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物关于吃饭的小故事

这是我在博客上第四次谈吃饭的话题。实在因为18岁以前饿怕了。儿童时代一个很深刻的记忆就是，吃饭时碗没端好，摔破碗，是一定要挨很重的耳光的，那时我的父亲很年轻，不分轻重地抡过来一巴掌，我幼嫩的脸上立马就是四根手指印。

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因为上过“农业机械”课，于是生产队安排我做机械手，耕地、抽水、碾米、脱麦子，什么都干，工分则只有一个劳动力的一半，时称“半劳力”。技术工种不说，还“半劳力”，很是不服，却无可奈何。一次通宵脱麦子，半夜12点后，全部参加晚班的社员每人都吃了一碗油汪汪的面条，我只需要照看动力机器，没挺住就睡着了，他们竟然不叫上我。醒来很伤心地哭了一场，因为面条，也因为不服气、委屈。

当然，这些可不是“大人物”的故事。但是，经过战争的饥饿威胁的共产党干部，跟我这个“小人物”一样在吃饭的问题上极其认真，即使革命胜利后，也特别珍惜粮食，一点一滴都不含糊。

江西第一任省长邵式平在弋阳茶乡吃过一次家乡的小吃——米果。乡长大约饿够了，发了贪心，拿着“招待邵省长”的条子，跑到县民政局报销了50斤大米。邵式平后来听说了此事，对那个县的县长说：“我真是一个大饭桶呀。”从此，他即使下乡也再不到乡里吃饭了。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一天吃午饭时，工作人员吴连登从菜中吃出了一只小虫子，饭后吴连登去找了宾馆的炊事员。炊事员是位老同志，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毛主席，难过得直掉眼泪……。事后，吴连登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责怪说：“吃了虫子算什么？不要去找，一找人家就得挨批评，另外，你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千万不可以盛气凌人……”。如果发生在今日，就是乡长吃饭吃到虫子，都会不得了啊。

据井冈山的工作人员雷良钊回忆，毛主席那年在井冈山视察，吃饭同样交伙食费，有发票为证：“伙食费  7天  每天2.5元  合计17.5元  收款人雷良钊  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  1965年5月29日  00006482号  首长交粮食票23斤  收款人雷良钊”。据说，困难时期，毛主席都不忍心吃一向非常喜欢的红烧肉。

曾经是毛主席的秘书的陈伯达（1949年12月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为他敬酒，称之为“中国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陈伯达同志”）参加中央的会议，同样是要交粮票的。他的妻子刘叔宴对其子女回忆说：“去庐山开中央会，会议通知上还写着叫带粮票呢。每次开会我们都是按规定交粮票的，你爸爸粮食定量才21斤，我是24斤，机关里让自己先提了定量的数字，你爸爸报的是21斤，我比你爸爸多报了3斤。”“你爸爸现在连规定供应他的鸡蛋都不肯吃，因为他知道国家正在出口鸡蛋，用鸡蛋来换取急需的农业机械。前几天办公室管伙食的人还来劝过你爸爸呢。”

同样住在中南海的其它高级干部也一样。夫妇都是中央高级领导人的李富春、蔡畅一家的粮票也比较紧缺，他们老两口有个外孙小名叫安德列，一次一位厨师在单位食堂的过厅中央的桌子旁训斥安德列。有人不理解，问厨师，厨师就说：“他吃饭有好几天没给粮票，那哪行啊？我在给他上政治课，催他赶紧交粮票。”现在的公仆有谁吃饭缴费用啊！当然，社会进步到今天也用不着，只要不铺张浪费就烧高香啦。

实际上，那个时代就是国家主席家也不例外。1957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干部子弟学校的建制，学生费用全部自理。每个学生除了学费外，每月的食宿费为三十多元。国家主席刘少奇家的孩子多，如果都住校，就负担不起了。为了节省开支，刘家就让丁丁转学到离中南海较近的师大附小，每日走路，至少不用花住宿费。刘少奇的小儿子丁丁除了在动物园转车时，偶尔在货摊上买包两角钱的花生米或伊拉克蜜枣，填补一下未吃饱的肚子外，从来没有往学校带过食品。

今日的你我，因为吃饭当然用不着这样，但粮食危机意识、不要浪费的基本素质、切勿暴殄天物的修养底线，应该都是要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