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华/文

　　“读书无禁区”，这句话在泛文化的今天不会再引起多大的争议了。然而，在30年前，《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的发表，却象冬天里的一把大火映红了中国大陆，春天里的一声惊雷震撼着思想禁锢。在我念大二时的1979年的4月，北京《读书》杂志创刊号发表的李洪林写作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作者和编辑经受了异常的压力，都被勒令写检查。在该杂志后来组织的争鸣性讨论中，支持与反对“读书无禁区”的人竟然各占一半。由于解放思想当时正在成为共识，这场争论很快就偃旗息鼓，人民读书自由逐渐回归为历史潮流、天经地义。

　　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出到30年前为止的那个年代中国文化沙漠的状态。李洪林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四人帮’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的时候，到底禁锢了多少图书，已经无法计算。但是可以从反面看出一个大概。当时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出了两期，一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这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

　　李洪林写道：“除了秦始皇烧书之外，我国历史上清朝是实行禁书政策最厉害的朝代。有一个统计说清代禁书至少有二千四百余种。蒋介石也实行禁书政策，他查禁的书不会少于清朝。但是，和林彪、‘四人帮’的禁书政策相比，从秦始皇到蒋介石，全都黯然失色。理工农医书籍除外（这类书，秦始皇也不烧的），清朝和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书，充其量不过几千种，而‘四人帮’开放的书，最多也不过几千种，这差别是多么巨大！”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有各自没有书读的体会和故事。往事不堪回首——我们希望这一切永久地成为历史。当然，读书自由依赖于出版自由。过去三十年来，尽管我国并未真正实现出版自由，还有着这样那样的垄断和禁区，但是三十年改革开放也直接导致了出版与读书从禁到放的演变——其又从正面极大地影响着改革开放的方向步伐。如今，图书出版的繁荣程度是空前的。读书改变人的命运，知识促进社会进步。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无疑是幸运的。

　　我在南大上学时，有一次帮助一位早年留学英国的老教授搬家，光是各种英文版图书就装了一卡车。然而，我这位在“文革”中被自己的学生打断了腿的老师告诉我，这些书只是他原来藏书的一小部分，其余的都被红卫兵抄家没收烧掉了！我为老师的命运感到悲痛，也为他那些珍贵书籍的消失感到可惜。在老师的影响下，我们这些刚刚从文化饥荒过来的学生是最奋发读书的，似乎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读到以前从未读过的书籍。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量非常地大，据说当时仅次于北京图书馆（今天的国家图书馆），超过北大图书馆。可惜，由于当时的政策开放得还不够，加上软硬件措施都跟不上（在我们毕业的那一年新馆才建成），母校的大量藏书并没有能够对我们开放。

　　在北京读研究生院的时候，我们学校由于当时还没有建立独立统一的校舍，就在八一学校借用了几个教室做图书馆，给我们购买了大量的图书。有一天，我借书的时候，听见一位负责教务的领导在一边说：现在的学生真可怜，可读的书太少了，这里的书还没有我家里的书多呢！他的意思是说当时的出版社出的书太少，满足不了需要。尽管如此，我再次暗自吃惊，原来天下竟然有这么多的书和读书人！我的一位同学跟我说，既然这里的书还不够多，那我们就更应该把它们读完。其实，我们的时间毕竟有限，而且功课繁忙，我们再怎么苦读，却也只能读得其中一小部分。

　　现在的人们享有的很高程度上的读书自由还得益于电脑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试图为人们读书设立禁区的组织和个人发现越来越力不从心。由于知识载体的革命性变化，现在人们发表与阅读著述的方式也在发生巨变。当年没有书读、饥不择“书”的中国人可能从来也不会料到，现在的各种图书竟然会以每年二十万品种的速度递增，而且人们以各种形式发表在互联网上的文字（包括博客文字及其互动跟帖）更是多得无法统计。

　　然而，一个令人遗憾的问题出现在了当代人面前：一方面是各种图书多得似乎是浩瀚无限，另一方面许多读者却感到“无书可读”——真正有质量的新书却少得可怜。拿一位知识分子的话说，就是：书目的纷杂无序又让人产生“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喝”的茫然。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里还有一大批值得一读的好书的话，那么在过去的这十几年里各种新书确实是乏善可陈了。因为好书越来越少了，所以读什么样的书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正如“不爱今人爱古人”一样，我们宁可读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能够代表价值文化的书，也不能把阅读时光消费在那些包装华丽实无内涵的快餐文化上。

