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自由链条的四个基本环节

　　劳动力产权主体自由的内涵极其丰富，在其权能结构方面表现为劳动者自己掌控的一个自由发展权利束(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交易权、收益权)，在其产权实现方面表现为劳动者自己掌控的一个延展递进自由链(自愿偏好→自主选择→自由流动→自我发展)。当劳动力拥有自由时，每个人就会发挥出其内在固有的各种创造性潜力，“人们自我潜力的充分实现通常会使人们真正感到幸福。”[5]可将此称为人生的幸福定理。

　　第一，自愿偏好。偏好就是行为主体在可选择系列中对某一项或某几项的喜爱，因而偏好是主体对客体一种效用和评价。效用越大，评价就越好，偏好就越强，因而可以对偏好进行排序，行为主体可以依据排序和可能，从高到低或由强到弱进行个人自主选择。严格意义上讲，社会成员的个人偏好具有丰富多彩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不存在社会或团体的统一偏好，只存在个人偏好，因为没有办法可以把众多成员千差万别的个人偏好统一为一个共同偏好，因此偏好在其实质上是个人内生和自愿的。个人偏好根植于个人自主产权(人力资源产权和物力资源产权)。人力资源来自个人天赋才智(先天)和学习教育(后天)两个方面，如果某个人具有某一方面的天赋特长或聪明才智，这个人就会特别喜欢做与其天赋特长和知识技能相吻合一致的某方面的事情，因而就具有这方面的偏好，而且会情不自禁或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因此是自主内生的自愿偏好。个人偏好如果能够付诸于个人行动，则能够使个人的创新潜质和知识技能得以充分涌流出来，最容易取得最大化的个人成就和个人收益，也能够赢得他人认同和社会敬重，从而获得多元化的激励和强化。实际上，就像市场价格信号具有引导供求关系走向均衡趋势的功能一样， 个人自愿偏好也具有着把个人创新潜质与个人成就自动连接的功能。在物力资源方面，如果个人拥有足够明晰的自主物权，在面临一个创新机会集合时，他就会按照人力资本信号的引导，自动地将其投资应用于能够获得最大化收益的创新领域，从而实现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社会需要三者之间的最优组合，取得产权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因此，个人自愿偏好的充分表达，就成为人力资源特质或人力资本质量的最重要信号，一个能够使个人自愿偏好充分表达的社会，就是一个人性化的和谐创新社会。个人偏好是任何理性人内生固有的，其形成、表达和强化的个性化充分程度，就成为测量劳动力产权自主自由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天赋才智→知识技能→自愿偏好→物力产权→社会需要→收益最大，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个人创新系统。

　　第二，自主(自由)选择。个人偏好的根源在于天赋才智和家庭环境，后天的社会环境可以将此强化和提升，也可以将此弱化和压制，问题的关键在于将主观内生性的个人偏好转化为自主选择的程度。偏好就是个人内生的兴趣、喜爱、欲望、想法、态度和评价，它可以在社会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而内在发生和自动形成。一种情况是有言论自由，但没有选择自由，个人可以表达，但不能行动，“你可以说，但不能做!”另一种情况是有思考自由，但没有言论自由，个人可以思考，但不能公开表达，“你可以想，但不能讲！” 在这两种制度安排的框架下，个人偏好可以独立于社会制度而自动生成，体现出人力资源不同于物力资源的显著特征。但由于制度障碍的存在，不能将自愿偏好转化为自主行动选择。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就说明制度安排出现了重大问题，一定是一种专门为少数人服务的坏制度在流行，拥有话语掌控权的肯定是少数官僚特权阶层。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法西斯制度就是这种坏制度模式，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也近似于这种坏制度。“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6]如果将激励创新发展的好制度设定为A制度：创新思想→机会表达→偏好显示→制度许可→自主选择；而将阻碍创新发展的坏制度设定为或者是B制度：创新思想→机会表达→偏好显示→制度不可→被动接受；或者是C制度：创新思想→不许表达→偏好沉没→制度不可→被动接受。由于个人自愿偏好的相对内在独立性，即使是最坏的制度，也没有办法不允许人们向往去做某件事情。社会发展的创新变迁过程按其制度演进路向通常是：C制度→B制度→A制度，这就是社会转型。自主选择是自愿偏好的递进和延展，是从偏好的愿望层面到选择的行动层面的产权实现，因而是产权制度以及相关制度安排的实施和变迁。因此，那些公民能够将其人力资源安排加以自主选择，每个人的创新能力都得到充分涌流的制度，也就是将分散自主选择的个人创新能力汇集成社会创新浪潮，在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同时,从而使每个公民的自愿偏好也得以充分满足的制度，这样的制度通常是或肯定是自由度较高的好制度。自主选择要求人力资源载体同时就是劳动力法权主体和自主选择行为主体，“我喜欢做什么，我就能做什么,我就做了什么，我对自己负责”。人们会普遍发现，那些发达和繁荣的国家，同时也就是那些自由选择普遍盛行的国家，这一结论不仅仅是理论，更重要的是全球性的普适经验。不仅在面临新的机遇和振荡时需要自由选择，自由选择本身也在创造很多发展机会。“最有活力并且最为繁荣的社会是那些尝试许许多多不同事物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能够覆盖大量的可供选择的机会……”[7]

