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至1989年间任世界银行顾问，同时任教于密歇根大学。1997年，加入哈佛商学院，任商业、政府和国际经济副教授。200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致力研究中国经济的黄亚生教授曾获在研究领域享有重大声誉的研究金支持，如斯坦福大学的国家研究金和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麦克阿瑟研究金。
 黄亚生教授的研究重心为政府政策和制度问题，尤其是机制转换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和东亚经济研究。目前，他正着力研究在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在制度上和政策上的驱动力。他已经出版的作品包括：《中国通货膨胀和投资控制》(199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和《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1998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学院)。除了为专业通讯和专栏撰写文章外，黄教授在《纽约时报》、《亚洲华尔街日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和《外交政策》上都发表过大量文章。

 中国农村从来都应该是改革的前沿，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村人口庞大，还因为农村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创业能力和精神。农村的经济和金融自由化，加上农村本身具有的创业能力和精神，所产生的经济有加倍的效益。这个问题要从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状况谈起。我个人认为，农村地区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唯一保留着创业精神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成功，而前苏联却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了绝大多数的资源和价格，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民营经济和个体户几乎绝迹。但在农村地区和相对落后的地区，政府没有也无法完全根除私人经济。这即使在计划经济最盛行的年代也做不到，因此农村地区也随之保留了一部分创业精神。
 这几年我一直在鼓吹“印度模式”，但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先从印度的失败讲起。在我看来，印度最大的失败不是它的基本建设和外资，而是农村。更具体地说，印度没有实现任何形式的农村创业高潮：比如印度从来没有过“乡镇企业”。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的经济增长虽达到7%-8%，但它的贫困人口却居高不下，如果按每人每天1美元的生活标准计算，印度有60%的人口是贫困人口，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10%。
中国真正的奇迹是农村的成功
 在我的新书里，我提出一个观点——中国真正的奇迹是农村的成功，而农村的成功主要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最成功的地方是曾经有一个不错的农村创业环境——金融逐渐开放、减少国家权力、领导层的自我节制、尊重农民的意志、乡村选举等等。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看不到诸如“强制拆迁”、“三农危机”等等词汇，也没有像凯恩斯讲的以“挖沟填沟”来增加GDP的经济发展，但那时的GDP增长速度实际上超过了90年代的速度。而且，中国那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内需，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逐年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尤其是在农村)非常快。中国那时进入了所谓良性发展的道路。
 为什么美国金融危机，我们会受这么大的影响？根源还是出在农村问题上。就从经济政策谈起，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村金融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是90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没有延续80年代的模式。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对当时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促进作用，当时的决策层认识到农业本身是不能致富的，必须促进农业向非农业方面转移。这就必须要让农民获得资金，让他们开拓一些非农业的项目，通过对农产品的初加工等方式进行工业化。这是一个良性工业化的道路。80年代是把批贷款的权力下放的，而到了90年代批贷款的权力又集中收回到了县级农村信用社。90年代的农村贷款，优先农业，非农项目排在很后面，而这跟80年代的政策正好相反。90年代的政策是让农民在农村种地，而在城市大规模地搞工业园区、吸引外资等等。所以，农民在90年代获得创业资金是非常困难的，而同时农业的回报率又是很低的，所以他们只能够出售劳动力，而出售劳动力的机会不在农村，是在城市、在沿海地区，这也就是中国在90年代产生大规模民工迁徙的原因。
 90年代的中国农村虽然有非正式的民间金融，但非正式的民间金融的融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这就意味着90年代的农村依赖于更昂贵的资金，非正式的民间金融虽然弥补了农村正式金融不足的某些缺点，但它不可能弥补所有的不足，因此它不是最完全的替代。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想开一家做面条的小店，需要借几百块钱，那是可以依赖非正式的民间金融；但如果想把企业做大做强，需要借几百万，那就必须依赖正式金融了，所以非正式金融的三块钱和正式金融的一块钱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另外，由于非正式金融的合同是非法的，很容易产生违约风险，所以，正式金融永远优于非正式金融。从这个角度来看，80年代的农村金融状况是优于90年代的。即便是现在，中国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和台湾50年代的情况还是差不多的，从这一点来看，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应该关注到这样一个现象：一方面90年代农村创业资金非常紧张，另一方面当时农村的储蓄率非常高。农村信用社的网点，在1985年的时候是40多万家，而到了90年代末大概只剩下9万家，这么广大的农村地区只有9万家网点能够提供贷款，农民的储蓄大部分是进入邮政储蓄，而邮政储蓄只能吸纳存款不能贷款。所以，90年代城市向农村的资金流向是负的。同时，农村居民当时还面临农业税提高，教育、医疗等费用提高等等。所以，农民在农村除了种地没有其他创业机会，只有到城市去打工。
 农村创业环境的恶化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
 我个人认为，农村创业环境的恶化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第一，打击了中国的内需。90年代农民净收入的年增速是80年代的一半左右(2003年以后农民净收入的增速是80年代的2/3左右)。几亿的农民从消费者变成生产者，怎么可能不增加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呢？
