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诞生之日，以群居的方式生活，首先是原始社会的氏族，而后发展到部落、部落联盟。随着规模的扩大，人类就面临着群体生活秩序的问题，不论是哪一个民族，在其发展之初，都必须解决社群内部的秩序，在原始社会，群体规模较小，内部沟通很容易进行，所以群体内部秩序的解决也容易。但是，随着群体规模或社会规模的扩大，群体和社会内部的沟通越来越困难，群体或社会内部秩序的解决也越来越复杂。历史上，各个民族、各个种族在社会群体规模扩大时都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方式，有的民族、种族发展壮大，走向繁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有的民族、种族发展缓慢、走向衰落，被别的民族同化、摧毁，甚至走向灭亡。虽然，地理环境，气候等自然因素对一个民族、种族的生存、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各民族对社会秩序解决的成败对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有着更根本的影响。因为，社会秩序的解决的成败关系到群体内部成员能力、智力、合作组织能力，从而影响到民族和种族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包括自然危机和社会危机。

　　通过对以往人类成功的社会文明进行分析，文明社会内部社会秩序的建构具有一个共同的模式。

　　1、建立起的人性假设，确立对人性的认识。

　　对人性的假设和对人性的认识是一切社会文明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对人性假设和认识的不同是造成各文明发展过程、特征相互不同的一个重要起因。在人类文明发展之初，各文明对人性的认识和假设，一般情况下，都存在“性善说”和“性恶说”，但是“性善说”和“性恶说”不是不同文明人性学说的全部。

　　2、在对人性假设和对人性的认识基础上，强化和建构与之相符的道德行为规范、价值观体系，规范社群内部成员间的关系，改造人性。

　　各个文明在发展之初，均以宗教的方式来实现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体系的建立。例如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方文明的佛教、儒教以及西亚区的伊斯兰教。这些宗教在人类文明早期为人们提供了关于自然、宇宙、人以及人性的认识和观念，并都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体系。

　　3、在人性假设和对人性的认识基础上，按照一定的取向，以善为目的，探索建立社会的政治制度等管理制度。取向的不同是又一个导致文明差异的重要起因。宗教教义和道德规范不能够完全实现社会生活的秩序性，要真正使社会生产、生活有序，还必须建立相关的社会体制和管理制度。而社会体制的建立是以各文明的人性假设和认识为基础的，因为体制和制度是规范人以及人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实践活动的。

　　4、确立政治制度或者说社会制度的道义基础。建立的政治制度必须有其被人们认可的道义基础，政治制度中的权力来源必须被人们认可和接受。无论是中国封建社“君权神授”；还是现代西方社会民主制度中关于权力是由人民按照契约让渡部分权力成立政府的学说，都是为了确立政治制度的道义基础，以让人们对政治权力认可和接受。

　　5、将道德行为规范、价值观体系与建立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相结合，实现社会秩序的建构。确立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体系必须与社会的政治制度等管理制度相结合，否则不是道德规范和价值观体系瓦解消亡，就是社会制度扭曲、崩溃，最终导致社会秩序崩溃。

　　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导致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必然导致人们道德规范和价值观的改变，旧的道德价值观逐渐不符合社会现实，而新的道德、价值观要么没有及时确立，要么自下而上的逐渐产生并与原有社会体制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导致文明在短时期内出现危机与混乱，威胁着文明的发展。在各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在不同的时期均出现过这种局面，被一些学者称为“大分裂”的社会危机就是现代西方文明发展到目前所出现的上述危机。文明要发展繁荣，就必须解决这种危机，重新确立新的道德、价值观体系并重新建构与新的道德、价值观体系相符的社会体制与管理制度。

　　我们以中国的农业文明和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为例，来说明社会秩序建构的上述模式。

　　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人性的假设和认识以“利”为基本特征，认为追逐利益是人的本性，建构社会秩序、文明的方向是“以利制恶”，以自私抑制自私，引导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实现各自的利益；通过体制的作用化自私、恶为大公、善。因此，西方文明存在以下特征：

