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的现代启示：普世价值2500年前业已诞生
　　
　　[说明：该文只发网络，如有转载请务必完整。——朱鲁子]
　　
　　
　　21世纪的当今时代是一个经济和科技文化近乎全球化的时代。普世价值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当下学术思想界甚至民间思想界关于普世价值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有”、“无”之争表明，普世价值是否存在尚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言而喻，所谓的普世价值决不是指几个没有内在联系的概念、范畴的罗列（如某些人津津乐道的西方的所谓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或东方的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而是指一套普遍适用的科学的价值系统或理论体系，简言之，是一个普遍性的“观念”。因此，普世价值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建构。也正因此，当这一观念未被人类思维建构起来之时，它无疑是“无”——不存在的；而一旦被建构起来，它当然就是“有”——存在的了。所以说，关于普世价值是“有”还是“无”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事实或实践问题。故而，抛开事实层面而仅仅在理论的层面讨论普世价值的有无问题，纯粹是无意义的瞎扯蛋。通过对雅斯贝尔斯意义上的“轴心时代”的具体研究（《轴心时代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7；《轴心时代：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阐释》，2008-2011天津市社科重点项目TJZX08-018），笔者发现，我们今天所说的“普世价值”，早在2500年前的轴心时代已然诞生，且它正是轴心时代成其为轴心时代的根据之所在。但遗憾的是，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却被遮蔽、淹没了。如果我们能够拂去沉积在轴心时代上的厚厚尘埃，那么，我们必将发现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从而终止关于普世价值“有”、“无”的无谓争论。
　　
　　 “轴心时代”或“轴心期”（Axial Period）概念是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年）一书中明确提出的一个跨文化研究的概念，用以指称公元前500年前后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文化突破现象。雅斯贝尔斯说：“对我们来说，轴心期成了一个尺度。在它的帮助下，我们衡量各种民族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意义”。[2]轴心时代作为一个“唯一性的事件”，在人类历史共同的总进程中清清楚楚地占有它“唯一性”的位置，而且，它还具有“交流人性”和“延续人性”的现实性和必要性。[3]我国有学者称这是一个创造了“元典”的时代，[4]是一个在它之前都“趋进”它，在它之后都“回味”它的时代；[5]“一个民族的中心价值大体是在这一阶段定型的，而这些价值对该民族此后的发展则起着范畴的作用”。[6]
　　
　　普世价值就寓于轴心时代之中。
　　
　　一、轴心时代的基本特征
　　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即轴心时代概念，是针对占据西方历史哲学主流的基督教的历史哲学（以耶稣的降生为轴心）的缺陷提出来的。我们知道，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说的一段话揭示了大多数西方人的“历史观”：
　　
　　
　　
　　上帝只有被认为是“三位一体”以后，才被认为是“精神”。这个新原则是一个枢纽，“世界历史”便在这枢纽上旋转。“历史”向这里来，又从这里出发。[7]
　　
　　
　　
　　但雅斯贝尔斯明确地指出，基督教仅是其教徒的信仰，而非全人类的信仰。因此，这一普遍历史观的缺陷在于，它只能为虔诚的基督徒所承认。换言之，西方的历史观不具备“普遍性”。因此，超越和突破西方历史观的狭隘性，找到一个“即便在经验上不必是无可辩驳和明显确凿的，也必须是能使人领悟和信服的，以便引出一个为所有民族——不计特殊的宗教信条，包括西方人、亚洲人和地球上一切人——进行历史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就是必要的。[8]正是基于这一动机，雅斯贝尔斯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即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的精神过程中寻找历史的轴心。他发现：
　　
　　
　　
