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经修改同意，前述约稿的文章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8日的域外版上。）
黄雄：难以置评的“奥地利经济学派”
谈到奥地利经济学派，人们往往同时有两种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确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也很到位，其中不乏极具洞见性的观点：对时间和知识的关注，坚持以市场过程来理解市场秩序，把行为人当作个人而不是作为社会集体来分析等等；但同时另外一方面，人们也普遍感觉到，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与主流经济学格格不入，其自身也深陷方法论之争的困境难以自拔：他们反对一种均衡式的静态分析方法，反对运用数学来模型化真实时间过程中的人类行为，然而自己又很难突破均衡理论的窠臼，来独创一门非均衡的科学，以致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经常被人称为“方法论学者”或者“哲学家”、“政治哲学家”等等。
我们试图回顾奥地利学派的发展简史，并以此来说明上述两种复杂感情产生的原因和背景，从而让读者了解奥地利学派给当代经济学发展带来的挑战，也了解到这一学派自身发展的某些瓶颈所在。
奥地利学派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上迄今为止存在时间最长、引起争议最多、涉及范围最广、理解难度最大、并且 “活在当代”的经济思想流派。首先，奥地利学派存在时间最长，指的是自它诞生之日至今已过130多年，横跨3个世纪，难能可贵的是，它仍然活在当代，直到今天，国际上讨论金融危机的理论家几乎言必称奥地利学派如何如何。从“奥地利学派”的称谓上，我们可以猜测到该学派的出生地。确实，奥地利学派的形成始于奥地利人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在1871年发表的《国民经济学原理》。该著作与英国的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瑞士的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一起，构筑了经济思想史上“边际主义的哥白尼革命”。
其次，奥地利学派是迄今为止引起争议最多的、涉及范围最广的、理解难度最大的唯一“活着”的经济思想流派。有经济思想史料显示，奥地利学派自它诞生之初直至现在，始终陷入与其他学派的争论当中；奥地利学派涉足的范围事实上超越了经济领域，有许多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方法论层面，这些都跟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相交叉，从而也增加了读者的理解难度。事实上，“奥地利学派”的称号就是在一场争论当中，其论战敌手给予门格尔及其追随者不怀好意的指称。在门格尔发表《国民经济学原理》之后，他的一本有关方法论的著作《经济学方法论探究》（1883），引起了奥地利人与德国历史学派之间激烈的方法论之争。双方论争的主要观点集中在理论研究的“取向”和研究的出发点两个方面，奥地利学派主张理论与历史的二分取向，并坚持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后来，以行为人个人主观价值为基础的这一方法论原则，在奥地利学派的各个领域中都得以充分继承和发扬，此处以资本与货币领域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货币理论一直是奥地利学派坚守的传统领地，一代又一代学派的代表人物从这一领地着手，发出自己不同于主流的声音，然后逐步扩张地盘，攻占其他重要的学术的堡垒。这一理论发端于庞巴维克（Böhm-Bawerk）的利息论和资本迂回生产的学说（当然还可以追溯到门格尔的货币起源论），是庞巴维克第一次将时间因素引入生产和货币领域，让我们看到了利息理论的非伦理性的科学解释。接着由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将主观价值论应用于货币领域的研究，阐明了货币理论与其他微观经济学领域建立在同样的主观价值基础之上，使得两者形成一个连贯统一的整体。更重要的是，米塞斯从货币价值的研究中推衍出一个让世人为之一振的命题：集权的计划经济不可能存在以货币为基础的理性经济计算，这一论断直接引发了长达几十年的计划与市场的大辩论，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后来也是其中有名的辩手。
货币领域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其商业周期理论，这一理论的原创者是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两位证明了经济萧条的根源在于经济繁荣期的信用扩张，部分储备的额外发行货币导致市场利率脱离指导企业家生产的自然利率水平，使得生产的迂回期更加延长，资源由消费品生产领域转移到生产期更长的生产品领域，造成繁荣的假象。而萧条的来临是消费者主权或李嘉图效应开始发挥作用，使得中央银行不得不实行紧缩货币政策，从而调整先前的错误投资，所以萧条是一个调整和恢复的过程，其根源在于货币的发行机制。米塞斯主张回到金本位，或者100%储备的自由银行制，哈耶克也支持货币的非国有化，由不同的银行企业来发行不同的货币形成一个竞争性的货币发行市场，从而根除国家行政垄断发行所造成的弊病。后来米塞斯学说的继承人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成为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主要阐释者，他将商业周期理论应用于历史分析中，对复杂的现实世界现象（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进行了奥地利学派式的解释，他的名著《美国大萧条》（1963）直到今天还成为理解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视角。