　　1、西方文化的人性学说是以“利”的追求为其基本精神，主张确立和维护个人的利益和权利。西方文化认为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应予以尊重和认可，因此也就认可了在追求“利”的过程中运用“力”，运用各种可以实现利益的手段。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以肯定人的自然属性为主，并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类社会道德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对“人性本恶”不是去批判，而是认可和赞扬，充分肯定“恶”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推动作用。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导致西方文化人文传统与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有着显著的区别：西方的人文传统强调人的主体价值、人权、平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探索；而中国的人文传统则是围绕着人的社会存在展开，不刻意于宗教与神灵的寄托，也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而是专注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与道德人格的完成。

　　2、以“个人本位”确立一系列的道德与价值观体系。西方的人性学说以“利”的追求为基本精神，强调个人的利益与权利就必然导致西方文明以个人的利益与权利的实现为中心确立起一系列的道德与价值观体系，从而形成“个人本位”为特征的文化传统。

　　在调节社会成员追逐利益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以实现社会的秩序性方面，西方文化的解决方向是“自由、平等、竞争、合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相争和每一个人对利的追逐、维护来实现人与人的制约，对恶的制约，防止人性恶的一面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为了实现社会生产生活中“自由、平等、竞争、合作”的社会秩序，将商业活动中“契约原则”广泛应用于一切社会领域，因此，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成为西方文明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契约自由成为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在社会公共事务即政治生活中，“个人本位”的文化传统自然导致社会政治生活中“民主”观念。为了实现和保障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公共及政治事物必须获得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从而使得原始社会的民主制度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产生了雅典的广场议事制度。经过文艺复兴以来的发展与实践，民主观念深入西方社会各个领域。

　　3、“以利制恶”运用到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建构上，一方面重视法律高于道德对社会交往规范的维护重用，另一方面在体制的建构上，探索建立起对权力的制约机制，用权力制约权力，保障政治权力的正确行使，而不是寄希望于政治管理和统治阶层的道德自律来实现权力的正确行使。前者使得法律在社会生活与管理中占居十分重要的地位，社会从宏观到微观强调“法治”，而非“人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法律来规范社会中包括政府行政行为在内的各种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和利益分配。后者使得西方文明在探索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建立起了不同于雅典广场议事制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代议制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主要特征，“三权分立”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制度。

　　权力制约原则不仅在政治体制与政治管理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而且深入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建立各种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权力制约原则与民主思想、个人本位的文化相结合，使得西方文明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充满活力，富有成效，并进一步促进了西方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4、受古希腊雅典民主观念和个人本位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世纪，西方 社会的君权一直未得到充分发展与巩固，与中国社会相比，西方国家的君权要小得多，并且受到宗教权利和世俗权力的制约。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宗教改革、东罗马帝国崩溃造成的文化传入、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君权逐渐瓦解，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道义基础，西方学者从古希腊雅典的文化中寻找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道义基础，于是，“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契约自由”及与此关联的政府权力来源等思想学说纷纷产生，为建立起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理论和道义上的基础。

　　5、现代成熟、完善、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在其诞生之初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形成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初，在体制和实践中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和不足，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众多的经济危机、战争危机、社会危机，以及马克思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浪潮的冲击。在这些危机和冲击面前，承载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的修正和完善其社会体制，发展“民主”、“人权”、“自由”等思想观念和学说，使社会体制与社会的价值观体系紧密结合，相互促进，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完善。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繁荣，促进了西方文明的发展与繁荣。

　　中国农业文明：人性假设和认识以人性本善为前提，认为人性的恶是后天形成的；建构社会文明、社会秩序的思路是劝人向善，通过体制的规范、引导，使人向善，并运用刑罚抑制恶的形成和产生。因此，历史上中国农业文明具有如下特征：

　　1、“人之初，性本善”，人的本性是善的，恶是后天形成的;人性在本源处是善的，而在现实中有时是非善的。“中国古代人性学说的主流，以对善的追求为基本精神，追求个人和社会的至善境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主张人性本善，也有主张人性本恶，但总体上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在人性的认识上以主张人性本善为主。在儒家，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荀子主张人性本恶，法家主张人性本恶，宋代理学在人性的问题上，讲“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天地之性在人体未形成之前就存在，而气质之性形成于人的出生成长过程中。