　　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界限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轴心期”（Axial Period）。[9]
　　
　　
　　
　　这个“轴心期”，即我们所欲研究的轴心时代。
　　
　　客观地说，关于古代世界中几个主要文明（或文化）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都经过了一次精神的觉醒或跳跃的思想，学术界早已有此共识，它并不是雅斯贝斯个人的独创。我们发现，西方学界第一次注意到“轴心时代”这个历史现象是十九世纪初叶。当时，法国的东方学家亚贝尔·雷慕沙已注意到公元前一千年间，在古代东西方几个主要文明的区域里，大约同时发生空前的思想跃进。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学者拉苏斯在他的论著里（《历史哲学新探》，慕尼黑，1856）和维克多·冯·施特劳斯在对老子做评论时（1870）已经把这个现象提高到历史哲学的层次去反思。
　　
　　雅氏的新说法基本上是在韦伯（Max Weber）的比较宗教史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突破”这一观念实际上也早已涵蕴在韦伯的著述之中。1963年菲施贺夫（Ephraim Fischoff）译韦伯有关宗教社会学的著作为英文，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该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引论”（Introduction），对“突破”的观念作了重要的发挥，稍后帕森斯自己写《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文又继续阐释此义，并提出“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概念。[10]毋宁说，雅斯贝尔斯的真正贡献是把轴心时代及其突破的问题提得更尖锐、更集中、更系统了。
　　
　　不仅轴心时代现象早为人们所意识，且其特征也早为人们所指出。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这个概念给予了更为明确的阐释。[11]在第一篇的前两章中，雅氏对轴心时代的特征作了丰富而又充满想象力的描述。具体来说，他是从八个方面展开论述的：
　　
　　（一）反思意识的出现。雅斯贝尔斯认为“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轴心期：在这数世纪内，世界的几个不同地区，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几乎同时涌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哲人和先知。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时代的最大特点是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拥有了反思意识：
　　
　　
　　
　　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寻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的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
　　
　　这一切皆由反思产生。意识再次意识到自身，思想成为它自己的对象。
　　
　　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
　　
　　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以前无意识接受的思想、习惯和环境，都遭到审查、探究和清理。一切皆被卷入漩涡。至于仍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性的传统实体，其表现形式被澄清了，因此也就发生了质变。
　　
　　
　　
　　（二）神话时代的终结和精神化：
　　
　　
　　
　　神话时代及其宁静和明白无误，都一去不返。……理性和理性地阐明的经验向神话发起一场斗争（理性反对神话）……
　　
　　这一人性的全盘改变可称为精神化。
　　
　　
　　
　　（三）哲学家首次出现：
　　
　　
　　
　　哲学家首次出现了。人敢于依靠个人自身。……人在理论思辨中把自己一直提高到上帝本身……
　　
　　
　　
　　（四）理智和个性出现：
　　
　　
　　
　　特殊的人性被束缚和藏匿在人的躯体之内，它被本能所羁绊，只能朦胧地意识到自己。它渴望解放与拯救……它体验“涅槃”，它与“道”相一致，它服从上帝的意志。……在轴心期，首次出现了后来所谓的理智和个性。
　　
　　
　　
　　（五）觉醒的个人与大众分道扬镳：
　　
　　
　　
　　个人获得的成就决没有传授给大众。人性潜力的顶峰和芸芸众生之间的鸿沟变得异常之大。然而，个人的变化间接地改变了大众。人性整体进行了一次飞跃。
　　
　　
　　
　　（六）雅斯贝尔斯以他所了解的事实为依据，认为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三个轴心地区表现出类似的“社会学”的情景，即在中国、西方和印度这三个地区，都有了惊人的繁荣和财富力量的发展，都有大量的小国和城邦，有国家对国家、城邦对城邦的斗争：
