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篮球和官职看发展

　　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俞宪忠博士

　　暑假期间,能够在家中通过电视转播观看北京奥运赛事,是一件幸事,更是一种享受。因为在人类所有的活动中，恐怕只有奥运的竞争最为激烈、祥和、文明、透明和公平，正是通过这种激烈而透明的公平竞争，我们看到了竞争对手之间按预定规则而展开的文明互动，更快、更强和更高的效率才得以不断提升，奥运发展过程也因而变得更加好看和精彩，这正是奥运的无穷魅力所在。但在奥运比赛中，我们也会看到各个国家团队所表现出来的内趋性行为特征，这种行为特征与国家发展高度相关。看看中国篮球队与国际强队的比赛，就可以窥见一斑。

　　篮球比赛不是一对一的较量，而是五人对五人的抗衡，具有团队共同参与的基本特征，也具有激烈对抗的显著特色，但必须遵守共同的比赛规则。在共同规则的约束下，一个国家的篮球队在比赛中能否取胜，其比赛是否因精彩而好看，就不仅取决于各个团队单个队员的竞技水平，而且也取决于各自团队内部的高水平相互配合和高效率的传递进攻，也即高质量的良性互动，最常见、最有效和最重要的快攻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观看中国篮球队与世界强队的比赛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控球队员运球时间太长，总是在不断地运球，很少有主动寻机传球的时候，几乎是无论球到了谁的手里，都起码要在地上拍打几下，然后才是传球或投篮。通常是发球后的持球队员，一直将球从后半场运到前半场，直到对方的防守使得无法再运球时，才仓促而慌乱地将球传出去了事。如果对方没有将球看死，有继续运球的机会，即使这时有另外的己方队员，处在非常有利的进攻得分位置，通常也不会主动及时地将球传递出去，观众都会为此而着急。这种团队行为方式，最容易失去最佳的进攻得分机会，或者说机会成本非常高昂，这样的团队很难获得奖牌，更不会为观众创造精彩的比赛看点。观众通常是出于爱国热情或个人偏好，放弃了可能更有价值的其他选择机会，而特意选择了观看中国队进行的篮球赛，而看完之后又愤然，现场观赛的结果则是花钱买气生。尽管中方解说评论员积极地对观众进行正面引导，但聪明的观众则不仅是看热闹，而且还能看出门道。

　　毫无疑问，观众的眼睛总是跟着篮球转动，自然也就盯着控球的人。在赛场上吸引别人关注自己，表现自己的高超技艺和竞争潜力，从而赢得观众的认同与喝彩，这是人的天性，本而无可厚非，但这更适用于其他一对一单兵对抗的比赛类型。但像篮球比赛这样团队之间的对抗，控球队员应时刻具有及时主动的强烈传球意识，快速有效地将球传递给处在有利于进攻得分位置的己方队员，切不可使球在自己手里保留太长的时间，即使对运球技术最为高超的队员而言，也应该如此。因为控球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控球是为了寻机传球，而传球则是为了寻机进球，进球则是为了得分，得分则是为了获胜，获胜才是硬道理，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这一篮球理念对比赛胜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队员在整场比赛中，都能够养成快速传递这样一种优质高效的好习惯，就有可能经常获得胜局。球场上的队员都处在急剧变化的运动状态，机会转瞬即逝，过多过长的运球或恋球，或者只能导致仓促慌乱的被动传球，或者被对手趁机抢断而发起反攻，或者因超过进攻时间而由对方发球进攻，或者在领先对手较少分数时局面发生逆转，或者在分数落后时失去反超的机会等。概而言之，过分的控球和恋球，毫无好处，无谓地占用太多而有限的进攻时间资源，实质上是将宝贵而稀缺的时间进攻资源和得分机会进行了误配，就会丧失进攻得分的最佳时机，也就增加了输球的概率，观众也会感到找不着精彩的看点。作者猜想和推断，中国男篮的外籍教练，肯定会就此而经常提醒中国男篮队员，但长期甚至是从小就养成的陋习，通常都带有很强的行为惯性，经济学将此称为路径依赖性，却很难在短期中获得根本改观。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等强队的控球队员也在运球，但他们并不恋球，接到传球的队员甚至并不运球，有很多情况下也不使球在自己手里有片刻的停留，而是在说时迟那时快的转瞬之间，就把球传给了处于有利进攻得分位置的己方队员。观众通常也会在这样的进攻得分后，而长久热烈地为此鼓掌欢呼，因为他们获得了比赛提供的精彩看点。他们在迅速传球中打乱了对手的阵脚，在动态中寻找和创造进攻得分的最佳机会，最典型的就是空中接力和抢断后快速组织的进攻。进攻非常有序，传球异常迅速，团队配合缜密，使观众感到既是体育，也是艺术，还像魔术。不要说他们的个人技能非常高超，即使在个人技能与对手相同的情况下，单就这种团队精神和互动意识，就可以锁定比赛胜局。要知道，篮球赛不是按照篮球在谁的手里停留的时间长短而分胜负，而是通过快速地传递进攻的配合过程，篮球离开手投入篮筐后的得分多少而分胜负，也即按照最好的队员在最好的位置，运用最好的技能而投入最多的球分胜负。

