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执行主编何志毅教授对话王天仁、王秀臣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学术界历来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第一种观点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所声称的：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符合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前提下，尽量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这种观点认为企业只应该对股东负责，而无须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例如债权人、员工、顾客、政府、社会公众等）。第二种观点认为企业不是孤立的经济组织，它处于各类社会关系网络中，因此，自然也应该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近年来，随着各类公司丑闻的频频爆发，以及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期望日益提升，第二种观点有日益胜出的趋势。人们认识到，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不仅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最终也会损害到股东价值，正如我们在耐克血汗工厂等公司丑闻中所发现的那样。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企业是否应承担社会责任，而是如何更好承担社会责任。对此，目前的观点一般遵循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思想，认为在各类力量博弈下，企业自然会改善其社会责任，以提高企业价值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然而，烟台开发区政府却创造性的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政府不应缺位”的概念，颇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事实上，无论哪种观点的社会责任理念，政府都不应缺位。即便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企业也应遵循一定的法律和社会规范。然而，有人评价现在中国的企业竞争是一场“没有底线的竞争”。对此，我们认为政府的“不作为”难辞其咎。毕竟，制定有关法律法规，是政府在监督企业是否遵守这些法律法规。如果企业竞争到了没有底线的地步，一定是我们的整个法律法规建设、法律法规实施和执行方面出了问题。

　　而利益相关者理论更是和政府存在的价值和目标紧密相关。过去我们强调ＧＤＰ政治，只要经济收入上去了，就是好政府、好官员。这种导向对于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功不可没，但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环境破坏、收入分配、社会精神层面的建设等。然而，政府的最终使命，应该是国民幸福感的满足。经济收入只是人们幸福感来源的一个方面，虽然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不应忽视其他层面的建设。因此，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关注各类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理应成为政府的使命和追求目标。

　　而且，我们深信，只有政府真正的把社会责任纳入到考核体系中，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目的，不外乎是避免违规、提高公司声誉，以及来自利他行为的心理满足感等。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法律法规，规定了企业应遵循的社会规范，以及一旦违反这些规范将遭致怎样的惩罚；政府凭借其公信力来进行社会责任评价，能够更有效地提高上榜企业的声誉；此外，政府还可以借助税收优惠、补贴、政府采购等方式，来引导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

　　因此，烟台开发区近年来推行的政府主导型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活动，引起了我们的浓厚兴趣。从2004年起，烟台开发区通过大量调研，发现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企业激励机制存在很大弊端，企业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严重制约了开发区的长远发展。由此，烟台开发区把企业社会责任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制订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考核评价体系，通过设定各类指标的权重，实现政府对企业的引导。它开启了中国在一个区域内推行企业社会责任考核的先河，也形成了新时期下政府监管企业的一种新模式。

　　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究竟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对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进行考评？其间又面临着哪些挑战和机遇？针对这些问题，《北大商业评论》执行主编何志毅教授实地走访烟台开发区，与山东省企业信用与社会责任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会长王天仁，以及中共烟台市委常委、开发区工委书记王秀臣进行了对话。

　　政府扮演什么角色

　　何志毅：企业能否有效地承担起社会责任，政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山东省有不少企业社会责任做得不错，那么，政府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样的？政府应该怎么样去引导和推进企业社会责任？

　　王天仁：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四管齐下：第一是政府主导；第二是企业自律；第三是行会引导；第四是社会监督。我们主张政府起主导作用，和西方相比不完全一样。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往往是企业内生的、自律的，政府最后给予评价。但在中国，政府起主导作用，这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的政府历来是一个强势的政府。即使是在目前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中国仍是“大市场，强政府”，而不是“小政府，大市场”，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由政府来主导社会责任也是体现这个特点。

　　第二，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对这种改革和转变，应充当主导角色，而不是一种无领导、无政府状态的转变，否则很可能会出现前苏联的状况。

　　第三，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和西方不一样，中国更多的是强调企业的法定责任，如果只是像西方有些地方，只是关注捐款和慈善，那么政府的主导就不是主要的了。因为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定责任的履行是主要的，所以作为监管执法的政府，就承担了主导的作用。 第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的企业也必须由政府来主导、组织和协调，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使我们在国际社会的社会责任运作当中，拥有发言权。

　　关于政府的角色定位，我归纳为三点。第一，倡导者。包括政府的认可、社会责任意识的普及和对榜样企业的遴选和推广。第二，推广者。包括舆论、政策、法律、行政、经济手段的推动等等。第三，监督者。政府通过监管、执法保证企业履行责任。