　　
　　
　　
　　那里有大量的小国和城邦，有国家对国家，城邦对城邦的斗争，然而这首先要有惊人的繁荣和财富、力量的发展。中国的诸侯列国和城市在周朝软弱无力的帝国统治下，获得了独立自主的生活。政治进程包括诸侯列国通过征服其他小国而得到的扩展。在希腊和近东，一些小城邦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被波斯所征服的城邦，都享有独立地位。在印度，有许多邦国和城市。
　　
　　
　　
　　（七）相互交流和精神传播运动：
　　
　　
　　
　　相互交流在这三个地区分别建立了精神传播运动。……
　　
　　这一运动获得了意识。……
　　
　　
　　
　　（八）当然，轴心时代并非尽善尽美：
　　
　　
　　
　　个别贤哲实现的最高思想潜力及其实际表达，并没有成为共同的财富，因为大多数人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当这一时代丧失其创造力时，三个文化区就都出现了教条僵化和水平下降。
　　
　　这种结局起初是政治性的。在中国（秦始皇）、印度（孔雀王朝）和西方（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几乎同时兴起了主要靠征服起家的强大帝国。
　　
　　但是，处处保留着与先前存在的事物的精神联系。……[12]
　　
　　
　　
　　雅斯贝尔斯的结论是：轴心期的概念提供了借以探讨其前后全部发展的问题和标准。早先文明的轮廓逐渐消散，承载它们的民族在加入了轴心期运动时从视野中消失了。……轴心期同化了存留的一切。在他看来，从轴心期起，“世界历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至少持续到我们时代的统一”。假如这一轴心期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它要通过揭示世界历史结构，来弄清楚整个世界。他进一步为我们勾勒了一个自轴心期以来的“世界历史结构”：
　　
　　
　　
　　（1）在所有地方，轴心期结束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它融化、吸收或淹没了古代文明，而不论成为新文化形式载体的是同一民族或别的民族。前轴心期文化，像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河流域文化和中国土著文化，其本身规模可能十分宏大，但却没有显示出某种觉醒的意识。……因此，帝国观念是古代文明的遗产，它在轴心期临终时重新得势，并在政治领域里结束了这一时代。……
　　
　　（2）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3）轴心期虽然在一定的空间限度里开始，但它在历史上却逐渐包罗万象。任何未同轴心期获得联系的民族仍保持“原始”，继续过着已达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非历史生活。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人们，要么和这三个精神辐射中心保持隔绝，要么与其中的一个开始接触；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被拖进历史。……生活在轴心期以后的全部人类，不是保持原始状态，就是参与当时唯一具有根本意义的新事态发展过程。历史一旦产生，原始民族便成为史前残余，他们占据的空间不断缩小，并且只是在现在才达到了尽头。
　　
　　（4）从三个地区相逢之际起，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一种深刻的互相理解。在初次相遇时，他们便认识到，他们关切同样的问题。尽管相隔遥远，但他们立即相互融合在一起。当然，他们并不共同信奉一种唯一的客观真理，……但他们在彼此相遇中耳闻目睹了真实而绝对的真理，即历史上不同血缘的人类所实践的真理。[13]
　　
　　
　　
　　尽管对轴心期这一事实确信不疑，但雅斯贝尔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事实好似一个奇迹，他不可能对轴心期的事实作出“恰如其分的解释”。因此，他又保有高度的自省和谦卑，并没有将轴心期概念绝对化。他认为，“轴心期的意义问题跟它的起因完全是两码事”，在经验上也完全不能发现，我们在探究它时，“只是把自己的解释施加于事实”而已。这是一个方法问题，凭此方法人类的一致性对我们变成一个具体的现实。雅斯贝尔斯进一步阐发了他所理解的轴心期概念的三层意义：
　　
　　
　　
　　（1）为了使轴心期的真相真正具体化，为了把它们真正作为我们普遍历史观的基础，就要去掌握超出一切不同信仰的全人类的公有之物。从个人的基础出发，根据个人的信仰去理解历史的统一性是一回事，将个人意识与他人意识联系起来，在同其他每一个人的基础的交流中，去思考历史的统一性，则是另一回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间的数世纪，就是世界历史的轴心，这在经验上对所有人都是很明显的。
　　