　　第三，自由流动。当人们作了符合自愿偏好的自主选择之后，由于规模收益递减的边际缘故，产权主体通常会改变选择路向，从而出现自由流动现象。如果说上述自主选择在逻辑上是一次初始选择,而且必然会遇到选择之后的边际努力成本与边际努力收益之间的约束和权衡，从而有一个限度的话,那么，自由流动就是因偏好改变或收益不满而做出的再次选择，也就是对上次选择的自由变更。“问题不仅是在我们要人家作出最大努力的时候，我们必须给以相当的报酬。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一个人应该不应该由于一种变动离开他已经爱上了的一个行业和环境而另换一种行业和环境，就必须把这些职业已经改变了的对社会的相对价值表现在这些职业所提供的报酬上面。”[8]每个人的每一次自主选择都可能会由于信息不对称或缺乏知识经验等其他什么原因，出错是必然的，而且自主选择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如果人们对已经选择的工作性质或环境质量不满意，有一种被压抑感，兴趣偏好不能得到满足；或者对工作报酬不满意，付出得多而得到的少，有一种被歧视的不公平感；或者现在感到还可以，但没有一个诱人的前景预期；或者劳动力市场又出现了对自己有利的需求信息，变换工作岗位或环境会使自己的情况变得更好；或者自己的知识技能有了大的提升，可以有更好的新能力谋求到更好的就业岗位；等等。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人们就会通过流动而变换工作或环境。尤其是在人们在年轻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自己的劳动力有多大的市场价值，只有通过市场交换价格信号的标识功能，才能表现出来并得到社会认可。社会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对于有创造能力的劳动者来说，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选择机会。人岗不匹配的情况在任何地方都会存在，劳动力市场会自动地加以调适，也会持续地提供相关的岗位需求信息。只要劳动力愿意，通常能够寻求到自己满意的就业机会，人力资源也会得到最优化配置。效率只是证明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优越性的次要方面，核心要件和关键支撑还是自由选择和自由流动，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用更宽广的视野看待这个世界，以及有效地管理这个非常复杂的动态社会系统，将会有这实质性的理论建构价值和对策分析意义。

　　第四，自我(自由)发展。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里，每个人理性人都在通过各种努力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幸福，这是千古不变的人生幸福定理。也是在同样的世界里，绝对没有任何理性人会主动自愿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痛苦和难受，这同样也是一个世代永恒的人生痛苦定理。劳动力发展与其他发展不同，他们有着明显偏好、明确动机和明智选择，自由既是发展手段，更是发展目的，追求自我价值和自我幸福最大化的根本路径，就是自由地追求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舍此别无他途。除了遗传基因和血缘关系不可改变之外，几乎所有的决定人生质量和质态的发展变量都会不断改变和重组，从而使自我发展必定成为一个不断提升的人生动态过程，也就是自愿偏好继续优化、自主选择连续定位和自由流动持续改进的自由选择过程。对于发展而不是对于停滞而言，自由在各个层面上和所有领域中，都具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微观上每个人的自我最大化自由发展，都会外溢出大量的外部正面效应，在宏观上的汇合加总，就是社会全体的最优和谐发展，那些个人得不到自由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国家的宏观发展也只是一句空话，这就是贫困的根源所在。固然大河里没水小河会干涸，这句话没有错，但有些倒因为果之嫌，根本的问题首先在于，大河里的水是由小河的水流汇集而成，小河里没水大河就会干涸，不然的话，大河里的水就没有来源了。只有那些被坏制度所保护的极少数特权阶层，才必然会以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反对自由，因为他们只要自己的自由和发展，而不让别人也具有自由和发展，用少数人的政治权力剥夺多数人的自由权利，这样他们就可以把绝大多数人的收益权排除在分配在外，从而能够得以把绝大多数创造的利益装进自己的口袋。詹姆斯•麦迪逊在评价欧洲与美国的差异时指出：“在欧洲是权力为自由颁布许可证；在美国，是自由为权利颁发许可证。”[9]这可能就是美国超越欧洲并长期领先的原因所在。

　　“自由”并不是意味着任意妄为，而是有着特定的选择范围和约束条件，有着利己行为主体不能逾越的选择边界，这个边界就是不能构成对他人和社会的侵害。而侵害就意味着某种形式强制和实质性剥夺,从而就会失去有关自由的本质含义，否则，就会必然因制度毁坏或他人报复而失去自由。因此，自由选择也是一种责任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如果自由选择行为超越了选择边界，行为主体就会负有选择责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总是存在很多的‘不自由’的制度”，[10]这就是自由选择的边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