然后，我们来关注企业家与市场过程理论方面。可以说，科兹纳（Israel M. Kirzner）发展的企业家与市场过程理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融入主流经济学最成功的领域，虽然两者看起来分歧很大，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主流学派的认可。这一理论传统同样可以追溯至门格尔，门格尔倡导一种起源因果性解释（Genetic-Casual Explanations），而排除使用数学技术。奥地利学派在解释交换现象时，不愿意使用微分方程，因为从他们的主观主义角度看，边际价值永远都不会相等。他们通过考察交换的起源而洞察到，交换之所以发生，恰恰是因为某一方对他人所拥有的财货的估值高于另一方对他自己财货的估值。这种起源因果性的解释在哈耶克那里表现的尤为突出，“自发秩序”的理念或许是这一方法最有名的理论成果。事实上，米塞斯和哈耶克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大讨论中就已经蕴含着市场过程理论的思路，他们一再批评计划经济支持者采用微分方程的均衡模式忽视了时间与不确定性因素，对知识的分散性与不完全性也估计不足。等到上世纪40年代以后，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倡导的这一套动态过程的分析思路与主流经济学的静态均衡模式是如此不同，后来就由科兹纳发展成了现代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与市场过程理论。
这一市场过程理论的真正影响力来自于科兹纳60年代以来与主流学派之间友善而富有热情的对话。科兹纳认为，企业家表现为各种各样分立的个人追逐利润的活动。效用和生产函数不可能独立于评价主体之外而存在。如果真的存在这些函数，那么，只有在市场互动的竞争性过程中才能被显现和发现。正是在企业家追求利润的活动中，才能生成市场参与者协调其计划所必须的知识。旨在论证政府干预之合理性的一般福利经济学所关注的是在假设所有有关偏好和生产技术之信息是已知和给定的条件下寻找可利用资源之最佳用途，经济问题在这里就只是简单地运用正确的手段获取恰当的目标的数学问题，制定政策所要考虑也就是如何更好地处理社会所面临的静态经济问题。而奥地利学派却强调指出，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根本就不是如此，问题毋宁是“从总体上对任何人都不是给定的知识之利用问题”。因此，如果说主流经济学的模型是把竞争性市场看成一台计算机，那么，奥地利学派，特别是科兹纳，则是把市场看成是“某种收集分散在整个经济中的大量知识的社会工具。”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市场机制的认识，再次证明计划经济改革的必要性，而且他还提供给我们一种研究转型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因果性解释的理论框架，对现代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领域有相当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本文开始所述的两种复杂感情的产生原因可能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的大背景，奥地利学派一直处于这种 “大背景”的阴影之中，从身处维也纳的老一辈学派学者，到移民后在美国新大陆嫁接的新学派的各代表人物，他们无不是力图超越某种主流经济学的模式，来追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独特范式。然而，一个学派的成长需要一代代年轻学者们在认同老一辈某些核心思想的同时，从各自不同的兴趣点和视角出发，提出各自的独特看法（常常是否定老一辈学者的某些观点），而且有一个相互宽容和相互尊重的自由学术环境，使得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们能够各抒己见，甚至是“固执己见”、进行自由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辩，这样才能发展学派的思想，从而使得学派的理论不断推陈出新，正所谓“理论之树常青，信仰之光永恒”！因此，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某种程度的“固步自封”式的原教旨主义的确不利于学派的长期发展，自由主义的理念首先就应该体现在自由主义者宽容地接受不同于自己观点的这一基本立场上。所以，奥地利学派的发展不仅需要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固执己见”式的原教旨主义立场，也需要哈耶克和科兹纳式的宽容姿态——积极与主流学派对话，更需要拉赫曼式的批评者角色，只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旋律的汇合，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重新奏响昔日“辉煌的维也纳乐章”。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黄雄 2009/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