　　（2）我们把轴心期行为看作是对无限交流的要求，这一步骤导致了三重历史转变之事实。在成功地弄清楚自身、在克服所有自我封闭的历史性的潜在狭隘、在向展开的现实飞跃的过程中，去弄清和理解他人的帮助吧！这一深入到无限交流的冒险是人类形成的又一奥秘，因为它不是发生在不可理解的史前之过去，而是产生于我们内部。
　　
　　在这种被历史的三重起源之事实所造成的对交流的要求，是对任何一种信条独占真理的不正当权利的最好纠正。……上帝以几种形式历史地现身，开辟了通向他的多种途径。正是这一事实，可以消灭独占真理的权利，仿佛神性正通过一般的历史语言发出警告，反对独占真理的要求。
　　
　　（3）如果轴心期的重要性达到了使我们沉浸其中的程度，问题就产生了：这个时期及其创造是此后一切的尺度吗？……把轴心期现象……都看作是迄今为止全部历史的精神顶峰，是否仍然真实？……
　　
　　对这一问题给以机械肯定的答复当然是错误的。……世界上我们无处可寻得终极真理和真正的皈依。
　　
　　轴心期也以失败而告终。历史继续发展。[14]
　　
　　
　　
　　雅斯贝尔斯在第二章——“世界历史纲要”中，首先从地理环境和人种角度简略地考查了一下我们的“地球”，然后明确地提出了一个“世界历史纲要”。他十分大胆地想象说：
　　
　　
　　
　　人类看来好像从新的基础起步了四次：
　　
　　第一次，是从史前，从那为我们几乎不可理解的普罗米修斯时代（语言、工具的产生和火的使用）。通过这个时代，人首先变成了人。
　　
　　第二次，是从古代文明的建立。
　　
　　第三次，是从轴心期。通过这一时期，人在精神上展现出丰富的人性潜力。
　　
　　第四次，是从科技时代。我们正亲身感受其改造的影响。[15]
　　
　　
　　
　　他认为，与上述划分相一致，我们的历史洞察力面对着四组独立的问题，“它们是世界历史的基本问题”：
　　
　　
　　
　　（1）在史前迈出的哪些步子对人性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2）从公元前5000年起，最初的文明是如何产生的？
　　
　　（3）轴心期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
　　
　　（4）我们如何理解科学技术的兴起？“技术时代”是如何产生的？[16]
　　
　　
　　
　　雅斯贝尔斯认为，上述纲要的缺陷是不能描述世界历史的四个阶段。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又大胆地作出了不失为天才的预测并形象地用“两次大呼吸”的比喻予以阐述：
　　
　　
　　
　　第一次从普罗米修斯时代开始，经过古代文明，通往轴心期以及产生轴心期后果的时期。
　　
　　第二次与普罗米修斯时代即科技时代一起开始，它将通过与古代文明的规划和组织相类似的建设，或许会进入崭新的第二个轴心期，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过程。这个过程仍十分遥远，隐而不露。[17]
　　
　　
　　
　　雅斯贝尔斯认为这两次呼吸具有根本的区别。第一次呼吸是我们曾经拥有的经验，它好像分裂为几次相似的呼吸，属于地方性的，没有一个地方对整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将来的第二次呼吸将是世界性的和包罗万象的，“不可能再存在中国、欧洲或美洲的界限。决定性的事件将是整体性的，因而也是空前重大的”。并且，他提出，人类未来的第二次呼吸是由西方提供的：“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西方产生的某些新东西，仿佛由第一次呼吸产生的多种形态的发展在整体上将空空如也。”雅斯贝尔斯明确地意识到，我们今天的实际历史正处于起源与目标之间。他用“人类之诞生”和“不朽的精神王国”这两个词组将起源和目标联系起来。他说：
　　
　　
　　
　　起源和目标是相互关联的：我考虑到起源，就会想到目标，反之亦然。起源和目标不可能获得任何令人信服的感性的真实形体，我们可用下列符号表明他们：“人类之诞生”——起源；“不朽的精神王国”——目标。[18]
　　
　　
　　
　　以上，我们简略地梳理了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的思想。通过这种梳理，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概念，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时间性和地域空间性的概念，它实际上有着极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因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历史想象力和洞察力。可以说，轴心时代概念是我们准确合理地理解、打开人类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它为我们有效地回溯迷雾重重的悠久历史，理解复杂多变的当下现实，展望遥远的未来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它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也许是：世界历史没有一个唯一的中心，任何人和民族独霸真理的企图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保持最大限度的谦卑和开放的心态是一切人和民族的必要品格。这种思路告诉我们：文化帝国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观念，都是健康的精神生活的威胁；交流，只有积极而真诚的交流，才是当代人类走出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
