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治国注重兴利，老子谈治国主张弃利，这是黄帝与老子哲学思想理论中又一个最大的不同点。

 

什么叫做“利”？“利”原是一个中国古典哲学理论重要用辞，就是阴阳交和而生利，故言“利者，义之和也”^① 什么是义之和呢？黄帝在《道原经》中说得也极为明白：“一度不变，能适跂蛲：鸟得而飞，鱼得而游，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形。一者，其名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

 

这一段话变成现在的通俗之语，就是这样：道，也就是客观自然规律，它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它却适应于不论是用肢腿走或蠕动爬行的世间万物：鸟得其规律而飞，鱼得其规律而游，兽得其规律而走，万物适其规律而生，百事应其规律而成……人人都得顺其规律而生，却不知道其名；人人都得以其规律办事，却根本看不到它是个什么样子。其所以被称作太一者，是言其大可达到无外、小可小到无内，虚无而无居住之所；无思、无想、没想有什么作为，是它朴素的本来之性；而阴阳相交和，它就产生巨大的作用。因此，学道、用道，就是为了顺道而做成事业，以收到更大的社会利益。

 

 

 

 

 

 

正因为如此，《易》经就将“利”作为学道、积德的四大德性之一：元，亨，利，贞。“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阴阳和，则家道兴旺，国运昌隆，万事繁荣昌盛，故中国古典哲学就提出了和则生财，以和为贵的哲学命题；利为阴阳交和的结果，就是用道的结果，故以“利”连“用”而为词，“利用”就是强调用道之理；大地生发万物、承载万物以利于民，故《易》经将象征大地的《坤》卦看作“主利”之卦；将“厚德载物”作为君子之德。君子者，就是要学道、用道、行道、以道施行教化而利于民；阴阳相交而生利，故《易》经将阴阳相交之卦命称曰《泰》，以言：“天地〔阴阳〕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通也。……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①

 

我为了说明《易》经原本不是占卜书，而是中国古典哲学经典，曾经说过：“以今本《周易》而言，‘道’字之用在90次以上，‘德’字的出现至少有60多次”^②。而要说用字最多的，就当数“利”字了，全书所用至少有180多次！因为用道就生利，利就是吉，不利就为凶，利就是益，不利就是损。《易》之为书，就是要画以图案，命以名称，取象拟物，以喻事理，以明道德，传其意义，使人聪明，变而通之以尽利，通而行之以为功。故《易》经讲功利，但教人以道义取功利，先义而后利。黄帝治国，也是教人如何尊道、贵德，以道义而取利。所以《易》经重言利，黄帝重利益，重天下黎民百姓切身之利益：“圣人举事也，合于天地，顺于民心，详于鬼神，使民同利，

 

 

 

 

 

所谓义也。”^①“治国固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阴阳之为用。”^②这，也就是“贱身而贵有智，故功得而财生”^③的意义。唯其如此，史书就称“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④

 

而老子呢，则是大讲“绝巧弃利”。同样是谈道理，黄帝与老子的道理为什么处处南辕而北辙？对此看似奇怪的问题，我们经过了对黄帝与老子在治国理论上处处不同的比较，现在则不感到有什么奇怪了：因为，黄帝将黎民百姓当作自己的根本，老子将黎民百姓当作杂草与狗；黄帝爱民，老子对人民充满了惧怕，因而主张役民；黄帝主张明民而治，老子主张愚民而治；黄帝主张富民强国，老子坚决反对，他认为走“小国寡民”的道路为最理想；黄帝主张以道立法、建立社会道德，进行教化，使之成为一种风俗，以便做到法治与德治互为根本，互为补充，使社会公平、和谐、安定、大家都在一个有法度、有道德标准遵守的状态下，作有序的社会竞争，以推动历史进步。老子则主张根绝一切法律、道德、礼仪，将黎民百姓画地为牢，死死地困在一个地方，使他们有车不能乘，有船不能坐，有什么器械也用不上，并且绝学、毁文、愚化他们，以便使黎民百姓变得无知、无欲，只知道像猪一样吃，像牛一样劳作，如杂草一般总在一个地方自生自灭就可以了！如此，还为他们谋取什么利益？这就是老子之所以提出“绝巧弃利”的原因。一言以蔽之，老子是谈道为虚名，实则为独裁统治者献统治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