　　2、以家、家族为基础建立一系列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并以家庭为参照建立起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价值观体系。由于中国农业文明发源于内陆的黄河流域，以农业耕种为主，与游牧民族及海洋岛屿民族不同，在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时，继承了原始社会氏族制，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无法割断氏族、家族内部的血缘伦理及规范。孔子以恢复周制、周礼为理想，创立儒学，孔子及其继承者以家庭内部的亲情伦理为基础，推演出一系列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和价值观体系，并以这此道德伦理为基础，创立了一整套的礼仪规范。

　　在家庭内部，家庭成员因出生、年龄不同，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履行不同的道德伦理规范，在家庭内部的生产、生活中具有不同的权力。所以，由家庭亲情伦理推演出来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体系，不存在平等观念和权利意识，而重视义务与责任，通过社会中每一位成员各自履行自己的义务、责任和道德规范来实现社会的良好秩序。

　　中国儒学在解决“善”与“恶”的矛盾冲突中，以劝人向善，使人为善为主要发展方向，寄希望于社会成员觉悟的提高来避免“恶”。而法家思想主张人性本恶，但法家的偏激思想与严法酷刑的统治管理方法严重违背了家族亲情原则，在中国农业社会未能占居主导地位。儒学成为中国农业社会的主体意识形态，加强道德修养的“内圣之道”成为中国农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

　　3、劝人向善，使人为善，运用在政治制度和社会良好秩序的建构上，寄希望于制定相应的礼仪和制度来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正其位、各正其性。近代儒学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儒学有两大传统，即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关注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的儒学，政治儒学致力于探索和制定相宜的社会礼仪制度，通过礼的作用来劝人向善、使人为善。在政治上主张实行“王道”政治，主张统治集团施政以民为本、以德服人，反对战争、以力服人。王道政治的核心是“为民而王，天下归往”，对社会的治理主张以道德教化为主，刑罚为辅，使民生息、乐业；要求统治者和统治集团加强道德修养，关爱百姓。

　　孔子著“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礼》以周礼为基础，制定了函括社会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的礼仪制度和社会交往规则。《春秋》以批判的形式阐述和表达了建立一种合理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思想和愿望。通过对春秋242年中重大的政治和社会事件进行评判，否定对社会和政治秩序具有负面影响的制度和礼仪规则，肯定和确立了一系列正确的制度，如:正朔之制、立嗣之制、婚娶之制、任官之制、王统之制等。孔子思想经孟子、荀子继承和发扬，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到汉代董仲初吸收借鉴百家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制定了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礼法制度，此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年。

　　4、“先秦孔孟儒学以人情化的伦理亲情为其主要特色”，不涉及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的道义基础以及政治权力来源，只涉及到了对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的探索，以及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体系。到了汉代，董仲初吸收和借鉴先秦儒学及其他百家思想，结合西周的天命神权观念，进一步发展了儒学的思想体系，建立起了神学化的天人合一理论，把社会道德规范、价值观体系、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与自然界、宇宙的规则联系起来，使之神圣化。确立起“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德主刑辅”等思想和主张，完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的道义基础，确立和维护了封建帝王权力的至高无上。使得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被民众所认同的接受，这也是中国封建统治能延续两千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5、汉初董仲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将自先秦以来，儒家确立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体系融入其所创立的礼法制度。使儒家的道德规范、价值观体系等思想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制度中。中国封建社会以后的社会制度变迁从根本上没有跳出汉初确立的礼法制度的框架，而是在此框架之内为适应社会的发展进行不断的完善。一方面，与礼法制度相符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体系在统治阶级的宣传、教育下，深入社会，成为下至普通百姓，上至皇戚贵族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封建社会的礼法制度在各个历史朝代被统治者所继承并不断完善，与儒家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体系相融合得更加紧密。由此，礼法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根本制度，不可动摇。