　　这是关于定位问题，关于如何去引导和推行，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领导协调机构。企业的社会责任，涉及到工商、基建、环保、土地、公益慈善等等，目前的状态是各自为政，这样削弱和影响了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进程，因此需要统一领导、责任分工。第二，普及社会责任的常识，提升全社会的意识。通过组织辩论、培训、论坛等形式展开大讨论，同时做到“五个纳入”—纳入全民普法、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纳入企业改革发展规划、纳入政府非政府组织、纳入大学教育。第三，推进法制化标准化的建设。即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制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包括立法、执法以及标准体系。第四，政府应该建立激励机制，运用政策杠杆进行推动。政府的推动是有资源的，比方说政府的责任采购、责任投资以及相关优惠政策都可以和社会责任挂钩。第五，抓好正反两方面的典型。 王秀臣：引导和推动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地方政府不能缺位。基于这样的认识，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努力探索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考核评价机制，对引导企业落实社会责任、推进建设和谐社会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主要做法是：

　　一是坚持依法行政，约束企业认真落实社会责任。坚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推行“阳光政务”，监督企业严格落实依法纳税、安全生产、提供合格产品、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环境等法定义务，促进经济的公平竞争、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是搭建公共平台，推动企业积极落实社会责任。烟台开发区积极运用政府的、行业的、社会的等手段，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如搭建支持“三农”的平台，引导企业在“工业反哺农业”方面落实好社会责任。2005年6月以来，烟台开发区先后有首钢东星、万利达等100余家企业与农村结成共建对子，企业累计投入扶持资金3亿多元，帮助农村修建水库、建批发市场、盖蔬菜大棚、合作建厂等，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是强化政策支持，激励企业踊跃落实社会责任，在全社会形成“承担责任光荣，逃匿责任可耻”的浓厚氛围。通过大张旗鼓地表彰，设立社会风尚奖，推荐优秀外商为烟台荣誉市民等措施，对履行社会责任好的企业予以弘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税费、融资、厂区建设等方面给予社会责任好的企业以优惠。此外，我们还向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开刀”，先后有30多个已注册项目因拒不承担纳税、环保等基本社会责任，被我们“劝退”离区。 何志毅：如何区分政府的社会责任与政府本身的职能之间的界限？

　　考评体系的独特性

　　何志毅：山东省工商局及烟台开发区相关部门，结合当地经济、社会、环境的具体情况，最终形成了独有的社会责任考核评价体系，这也是我们称之为社会责任“试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其与现有的社会责任考核体系，如SA8000，AA1000，CSC9000T等相比，存在哪些同质性及显著差异？

　　王天仁：首先，最大的差异就是对社会责任的定义和范畴是不一样的。SA8000就是一个劳工责任，我们搞的是10个责任，劳动责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们是广义的责任。第二，评价的原则和制订的标准不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我们的标准体现了中国特色，同时包括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传销等具有现实特点的问题。第三，评价机制不同，国外用的是认证的方法，主要是企业自我规范。我们采用政府评估和企业自律相结合的方法，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评价体系更趋简洁清晰。

　　王秀臣: 除SA8000外，其他两个考核体系的同质性主要体现在目标指向一致，都是针对社会责任意识的唤醒与促进，目的是为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AA1000称为可持续发展）。SA8000的性质比较特殊，有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带有政治背景的“蓝色贸易壁垒”，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贸易壁垒形式的翻新，其目的是借口保护人权和环境，限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以保护发达国家本国产业、保持国家竞争优势。我同意这个观点。

　　就差异性而言，SA8000重点是员工权益的保护，内容单一、不全面。AA1000重点推广责任感、促进可持续发展，框架性意见多，很全面但不具体。CSC9000T是中国纺织系统的社会责任标准，很全面也很有可操作性，但不适用于区域性推广。 何志毅：不论是省工商局还是烟台开发区管委会，都将此次以社会责任考核评估体系为龙头的一揽子社会责任管理方式，上升到了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层面，认为这是对政府监管企业有效方式的一种创新。那么，从山东省工商局及烟台开发区的角度看，原有的政府管理企业的“老方式”存在哪些需要改善之处？