　　由中国篮球的过多控球和过分恋球，可以跳跃式地联想到中国官员的官职，两者之间很是有些相似相通之处。中国的官员无论是大官还是小官，同级的无论是重要还是不重要，很少有人愿意主动放弃或者自愿辞职。真可谓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肯定是“做官的感觉真精彩，而无权的感觉很无奈 ”。一个官员只要他不违法乱纪，或违法乱纪后不被发觉，现有的制度安排也通常不会将此人赶下台。如果某位官员从某个位置上下来了，通常或绝对不外乎三种情形：因到了年龄而被迫退休、因违法乱纪而被开除、因某种原因而丢掉性命。假使有个别官员“辞去”公职，通常也是因违法乱纪而被发现后的不得已而为之，“辞职”后紧接着就是要受到某种处理。就像中国球员的过分恋球一样，中国官场的普遍现象就是官员们过分贪职恋权，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现象。而在更为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不仅届任制和竞选制能够确保权力处在灵活有效的配置状态，还经常能够看到级别很高的官员主动或自愿辞职后，去从事商业或其他文教公益活动。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很是稀罕，背后的深层原因就在于发展中国家比较贫穷，握有官职和权力，就像是拿到了一把可以打开国库之门的钥匙，也像是握有一把可以任意切割蛋糕份额的刀柄，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个人利益。

　对官本位的路径依赖不仅存在于政府机关，也会延伸至其他非政府机关领域。即使在某些非政府机关性的事业单位，如教育和科研机构中，追职贪权的官本位现象也毫不逊色或非同寻常。如某个普通全日制的高等学府，原来是行政管理岗位与专业技术岗位可以互相兼职，不久前进行了一场“两岗”分离改革，原来的兼职者只能选择某一岗位，不允许互相兼职的情况发生。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但大家自愿选择的结果，却是有95%以上的相关人员，放弃了原本在大学里作为主业的教授或副教授的专业技术岗位，而选择了院长、副院长、处长、副处长的专职行政管理岗位，尽管在高校中这些岗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官”，尽管大学发展靠的是学者教授、学术成就和学科建设。可以窥见，即使中国高校中对官职也有着普遍而强烈的渴望,因为通过行为选择，我们就可以清楚而准确地知道它们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同时也反映出对求真之学术的轻视、忽视、蔑视或敌视。当教师队伍中普遍缺乏学术精神、学科理念和学者气质的时候，在大学这座圣洁的学术殿堂里面，也充满了由官本位所带来的发展风险。面对普遍如此浓厚和长期持续的“官职需求”，真不知道需要制造多少乌纱帽才能满足，更不知道未来中国大学的和谐发展之路在哪里?!

　　另外，中国篮球还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就是团队对某一个特殊明星的过度依赖。作者认为，某一特殊明星主要是靠身高方面的天赋自然条件，而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欧美球员灵活快速的篮球特质。在持球进攻时，其他队员要等待该特殊明星回来站位，这就延缓了进攻的速度，有可能失去进球得分的最佳时机，也同时给予了对手做好防守布局的宝贵时间，人们往往会忽略这一中国篮球发展的当下缺陷。当该特殊明星归位后，其他中国球员只要有可能，又总是尽可能将球传递给该特殊明星去进攻，在对手重点防守该特殊明星的局面下，又陡然放大了进攻失败的比赛风险。一旦对方夺得篮板球，或中方进攻成功后对方迅速发球进攻，由于该特殊明星的缓慢行动，对手五打四的格局就很容易形成。此外，在对该特殊明星的过度依赖的局面下，其他团队成员很难成长起来，篮球比赛时令对手防不胜防的众多进攻得分点也不会产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国篮球的最高水平，也就是勉强进入前八强，稍有不慎，就会被抛出八强之外。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对一个人的过度依赖，自然就会具有很大的发展风险。经济学中之所以认为独资企业和合伙制企业不如股份制企业，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如果某一合伙人一旦出现问题，如突然退出、道德陷阱或意外死亡等情况，整个企业就会出现大的发展麻烦。

　　如果让我们的思维跳跃一下,也可以看到中国官场的变化中也有非常类似的情况.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团队中，整个班子的全部人马都是在在围绕着“一把手”而惟命是从，因而不可能存在不同的决策意见。在流行的干部评价体系中，如果经常与一把手的意见相左，则通常会被认为是搞不团结，也就意味着对一把手权威的挑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通常会意味着持有不同意见者仕途的很快终结。但是，在现代决策科学理论中，国际社会的共识就是把决策视为在各种不同方案中的选优过程,前提是要有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不同方案存在,否则就没有任何决策优化的选择意义。与一把手不同意见的产生和形成，则是最为重要的错误预防机制和创新生长力量，一旦没有了这些最为需要的创新发展元素，进步和谐的发展道路则被堵住。

　　因此，尽管在纵向比较中可以看到中国篮球水平较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但在横向地比较中却很难看到中国篮球的精彩亮点，中国官场变迁和高校发展的道理也是如此，只有在横向的比较中才有可能找到未来的发展出路。作者认为，正如篮球比赛需要快速传递一样，官职权位也需要通过竞争机制而经常变更，那些在某一位置任职过长官员，通常都会带出一个腐败的团队。发展就是活力的喷涌和展示，也就是灵活改变原有的配置格局，寻求最佳最新的机遇，快速的流动性就具有了现代发展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