　　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在社会秩序建构的上述差异，使得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取得了不同成就，两个文明在社会秩序建构上所创造的社会文化资源对人类文明以后的发展与繁荣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人类社会以往的社会秩序的建构以一个共同的模式进行，那么，人类社会以后的社会秩序建构仍旧可以按照这一模式进行。

　　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使我们对人的生理、心理、心理规律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从而对人性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人性的本善、本恶说都是不正确的，从一定角度讲，人性本不善，也本不恶，使之善则善，使之恶则恶。善、恶 作为一种价值尺度不存在于物质宇宙之中，只存在于人类精神和社会生活中，善的行为和恶的行为都是人社会化的产物。

　　在协调人与人的关系，解决社会交往中各种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应积极的借鉴现代西方文明和中国农业文明的做法，同时避免两个文明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使人类社会秩序的建构更加合理和科学。在历史上，中国文明社会秩序建构思路以劝人向善，使人向善为方向，对人性恶的方面认识、防范不足；而现代西方文明则以防人向恶的方向发展，对于人性善的方面的发展重视不足。同时，中国儒学确立起来的价值观体系以及三纲八目的内圣之道，使得历史上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生命的依托，从而实现了个体生命安立与社会秩序结合；西方文明与此不同，西方人生命的归依在“上帝”，而不是现实生活，西方文明生命归依与社会秩序是相分离的。因此，中国未来社会秩序的建构应该继承儒学把生命归依与社会秩序结合起来的传统，并把劝人向善与防人向恶有效结合起来，建立起更加科学、高效、合理的社会秩序。概要的讲就是：

　　1、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但是，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现代心理学研究发展使我们对人性、对人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我们应在心理学发展的基础之上，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为核心，吸收借鉴中国农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人性学说和人性思想的精髓，建立起更加合理的人性学说和人性思想，在社会上广泛的确立起科学合理的人性观。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推动人性的解放。

　　2、把新的人性学说与思想的探索与新的道德、价值观体系的确立结合起来。由于新的道德、价值观往往在社会基层自发的产生，因此，我们应通过社会舆论、传媒与教育体系在社会范围内积极的推动具有积极意义的、有利于人性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的道德、价值观，否定和批判消极的、不利于人性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德、价值观，从而逐步的、循序渐进的确立起新的道德、价值观体系。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白领阶层逐渐崛起，成为社会的主体力量与阶层，中国社会将进入白领时代。白领阶层作为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并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社会阶层，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在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与不同。因此，白领阶层的崛起以及这一阶层在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社会以后的发展、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社会学家应积极的关注这一阶层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对这一阶层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进行积极、及时的引导，这是实现中华文明健康发展，走向繁荣并最终实现中华文明全面复兴的第一步。

　　把中国农业文明的“内圣之道”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结合起来，实现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生命的归依。强化法律的地位与作用，充分发挥法律在协调社会关系与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公共职能，促进人性向善的方向发展，防止人性的扭曲，并进而防止因人性的扭曲造成社会各种组织机构和群体的性质扭曲。新的“内圣之道”应结合心理学发展与研究成果，引导健康、科学的人性的形成与发展，防止人性的扭曲、病态，实现“人正其性”。

　　3、以“人正其性”为方向，探索建构未来社会的社会体制和政治制度。把劝人向善和防人向恶结合起来，强化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发挥体制的规范引导功能，使建立起来的社会体制和各种制度具有劝人向善的作用，同时，把权力牵制原则运用到一切社会体制和制度的建构中去，以实现防人向恶。“政治儒学并非只是消极地主张用制度迫人向善，而是更积极地强调在制度中来完善人性，即把制度看用实现人性正面价值的资具”。因此，未来制度的设计应继承和发扬政治儒学的这一精神，以人性为基础设计制度的同时，用制度来实现“人正其性”。