　　王秀臣: 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是“婆婆”，对企业一切包办，政企合一、政企不分。因为政府管得过多过死，企业没有主动权和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从放权让利到承包责任制，再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自主经营权和活力大大增强，但随之也出现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也有的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主发展，只要不违法，就不用管也不必管，导致对企业监管不力、不到位、不全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监管企业，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而烟台开发区的社会责任考评体系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构建起新型的政企关系。首先在考核原则上坚持依法管理。各项指标都是根据国家法律规定设定，将法律原则蕴含在科学考核中，通过体系引导企业依法办事。其次是在考核内容上注重科学评价。不以单项指标论英雄，年终不再进行单项奖励，取而代之的是8大类33项具体指标的综合考评，由以往的以经济指标为核心，转变到引导企业全面履行社会责任，使单一目标的最大化变成综合目标的最大化，靠科学有效的机制监督管理企业。最后，在考核方式上重在激励引导。这既保证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不干预企业发展，又对企业有要求、有标准、有评价，实现了政府要求与企业需求的统一。同时，也杜绝了以往多头检查、重复交叉执法等现象。

　　何志毅：如何保证政府社会责任考核体系的有效性？

　　王秀臣:我们注重从各个环节保证政府社会责任考评体系的有效性。在考评指标的设定环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依法行政，以形成从设定、履行到监督、考核追究的责任闭合链条和有机整体，推动政府全面履行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大项责任。在机关社会责任落实环节，主要是健全和完善以“民考官”、“下考上”为主要手段的考核评价体系。将评价内容的“命题权”交给群众，全程接受社会监督。

　　在评价方法上，采取社会各界评议、社会满意度调查、服务质量跟踪回访和举报投诉调查评价四种方式。在考核评价结果应用环节，将社会评价结果作为“第一指标”，大幅提高在考核体系中所占比重，努力从机制上加大民意在工作业绩评价和干部调整使用方面的分量，促进党政机关真正树立“人民满意是第一追求”的理念。

　　何志毅：签约加入企业社会责任审核评估工作的企业的大致情况如何？中外资企业比例、所在行业构成情况、2008年（考评首年）对参评企业的评价结果如何？

　　王秀臣:烟台开发区2008年在产值过亿元的78家企业中实施社会责任考评，2009年将拓宽到规模以上企业（年产值500万元以上），受考评的企业数量达360多家。从2008年度考评的情况看，外资企业（含外商独资与合资企业）64家，占82%；内资企业14家，占18%。烟台开发区以机械汽车、电子信息两大产业为主导，产业特征明显。因此，这两大主导产业是考评行业的主要构成,约占60%；其次是食品行业约占20%；其他类行业约占20%。

　　2008年考评工作实现了良好效果。78家企业中除1家考评不合格，其他企业均为合格以上企业。产值排名前10位的企业有3家落选十佳；产值居全区第5位的韩国独资斗山工程机械公司，凭借综合分数名列榜首；产值居全区24位的金河实业公司凭借综合分数跻身十佳，在企业中引起不小震动。 何志毅：在中国以外的社会责任管理发展较早的地区和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评价及认证大多是由独立第三方机构完成的。而在中国，政府也开始逐步撤出对企业的直接评价和认证，如质检总局不再直接办理名牌评选等，而多由民间属性的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办理。这种做法是为了保证第三方评价的独立性及客观性，并最大限度地规避潜在的评价风险。山东省工商局及烟台开发区管委会是否有相关顾虑？

　　王天仁：政府和协会都需要有公信力，处理不好会影响形象，所以有顾虑。我们有一些规避风险的措施,比如，2006、2007这两年，评选企业公民颁奖的奖牌，最后的落款是山东省最佳企业公民委员会。这个评选委员会是由党委部门、政府部门、政协三方组成，另外还加强了前期的筛选，经过“培育-推荐-评选”严格的筛选，规避了风险。还有一些更为严厉的措施，如跟踪监督、质询制度。

　　王秀臣:第三方考评的优点是独立性和客观性，但其重在“达标”，重在结果测试而相对忽略过程。我们的考评是“写实”的，日积月累，动态管理，不仅有年终“大考”，更注重日常监管、纠偏，因此更具有实践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我们是山东省首家通过ISO14001和ISO9001双认证的区域，在组织考评方面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相信考评结果能够经得起各方面的检验。

　　至于评价的风险，由于我们的体系还在不断规范和完善之中，今后我们将更加注重借鉴学习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最新理论成果，加强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等权威机构的联系，以更好地完善体系，规避风险。

　　困惑

　　何志毅：在推进社会责任的过程当中，曾经遇到过哪些困难和挑战？

　　王天仁：第一，思想认识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模糊、理解片面、认识不足。第二，推动机制方面，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是跨部门的，如果不能有效的整合，很难形成合力，这导致社会责任进程的延迟。第三，缺少通晓企业社会责任的通才来衔接各个系统。行业协会分散在各自领域，大都是带衔的行业协会，例如慈善总会、环境学会、生态学会、劳动协会、消费者协会，现在缺乏一个责任协会把社会责任的相关方面组织起来。另外，缺乏第三方专业机构，国外是SA8000等，我们没有这个，社会责任的评估、认证、咨询、专业人才方面缺乏。

