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大揭秘》一瞥（11）
中国经济向左转还是向右转
陈绪国
第十篇：生死转型。
第十篇，作为结尾的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中国经济将向何处去？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或者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好，就会使中国经济崩溃或者国家破产。所以说，经济转型是生死攸关的大是大非问题。
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对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本国的影响估计不足，对于金融资本运作缺乏经验，面临着一系列十分棘手的问题，到底选择什么经济原理、采取什么措施来破解这些难题？笔者认为，美籍经济学家、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的新经济学原理值得一提。
托宾有一句名言，即“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里有个典故：1981年当斯德哥尔摩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后，首先传回国内的报道，提到的是我在资产组合理论上的成就。随后在耶鲁大学匆促召开的记者会上，许多前来的记者就对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有兴趣。这些记者想知道究竟，因此我尽力以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当我讲完以后，他们说：“噢！拜托，请你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嘛。”因此在提及分散的好处时，我说：“知道吧，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就是为什么全球报纸的新闻标题都是：“耶鲁的经济学家因‘不要把所有的鸡蛋……而获诺贝尔奖。”
托宾是美国最杰出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他的突出贡献在于资产组合选择理论、货币政策传递机制理论、货币增长理论、新经济理论等。其实，这些理论都是连贯性的。在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中，托宾在1958年发表的《作为对付风险的行为的偏好》一文，通过交易需求、交易费用及其外在的机械模型论证了“分离”或“共同基金”的定理。揭示了利率预期的概率分布。流动偏好的上升是对与概率分布离差相联系的风险的回应。当有价证券中风险资产份额的变化使风险资产的边际收益刚好等于安全资产的边际成本时，得到最优有价证券组合。非银行中介机构的出现也不意味着对银行的控制不会产生影响，提高存款利率的上限会对资本预期收益率的下降生产扩张性影响。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他十分关注经济的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认为“这是宏观经济学两个永恒的主题”。托宾在《货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强调了政府公债的地位与重要性。作为替代性价值储藏形式的政府公债可能会使经济选择一个比没有这种近似“货币”形式更低的资本存量。货币增长率的提高将会导致通胀率均衡水平的提高，从而引起个人在其有价证券组合中更愿意持有资本而不愿保存货币。在“新经济学”理论中，托宾认为，新经济学的“新”意在于：第一，新经济学以为经济衰退不是不可避免的，政府政策能够而且应当在一定的失业率（非自愿失业以后的失业率）下使经济接近稳定的增长。第二，平衡预算、平衡周期预算，都是过时的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的概念。主要财政政策必须满足实现“潜在的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要求。第三，货币政策也要解放出来，使其为充分就业和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服务。第四，强调经济增长，增长将由各种政策的相互结合来实现，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和投资赋税优惠是其中一部分。第五，新经济规定在4%的失业率条件下即实现充分就业。第六，不应美国有国际收支逆差而限制资本流动。美元对其他国家货币贬值对美国可能有好处。（见《诺贝尔经济学家学术传略》）
《经济危机大揭秘》第十篇，列举了国人孱弱的素质与经济的隐忧：90%的国人是金融盲，99%的国人是国际金融盲；经济领域产生了“羊群效应”；外贸的左右围困与全民的“温水煮青蛙”；汇率波动与金融震荡；产业的挑战大于机遇；中国经济已经陷入美国的经济八卦阵；美国要让全世界人民来分担经济危机的巨大损失，主要责任推向中国政府和人民；美国打个喷嚏，全世界都感冒；中国产业低端化是个大困局，总是吃力不讨好；美国货币无论是升值、贬值，总是占主动位置，总是稳赚不赔，而中国总是处处被动，疲于奔命；亚洲金融危机苦了东南亚，肥了索罗斯；美国金融危机，却让全世界来埋单；美国挑起粮食战争，世界粮价涨3倍，13亿中国人面临着生存威胁；美国挑起中东战争，世界石油价格4年涨7倍，中国遭遇能源消费的拦路虎；跨国公司对于中国优质的国有、民族企业的兼并步伐一刻也未停止过，而中国企业投降的多胜利的少；中国的“政企分家”论成为政府甩包袱不救市的借口，“国退民进”论成为私有化碎片化的借口，“抓大放小”论成为贪大求全、贪大求洋的借口，“招商引资”论成为热钱滚滚而来的借口，“招商引资奖励”论成为攘内安外、官员捞外快的借口，“白猫黑猫”论成为自由主义的借口，
说到金融盲，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普及金融知识很不够，另一方面是有些金融衍生产品讳莫如深。从80年代开始，我国的国营企业普及过全面质量管理基础知识，普及过现代化管理18法，主要着手企业的内部管理的深化。大家知道，现代化管理18法中有市场调查与预测、统筹法、优选法、系统工程、价值工程等新内容，20多年过去了，这些东西有些为企业所运用，并发挥其一定的优势。但是，涉及金融衍生产品，那是美国华尔街的绝密武器的绝密密码，是不容易破解的。
2008年11月18日，中央电视台经济热点面对面栏目播发“金融衍生产品为什么大行其道”节目，美国康奈尔大学、长江商学院教授黄明博士讲到，金融衍生产品是分辈子的：孙子辈产品初中文化可以解析，父亲辈产品是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设计的，没有多少人懂得，爷爷辈产品是十几个顶尖的数学、物理学专家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策划完成的。就是说，至少有2/3的金融产品一般人无法理解，至少有1/3的金融产品连绝大多数金融专家也不懂。当一种金融产品供你使用的时候，你误入陷阱而不知所终，当几种金融产品混合使用时，你在下单的那一时刻，200万美元就落入他人口袋里了。为什么华尔街有那么多衣冠楚楚的金融掮客？就是推销金融衍生产品的利润太诱惑了，他们的月薪七、八十万美元至数百万美元，任何产业均望尘莫及。
