望和激情。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中国共产党追求“人民的利益”，而不追求任何其他利益。因而，只有强化党的领导，才是遏制和消除腐败的关键。而强化党的领导必须以发挥共产党员这一党的主体的作用为前提。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员的知识结构、政治水平、参政能力都有了快速提高。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的飞速发展，极大的开阔了党员的视野，极大地提高了党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从而，新时期的党员具备了参政议政的能力。实行“党内直选”已经具备了主观和客观的基本条件。
“党内直选”的层级：县级以上党委领导实行直选（不包括下属单位和部门，以防止因党员人数少，而发生‘贿选’现象），县级以下领导由有“任免权”的党委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任免”（以避免因党员人数少，可能发生的‘贿选’现象）。
“党内直选”的好处是：
1、 切断了“卖官鬻爵”的渠道。决定干部升迁的是广大党员，而不是任何领导；
2、 切断了“公权私用”的渠道。当权者明白，权力是广大党员赋予的，如果“公权私用”，自己的权力随时可能被收回；
3、 切断了“失职渎职”的源头。如果不尽心尽力，随时可能被辞职；
4、 切断了“贿选”的渠道。党员数量众多，“贿选”无法实施；
5、 切断了“带病提拔”的渠道。虽然其对下级单位、部门仍然实行组织“任免制”，但是，如果其“任人唯亲”“带病提拔”，其自己的职位可能被“直选”罢免。制约其不能不顾自己的职位而违背原则。
6、 切断了派系斗争的渠道。领导只能以党员的意愿实施领导，而党员是人民群众中的最有效分子，他们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党的意志实际上就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因此，一切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健全必须以“党内直选”为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再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均无法实现其设计的功效，甚而形同虚设。
待“党内直选”施行和完善后，再实施推行政府的“全民直选”，就逐步建立起适宜我国国情的，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政治将是优于其他任何社会制度的真正高度统一、高度民主的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