　　王秀臣:一是考评体系的项目、权重设置，很难兼顾形态迥异的各类企业，有的企业提出异议。比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数量比较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希望增加知识产权方面指标的权重，电子、服装、食品企业则希望增加促进就业的权重。这有点像歌唱比赛中的“美声”和“通俗”，如果只能用一个标准去衡量评价，就只能设计一些通用的指标，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但是从积极的角度看，这些企业提出这些问题，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他们对“社会责任优秀企业”荣誉的珍视。

　　二是存在个别企业与政府“博弈”的现象。社会责任是企业的应尽之责，包括法律维度、伦理维度、经济维度、慈善维度四个方面，不是额外的负担。但有个别企业恰恰将它看作是额外的负担，是政府的“索取”，在落实相关社会责任，特别是涉及经济发展、慈善事业方面，变相要政策、要优惠、讲条件。

　　何志毅：具体是怎样解决的？

　　王秀臣: 对于考核体系的完善，我们实行动态管理，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适度调整。比如为应对金融危机，今年我们加大了经济指标、促进就业等指标的考评权重。对于个别认识不到位的企业，主要是教育引导、典型带动两个办法，激励它们自我觉醒、自我完善。 何志毅：如何评价目前已经实施的政府社会责任措施？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有哪些？

　　王秀臣: 实施企业社会责任考评体系的效果，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责任的丰富内涵。建立社会责任考评体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关乎上层建筑的全新改革，不能单纯作为一项具体工作，也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对公共道义、行为准则的呼唤，而要作为一种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和重建。这是一个涉及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参与和努力。为此，在进一步完善企业社会责任考评体系的基础上，我们又跟进建立了政府、农村、社会和公民四个考评体系。

　　王秀臣:政府社会责任考评内容与政府本身职能呈交叉关系。政府的主要职能特别是能够量化的指标，均设立为政府社会责任考核指标，这样就保证了考核的全面性。同时，政府社会责任考核不仅包括政府职能的内容，还包括行政效能和绩效，比如办事效率、工作作风、公开程度等方面的考核，特别是我们将社会评价结果作为“第一指标”，凸显了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与归宿。

　　如何继续作为

　　何志毅：最近，中国企业频繁发生社会责任问题。在诚信建设上，商业道德和企业社会责任有无共同点？有哪些具体的措施来引导企业自觉遵守商业道德？

　　王天仁：商业道德和企业社会责任相通也不同，不在一个层面，所谓“道德决定责任，责任关乎兴亡”。

　　社会责任是一个表层的东西，商业道德是一个深层次的东西。

　　在引导企业自觉遵守商业道德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有—举办儒家文化与企业信用论坛、表彰优秀典型和曝光不良企业、建立信用的分类监管机制。工商系统内部的信用分类是分四类：A、B、C、D，用四种颜色来表示。A类企业是好企业，绿色；B类企业有些不规范的行为，是蓝色；C类企业有过违规问题，是黄色；D类企业是问题最严重的，会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是黑色。 我们国家目前整个商业道德的建设，还需通过立法建立协调机制。对此，我有几点想法：一，国家应该重视企业商业道德的建设。党的宣传部门等组织应该将企业的商业道德列为一个重要议事日程。全国的社会科学界，应该对此做一个重大课题来研究。二，需要建立一个组织协调机制，整合相关资源。包括企业信用信息的联网和整合。 何志毅：社会责任是一项长期工程，仅仅靠考核体系，并不能有效地激发实施社会责任的主动性。考核体系之外，如何保证社会责任实施的主动性？

　　王天仁：利益问题是企业实行社会责任的根本问题。政府要研究如何让讲道德、负责任的企业得到实惠，让不讲道德、不守责任的人得到惩戒。第一，政府要落实责任政策。政府有对企业有吸引力的资源，要把这个体现出来。第二，普及消费者责任意识，让消费者把自己的消费行为和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挂起勾来。第三，伙伴间的责任合作。当一个企业把社会责任普及后，它就会拥有责任感，那么，它在选择伙伴的时候，就一定会挑选负责任的伙伴。第四，行业协会责任引导，把社会责任作为行业协会的一个重要职能。第五，媒体的责任宣传。通过媒体来普及社会责任，宣传好的典型，曝光一些不好的典型。最后就是公众的责任监督，社会各界都有义务来监督企业履行责任。如果把这几个方面整合起来，企业压力就可以变为动力。