　　
　　二、轴心区价值与普世价值
　　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早已发现，轴心时代，人类的精神突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希腊轴心突破针对的是荷马诸神的世界，以色列针对的是“旧约”和摩西故事，印度针对的是悠久的吠陀传统。余英时先生认为，相对于帕森斯所指出的而言，中国轴心突破发生的背景则是三代（夏、商、周）的礼乐传统。他认为中国的礼乐传统从夏代以来就体现在统治阶层的生活方式之中。孔子有关夏商周礼乐传统以因袭为主、略有损益的名言，似乎已被考古学界每一次大发现所证实，至少就商周二代而言确是如此。他认为，希腊与以色列的“轴心突破”，都是属于“外向超越”型的；中国古代“突破”所带来的“超越”与希腊和以色列恰恰相反，可以更明确地界说为“内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以上思路，学者黄克剑教授也有共识。
　　
　　基于学界以上对轴心时代精神突破的阶段划分，通过对这两个阶段文明成果的具体研究，笔者将这前后两个阶段所达成的文明成果区分为轴心区价值和普世价值。
　　
　　所谓轴心区价值，指的是在普世价值诞生之前的一种整合、融合了前轴心时代诸多血缘和地缘共同体（氏族部落）的神话传说和宗教巫术文化的一种有利于轴心区的整合、统一的带有前轴心时代原始文化血迹、痕迹的文明形态或理论体系。它是诸轴心区的政治精英为了自己的政治统治的一个思维建构。它无疑是反思的，但这种反思却是有限的、不彻底的。这种价值仅仅对于某个轴心区来说是“普遍”的，但它尚不是“普世”的，仍受制于自己时代时空条件的限制，如等级森严的希腊荷马诸神的世界，律法严苛的以色列的“旧约”和摩西故事，种姓制度分明的印度吠陀传统，名正言顺的中国三代（夏、商、周）的礼乐传统。——轴心区价值需要大众无条件的信仰，其典范是犹太教上帝通过“变乱”人类的“语言”对人类企图通天的“巴别塔”工程的摧毁。
　　
　　而所谓的普世价值，正是诸轴心民族在对各自的轴心区价值的超越和突破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普世价值是在对轴心区价值的深度怀疑、辩证否定和彻底反思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而诸轴心区之所以能够发生这次精神突破或飞跃，根源于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我所说的特殊的“有限工商业”的生产方式。因为“有限工商业”的生产方式不仅使得人们广泛的“交往”和“交流”成为可能，而且可以使人们摆脱受制于自然条件的传统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限制以及建立在其上的血缘、地缘共同体思维的限制而产生一种客观化、超越性的思维，从而使得一部分能够从事专门的精神文化生产的个体突破自己的有限性，获得无限的普遍性和客观性的思想视野。风云际会，借助于时代所提供的特殊条件，这些具有了超越性和客观性眼光、视野的个体，最先成为了马斯洛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的人。这些获得了“自我实现”的个体，就是我们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古希腊、以色列、先秦、古印度的先知圣人如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摩西、耶稣、孔老孟庄墨、佛陀，等等。（具体论证略）我们所说的普世价值——真正意义上的轴心文明，就是由这些超越了自我和时代局限性的先知圣人创造出来的，他们达成了“道”（天道和人道）的自觉或领悟，在自己身上达成了“天人合一”，实践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洞见。这种普世价值之火——智慧之火——一旦创造出来，就永不会熄灭，而只能被遮蔽。——轴心时代创造出来的这种普世价值需要人们自觉的理性的理解而非盲目的信仰，其典范是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
　　
　　这普世价值的智慧之火，无疑存在于先知圣人流传下来的典籍之中。笔者发现，它集中地、经典性地表达在《圣经》关于“巴别塔”的寓言中，实际上是关于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详见：《现代人生哲学：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之“序曲：《巴别塔》天机揭秘”，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19]而我们当下缺乏的，就是窥见这智慧之火的眼睛。
　　
　　三、普世价值的没落