说到经济转型、企业产业转型，这是一个十分痛苦的选择。外贸开始疲软，内需供求不足，外汇过多储存，人民币升值压力，就业形势逼人，经济开始滑坡，经济漏洞百出，资源消耗不断大量透支，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腐败分子有恃无恐，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暴露无遗。为什么一下子爆发出这么多矛盾？这些矛盾的根源在哪里？要不要对于经济改革的决策进行反思与检讨？
经济转型过程中，伴随着走资本主义或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的生死较量。遗憾的是，改革开放、经济转型缺乏了理性，而充满了狂热的激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焉得虎子？
这一篇，介绍了中国产业发展的两种思想的交锋过程，证明了中国经济社会病态发展的轨迹。摘录如下：
改革开放之初的10年，中国经济学界始终围绕着“改革开放的目标是通过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去实现”这个问题进行着激烈的思想碰撞与交锋。
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三个主要的理论观点。
第一，探索并推进国有经济根本改造的道路，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大中型国有企业必须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化经营。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我国引入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概念，推动了我国的国有企业包括所有制方面的基础改革。
第二，加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并完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机制。一方面，通过民营经济的发展，加速市场化发展；另一方面，分流和解决由于国企改革造成的就业问题。
第三，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宏观经济导向，严格控制在经济转型期间可能出现的腐败蔓延与权贵资本滋生。
吴敬琏等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1985年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得以确立其重要意义，对中国之后20多年的经济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次会议，史称“巴山会议”。
然而，另一种思想也始终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中国经济本质上是一个转型发展经济，一方面，从传统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一个转轨的过程；另一方面，还是一个发展过程，简单地说，就是在转型过程中要有效地保证经济的实际增长。
厉以宁教授的经济改革思想也有三个特点：第一，构筑市场经济基础的产权改革比价格改革重要，企业本身的竞争力比价格更为重要。第二，在改革发展时期，就业问题要优先于通账问题。第三，经济的增长问题要优先于货币政策问题。
厉以宁教授认为，中国必须建立一些产权清晰的重要支柱企业，就是说，中国经济一定要经过重型化这个阶段，就像经济学家霍夫曼提出的理论，发展中国家要取得经济发展必须经过重型化阶段。
以上是《经济危机大揭秘》第十篇的一面之辞。其实，在经济学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如以林毅夫教授为首的经济学家，则主张通过政策调节、税收同一措施来解决国有企业的重负，使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处于同一竞争水平面上，而不必出卖国有企业的产权，以保障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不变，以保障国民经济健康成长，以确保不至于大量职工下岗失业。以郎咸平教授为首的经济学家，多次呼吁保护国有企业、保护国有资产，呼吁制止贱卖国有资产的腐败行为。以丁学良为首的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指出他们被国外跨国公司饲养，被国内贪腐集团豢养的事实，点名钟朋荣、吴敬琏、萧灼基、魏杰、张维迎、吴晓求、张曙光、盛洪、曹远征等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都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担任独董一职，并从利益集团中拿着相应的俸禄。北京一引起所谓一流的经济学家的年收入在百万元至数百万元，二流的经济学家也在60万元左右。这些收入来自讲课费、咨询费、项目费、稿费、给利益集团服务（以独董身份）等许多方面。（见广州日报2005年10月27日A8版《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我信》）
吴敬琏、厉以宁所说的“转型”，是“产权转移”，是国有、集体企业的产权向外国、私有企业、私人转移，是民族企业产权向外国企业转移，本质上是产权私有化、产权碎片化、产权腐败化、产权洋奴买办化，“市场经济”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
吴、厉二人的观点，与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不谋而合。斯氏解密的世界银行文件透露“所有的国家同一类药方等着它们”：私有化（贿赂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市场定价（权）、自由贸易。在金融帝国主义者的号召下，19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进行了第二次私有化运动，大量国营企业被贱卖。接着，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跟进，瓦解了华沙社会主义集团。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向右转”。