　　王秀臣: 主要是教育引导。一是抓舆论引导。在新闻媒体开设专题、专栏，对社会责任体系进行全方位解读。二是抓“面对面”教育。“面对面”是烟台开发区创新的一种宣传教育方式，在去年与所有农村“面对面”的基础上，今年开展企业“面对面”活动，选派10余名宣传干部，到参加2008年度社会责任考评的企业做专题采访，“面对面”征求企业对考评体系的意见和建议。三是抓政务提升。开展“企业服务年”和“夯实基层基础年”活动，用高效、尽职、优良的服务去落实政府社会责任，提升政府公信力，增强政府与企业、社区、农村等各个层面的互信。四是抓互动促进。变政府“下考”企业为政府、企业、社区、农村几个层面“互考”，增强了各个层面竞相落实社会责任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结束语 企业社会责任考评体系能够最先在山东成型、最早在烟台试点，看似是偶然之巧，实则存在深层次的文化原因。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管理范畴的概念，但同时也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中的响应程度取决于社会个体对企业社会责任所倡导的诚信、人本、关爱、共赢等理念的秉承及接受程度。换句话说，企业社会责任在山东的创新及试点来自于山东社会及社会个体的责任意识。不无巧合的是世界银行针对小额贷款信用问题的最新研究数据也显示，中国的山东和四川两省的小额贷款信用最好，适合开展试点。

　　此外，企业社会责任考评体系虽然是一个新鲜事物，但是在国际上出现已久，考核的难点问题也一直如影随形，其中较为典型的难点包括：企业数据统计及收集系统的完备性是否过关；如何不仅仅对绩效数字进行考评，而把企业责任战略及管理制度也列入考评的重要范畴；如何引导企业将考评结果作为内部责任管理的重要工具，进行自查及自我修正；如何将不同行业企业的考核指标科学地整合到单一考核体系中等等。这些问题在国际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在中国同样存在，山东烟台的企业社会责任考评体系如何解决国际上主流的社会责任考评难题？如何进一步规避利益相关者评价本身存在的风险？如何巩固成为政府与企业沟通的主流模式？ 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对本文的贡献

　　山东的两张榜单

　　30年来，我们习惯于用一个标准来给企业排名：产值。我们用产值排名这张榜单来评判和衡量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包括企业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缴纳了多少税收。但是到了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仅仅以产值榜单来衡量企业对社会的贡献是一种巨大的缺憾。

　　企业社会责任排名为我们衡量企业之于社会的贡献提供了新的、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视角和标准，是这个时代呼唤的“绿色榜单”。山东省就是这张“绿色榜单”的开拓者和实践者。2007年和2008年，以烟台开发区为试点，山东省推出了“社会责任十佳企业”，并对这些在社会责任方面表现出色10家企业给予鼓励和嘉奖。

　　下面是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2008年的社会责任十佳企业榜。同时，我们列出了2008年山东省烟台开发区产值排名前十的企业榜单。

　　对比这两张榜单，我们可以看到，山东省考评社会责任的企业都是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对烟台及至山东省的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并不是举足轻重的企业就能上榜—产值排名前十的企业中有七家进入社会责任十佳榜，还有三家在十佳之外。尽管对于企业是否上社会责任十佳榜有产业、行业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但这两张榜单的差异仍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在山东产值很重要，但重要的不仅仅是产值。

　　烟台开发区政府在接受《北大商业评论》采访时，这样讲两个企业的上榜理由：斗山坚持对农村建设的投入，平均每年能支持两所希望小学，为灾区捐款一千余万元，在节能方面总是超额完成任务；而金河实业，如果按经济指标，排名在20位以后，但原是重点耗能单位的金河，在烟台开发区节能综合排名中名列第一。

　　这段话可以诠释为什么“在山东重要的不仅仅是产值”。

　　社会责任十佳企业 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浪潮乐金数字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东岳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鸿富泰精密电子（烟台）有限公司 山东金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首钢东星（集团）有限公司 乐金电子部品（烟台）有限公司 烟台氨纶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正海集团有限公司

　　产值排名十佳企业 鸿富泰精密电子（烟台）有限公司 浪潮乐金数字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烟台东方不锈钢工业有限公司 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乐金电子部品（烟台）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东岳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烟台联发水产有限公司 大宇造船海洋（山东）有限公司 烟台首钢东星（集团）有限公司

　　 【来源: 北大商业评论】 (责任编辑：方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