　　普世价值如阳春白雪、空谷幽兰，可是，它来得好像不是时候。因为，时代的首要课题是巩固和完成轴心区民族的统一，而普世价值所追求的理想——人的自我实现——我称之为“从‘石墨’到‘金刚石’”的飞跃，恰恰与这种统一相抵牾。如，为了实现人的普遍的自我实现即“得救”，老子的理想是小国寡民，释迦牟尼的理想是极乐世界，基督教的理想是千年王国，柏拉图明确地说出是与现实非同一的理想国。毫无疑问，任由这种以否定现实为主旨和诉求的不合时宜的普世价值发扬光大，必将对民族国家的统一造成致命的危害。于是，打压、曲解、歪曲这种普世价值，是时代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必然要求。——轴心文明——普世价值被遮蔽，是历史的宿命，它注定成为人类精神的绝响。正因此，雅斯贝尔斯才说：“轴心期也以失败而告终。历史继续发展。”也正因此，才会有我们今天唾沫横飞、无的放矢的关于普世价值的“有”、“无”之争。
　　
　　毫无疑问，遮蔽、淹没轴心文明——普世价值的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性质的轴心区价值。这种轴心区价值在诸轴心区之内是一种被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可一旦超出自己的轴心区，它就很容易滑入有限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中。这种轴心区价值，就是慧眼独具的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的主要力量。当今世界势不两立的各大文明，尤其是犹太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无非是这种历史悠久的轴心区价值的继续猖獗而已。全球化时代，轴心区文明陷入了它曾经取代过的前轴心时代诸多氏族部落多种多样的神话传说和宗教巫术那必将被更高级文明取而代之的命运之中。果如是，那么，全球化时代首先到来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它可能就是类似于刚刚脱胎于前轴心时代的轴心区价值，是通过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暴力手段达成的，“浑身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意识形态味道浓郁的胎儿。这样一种“普世价值”实际上是一种由霸权、强权国家主导的“伪普世价值”——无论它将是由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导的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主导的。而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虽然可以同步甚至先于这种“伪普世价值”出现，但它的命运一如轴心时代所诞生的普世价值那样命运多舛，因为它与政治意义上的全球化是背道而驰的。真正属于它的时代必在此后——政治意义上的全球化成为现实之后。
　　
　　四、普世价值的现代复活是否可能
　　1949年，雅斯贝尔斯以思想家之巨手指向“轴心时代”，意在让我们得“轴心时代”而忘其“指”。遗憾的是，60年过去了，西方学者似乎对雅斯贝尔斯所指的“轴心时代”并不感什么兴趣——始终未占据学术话语的主流，似乎仍在做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美梦，相反，华人学者对其却情有独钟，但遗憾的是他们仅仅停留在喋喋不休、不厌其烦、隔靴搔痒地幻想他们冀望的“第二轴心时代”上。——不先知轴心时代，焉能知“第二轴心时代”？
　　
　　江山不幸诗人幸，学者无能鲁子能。“历尽万般红尘劫，犹若凉风轻拂面”的笔者勇敢地作出了复活轴心时代伟大文明——普世价值的庄严承诺和尝试。不谦虚地说，笔者的博士论文《轴心时代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和专著《现代人生哲学：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业已完成了对轴心文明——普世价值的复活工作（当然还有待于继续完善）：不久的将来，那一颗颗由黑黢黢的“石墨”变成的璀璨夺目的“金刚石”就是证明。它证明了，轴心时代的先知圣人所发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普世洞见是名副其实的真知灼见——普世价值。
　　
　　鉴于当代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必将遭遇轴心时代的普世价值明珠暗投的厄运的经验，笔者对自己今天的现实处境深深理解并安之若素。2500年前，先知圣人们都曾普遍蒙羞，我自己受点小小的委屈，哪又算得了什么？！
　　
　　如果有读者问，那么，你是如何完成这一工作的呢？——抱歉，这不是我的工作。
　　
　　
　　
　　2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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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考文献和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