主流经济学家所谓的“转型”，就是“向右转”。这种转法，一是通过“政企分开”，切断政府与企业的管理与财政支持管道，让企业自生自灭；二是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资本主义世界自由接轨，驶向资本主义的自由之道；三是强迫国有、集体中小型企业关、停、并、转、卖，“引导”国有大型企业与外国企业、私人贪腐企业杂交，实施各个击破的歼灭战；四是先让一批权贵资本利益分子富起来，然后通过施舍的办法来安抚他们；五是将大量国有、集体职工赶走，“分流和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解散工人阶级队伍；六是为自己同时是为权贵利益集团度身定做各种超级待遇，工薪上向美国等自由化国家的高管看齐，送股权、送期权、送特权；七是让中国的矿产资源探采自由化，大量金属矿藏、贵重金属矿藏、非金属矿藏、能源矿藏呈自由化探采，让权贵资本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八是将国有银行不设防，贱卖国有银行股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为什么说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不合格”？道理很简单，只要粗懂一点经济学知识的人，就很快知道，谁是投资人，谁就是老板，谁就是产权人。三十年前，国有企业就是国家投资的，其产权明明白白就是国家即全民所有，哪有什么“产权不清”的道理？再说，那些国有企业都经营得井井有条的，多数是红红火火的，为什么突然要强迫出卖掉，而且一出卖就是几十万家？
众所周知，八十年代起，国有企业经过“抓管理，上等级”，企业和管理水平、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在稳步提升，70%以上的国有企业换装了国内外现代化先进设备，90%以上的国有企业上升为国家一级企业、国家二级企业、国家三级企业和省级、市级、县级先进企业。总体上，国有企业的运营情况是良好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将国有企业强制性出卖，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贱卖。无论是通过正规渠道或是非正规渠道，都是贱卖。打个简单的比方说，张三昨天16万元买来一辆广州本田轿车，今天出卖给别人，还要低三下四地给人家讨价还价，就这么不到一天时间内，还是那辆广州本田轿车，少则损失几千元，多则损失几万元，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贱卖。轿车的所有权人可以出卖，也可以不出卖。如果出卖，最后成交价的决定权仍然属于轿车的所有权人，而不是其他人；无论是出卖或者是不出卖，别人不能强迫所有权人出卖。如果中间来一个侵犯所有权人权益的掮客，强迫车的所有权出卖其轿车，并且由掮客说了算，这就是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强买强卖，是一种恶性的贱卖。那些以“转型”为名义肢解公有制企业的掮客，第一是主流经济学们，连最起码的交易常识、交易公德都没有，何以奢谈“合格”？还有，如光是央企每年的净利润高达10000亿元，如果政是政、企是企的“政企分家”理论来处置，这个利润全部被央企私分吃光分光，这样行吗？所以说，主流经济学家们“政企分家”论、“无限制放权”论、“产权清晰”论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论等歪理邪说，统统是无政府主义谬论。
我们所说的“转型”，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国家的宏观经济，引导企业调整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对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思路，使之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轨道上来，使企业少走弯路，少栽跟头，少些内耗，少被“肮脏的手”所掌控。
首先，我国要实行普金的复兴路线，即被贪腐分子化公为私的企业现没收、回收回来，重走国有化道路，重振社会主义国营制、公有制的雄风。这就是“向左转”。
其次，要适当放慢经济发展速度，减少对外贸、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减少外汇的持有量，扩大全民收入比例，以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第三，企业在涉及金融、风险投资时，不要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要分散投资、分散风险，不要贪大求洋，不要相信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警惕经济泡沫、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和外贸泡沫，化腐朽为神奇，化危险为机遇。
第四，放慢城镇化进程，放慢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放慢小纺织、小制衣、小制革、小五金、小电子、小食品、小日用品行业的发展速度，进一步调整产品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调整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
第五，引导企业到海外发展，开拓跨国经营的道路。
第六，重点发展替代能源、替代资源、替代材料的高科技企业，加速汽车、钢铁、电子、通信、发电、环保、能源工业的节能降耗、节能减排和产品的更新换代过程。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七，发展汽车、电子、通信、机械、航空、兵工零部件行业，拓宽产业链条，扩大下游产品。
第八，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大协作，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由每一个富裕的省、市帮助发展一个落后的省、市，同时实行有计划的对口移民活动，带动区域经济同步发展。
第九，国家应当尽早出台国家经济救援法，将大型国有、集体、民族企业纳入特别保护行列，实行优惠贷款、优先救济、优先救市新政策，对于大型转型企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第十，依据《物权法》、《国有企业资产保护法》等法律工具，重点保护公有制企业的产权、资产和权益，保护经济转型、产业转型、产品结构调整的合法权益和职工合法利益。
以上是笔者学习《经济危机大揭秘》第十篇的一点心得，是根据其中的有关资料综合而成。里面的许多精神实质，需要进一步理解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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