　　人性,是一个历史文化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系统中,人性有着不同的涵义。因此，“人正其性”是建立在新的人性学说的基础之上的。“人正其性”之性不是中国农业文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性，而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良好结合的人性；是建立在心理学研究发展基础之上，建立在对人的心理、生理等方面科学认识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新人性学说的人之性；是作为个体的个人在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反映一个人综合精神面貌的人之性。

　　在政治体制的建构中，把中国农业文明的“王道”政治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王道”政治的核心思想是“为民而王，天下归往”，他强调政治领导人的道德与政治责任感，而民主政治强调的则是民主选举、监督与权力制约。也就是说，我们应探索把政治领导人的职业化、专业化、高素质化与政治的民主化结合起来。职业化、专业化、高素质化的目的是通过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培养一大批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并对国家、人民和人类高度负责的优秀政治家；政治民主化就是运用民主体制选举和监督政治领导人。

　　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源于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制度，以“主权在民”为依据，以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的热情参与和高度关注为基础。与古西腊雅典的广场议事不同，代议制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特征。随着社会发展，民主的概念和涵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这一变化相应，民主制度的设立与实践也呈现多样性。进入工业文明鼎盛期以来，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民主发源地的西方社会，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度不断下降，民主的基础动摇，使民主的效果亦大大折扣。同时民主制度在实践中不断爆露出缺陷和不足，受到众多非西方国家与文明的质疑。

　　民主不是人类社会政治的目的，而是政治的形式与手段，对形式的追求不能取代对政治目的善的追求。而现代西方国家在政治生活与实践中，把对形式的追求放在了目的之上，使民主走入了歧途。“为民而王，天下归往”是政治的目的和实质。从这里可以看出，王道政治的思想是从政治的实质和目的上去思考和实践政治。这是中国文明重实质轻形式，西方文明重形式轻实质的表现。把“王道”政治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相结合，就是把形式与实质相结合，为“王道”政治的实现找到更加科学、合理的形式与手段。

　　4、中国农业文明以神学化的天人合一理论使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具有道义上的基础，而现代工业文明则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契约自由”等为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确立道义上的基础。比较而言，后者较前者科学、合理。未来社会的秩序建构以及这一秩序的道义基础应在西方工业文明基础上更进一层次，把中国农业文明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在社会秩序道义问题的解决方式结合起来。去掉中国农业文明神学化的外衣，探索宇宙和自然界秩序统一性，把这种宇宙和自然界统一的秩序与社会相结合，并引入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思想，成功解决未来社会秩序的道义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在理论上探索未来社会秩序的建构指导原则。

　　5、《易经》上言：“生生之道谓之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人类社会与文明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生产力在变，社会环境在变，人们的价值观在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变。任何一个社会文明要想保持持久的繁荣，就必须不断的变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体系，使社会制度、价值观体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变化的步伐。未来社会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时时刻刻处在社会体制、价值观体系、社会生产力等因素相互变化之中，只有能够不断的实现上述社会因素相互促进、紧密结合的良性互动关系的社会文明才可能保持持久的繁荣。一旦上述因素彼此间出现相互制约、彼此阻碍的恶性互动关系，社会文明必然出现停滞或衰退。因此，我们应充分重视发展社会学及相关的人文学科，不能重视科学技术而忽视社会及相关人文学科的发展。如果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哪么社会科学及相关人文学科则是握住这双刃剑的手，如何让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服务于人类的幸福而不伤害人类自身，就看这只手如何运用这把剑。

　　《易经》上有一句话：“万物各正性命而保其大和”。自然界各物种各自依其本性，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与环境相融合求得生存、发展。“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是各物种顺应环境的变迁而发展演变，但是，此法则并未导致兔子为了不成为老虎的口中食而演变成老虎；也并未导致老虎与狮子相互残杀。人类社会亦是如此，人与人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并非都是你得我失，你死我活的关系。因此，在社会体制的建构中，在国际秩序的建构中，人正其性，国正其性，彼此之间完全可以实现“大和”。

　　

　　参考书目：

　　李宗桂著《中国文化概论》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蒋庆著《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5月第1版

　　肖平等著《东西方文化比较》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

　　赵向东 编《中国智慧透析》华夏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