　　在20世纪上半叶，新文化运动中的大师们曾经有为学生开列书单的喜好，不过他们都是集中于国学典籍这个领域。对于相信开卷有益但终不得要领的莘莘学子来说，由学贯东西的大师慎重开列的书单确有指点迷津之用，但是书单由于其难免挂一漏万的局限性、片面性和守旧性也常为人诟病。也许是受到更早前辈的影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蔡尚思先生1982年也为大家列了个书单，包含文史哲和科学书籍共40种，同时又精简为20种如下：《诗经》、《李太白诗集》、《杜工部诗集》、《宋元戏曲史》、《红楼梦》、《鲁迅杂感选集》、《史记》、《史通》、《徐霞客游记》、《论语》、《墨子》、《孙子》、《庄子》、《韩非子》、《明夷待访录》、《太平天国文选》、《孙中山选集》、《五四运动文选》、《梦溪笔谈》、《本草纲目》。蔡先生指出：“这一类书，不要说大学生、研究生，就是高中生，一般的中国人，应当一读，以便得到基本常识，中国文化人和文化干部，不懂得这些中国文化名著，那就很说不过去了。”

　　蔡先生这些话对于文史哲专业的学生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把这20本原著当作必读书，显然不合适，也无必要。对于大多数中国文化人来说，读一些孔孟之道、史记故事、李杜诗篇是需要的，但没有必要通读全书，而“选读”、“代读”（读白话译本或解读本）却是可行的。如果人们有时间，与其去读艰涩的文史典籍，还不如去认真通读《十万个为什么》。一个文化人不懂得《十万个为什么》这样的基本知识，那才是很说不过去的事呢！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其说是个网络时代，还不如说是个泛文化时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不能局限于文史哲，而要兼收并蓄科学技术知识和经济管理知识。从这个角度讲，我倒赞成大家拿出时间读一下中国科普作协翻译委员会最近评选的“30年优秀科普翻译图书”，它们是：《寂静的春天》、《只有一个地球》，数学方面的《古今数学思想》，物理学、宇宙学方面的《物理世界奇遇记》、《时间简史》，生命科学方面的《双螺旋》、《自达尔文以来》，耗散结构理论的力作《从存在到演化》，爱因斯坦的名作《相对论的意义》、《物理学的进化》，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卡尔·萨根的《魔鬼出没的世界》、《暗淡蓝点》，科学家传记《迷人的科学风采》、《美丽心灵》，科学与艺术方面的《GEB——一条永恒的金带》，网络时代的先声《数字化生存》，博物学方面的《万物简史》，二十年磨一剑的《技术史》以及科学总论类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科学的社会功能》、《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

　　过去30年，在中国出版界出版的值得认真一读的文史书籍中，我赞成《深圳商报》组织专家评出的“30年30本书”，它们是：《万历十五年》、《第三帝国的兴亡》、《傅雷家书》、《第三次浪潮》、《宽容》、《释梦》、《一九八四》、《庐山会议实录》、《美的历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顾准文集》、《陈寅恪的最后20年》、《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百年孤独》、《朦胧诗选》、《丑陋的中国人》、《日瓦戈医生》、《白鹿原》、《1932—1972年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围城》、《瓦尔登湖》、《随想录》、《张爱玲文集》、《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城堡》、《西方哲学史》、《金庸作品集》、《增长的极限》、《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在这30本现代经典文史书籍中，人们对金庸作品也许存在着价值争议，但我相信读一读他的一两本代表作应该是有益处的。

　　新年伊始，我的几位朋友不约而同地宣布，今后要少上网、少写博客，多花时间读书，干点儿“正经”的事。对此，我举双手赞成，因为我们不能象报人那样把博客作为发表工作衍生产品的平台，更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花费在博客写作上。网络是个奇怪的东西，你要多学知识，上网吧；你要浪费光阴，上网吧！一个人的上网得失完全取决于我们在网上干什么以及如何利用互联网。在这个泛文化时代，不管大家是网上读书还是网下读书，我建议大家在自己的专业之外，静下心来，读一些科学、经济、文学方面的中外书籍，同时抽出时间读一些哲学、政治、法律尤其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经典书籍，求得知识结构的相对均衡，成为全面发展的健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