 第二，影响了技术进步。劳力密集产品的发展规律应该是最初是在沿海地区生产，然后逐渐地向内陆转移。那么，为什么30年来这些企业没有向内陆转移，还停留在广东、浙江、江苏这些地区？而广东的产品结构，80年代生产成衣，90年代生产电子，然后开始生产汽车，成衣却还在那儿生产，没有转移出去，这是非常反常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就要回到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讨论。
 在任何国家，地理上最能够流动的因素，不是劳动者，而是资金、技术和机器设备。但在中国恰恰相反，中国两亿的流动人口从内陆省份迁徙到广东、浙江、江苏。作为广东的企业，劳动力忽然有很大的增加，肯定就意味着劳动力相对的成本下降，资本相对的成本上升，它们肯定更愿意去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企业没有任何的积极性去提高技术、资金的使用。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力移动，实际上是中国企业经过30年改革还停留在简单加工制造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还有金融体制对研发的影响，资金成本太高，民营企业很难搞研发。在这种情况下，有理智的企业家，肯定选择那些技术最简单的、劳力最密集的产业。
 有些学者认为外资的技术垄断或政府对高技术企业的支持不够等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我觉得这都只是很次要的原因，根源还是在农村问题上。这方面也可以讲一些我的亲身经历。过去这两年，我主持了一个叫做“中国实验室”的项目，就是安排我们麻省理工学院的MBA学生去给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做免费咨询。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一些民营的高科技公司，结果发现这些公司几乎没有管理可言，都是创业的老板一个人说了算。有的企业营业额已经有一定规模了，但还是没有基本的财会和人力资源制度，大部分决定都是老板随便作出的，而且很多创业者对当今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刚开始，我对此非常吃惊，觉得这种企业未来在宏观经济形势恶化的时候一定会出大问题，但后来想想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在目前的环境下，中国的公司实际上只是“代工厂”，它生产产品时只会考虑如何降低成本。这些人只会跟着过去的既定模式前进，所以对环境变化是缺乏应变能力的。但反过来想想，在过去几十年的运作中，这些工厂的门口每天都有无数人在排队找工作，对企业家来说，既然有那么多廉价的劳动力可以雇用，那为什么要费力去建立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或者投资开发新技术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农村的问题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我认为中国经济具有二元性特点：城市是政府经济，农村是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发展城市经济主要依赖的是政府力量，而发展农村经济则主要依赖了市场的作用。在时间上，前者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发展战略，而后者则是80年代的发展战略。
 中国农村从来都应该是改革的前沿，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村人口庞大，还因为农村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创业能力和精神。农村的经济和金融自由化，加上农村本身具有的创业能力和精神，所产生的经济有加倍的效益。这个问题要从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状况谈起。我个人认为，农村地区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唯一保留着创业精神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成功，而前苏联却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了绝大多数的资源和价格，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民营经济和个体户几乎绝迹。但在农村地区和相对落后的地区，政府没有也无法完全根除私人经济。这即使在计划经济最盛行的年代也做不到，因此农村地区也随之保留了一部分创业精神。例如在“文革”期间，农村依然残存了自留地和非正式的自由贸易集市。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叫《青松岭》的电影，里面有一个情节讲的就是有些农民经常把农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而不交给国家。现在想想，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表现，而这样的事情当时在城市是很难看到的，只有在农村才存在。
 俄罗斯采取了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效果并不好，原因并不在于休克疗法本身，而在于它是在一个没有创业的情况下进行经济改革的。前苏联有将近70年的计划经济历史，工业化非常彻底，已经失去了农民的创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激进的休克疗法，无法取得很好的效果的原因。中国则正好相反，中国的农民非常具有创业精神，即使经济改革不是那么激进，也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中国农村所留下的创业能力和精神是中国经济的最大资本。
 依靠政府力量的城市化会带来严重后果
 我对中国现在所进行的全部依靠政府力量的城市化非常担心。中国的城市化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就是土地的价格很低，土地归国家所有，一级市场全是被政府垄断的。高楼大厦都是钢筋水泥，如果土地价格很低的话，建筑成本就会很低，这就刺激了开发商的投资热情，也加大了对原材料的需求。
 依靠政府的力量推动城市化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巴西曾经用15年的时间进行“强迫工业化”，采取的手段跟我们中国非常相似——农民大规模的移民，土地价格很低廉，政府用政治的力量保护开发商，保护工业家的开发，创造工业园区。巴西得到了十几年经济高速的增长，但是最后经济迅速跨下来。而东亚地区的城市化模式是土地私有化引导的。比如在台湾工业化的过程中，第一批台湾的富翁中很多都是农民，他们变成富翁以后，要么用土地的收益去创业，要么他们自己变成开发商。中国现在说走中国独特的路子，其实跟拉美非常相似，造成的问题也非常相似，金融危机、企业竞争能力不强、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稳定等等。
 前几年我和国内学者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一般都不以为然。但现在外需垮了，而中国20年来被外国投资者赞誉的史无前例城市化却没有形成强大的内需，现在这个问题就显示出来了。要正确面对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我们必须回到以人为本的80年代的政治经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