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都会女性对公共空间中男性身体的诠释
杨明磊
楊明磊（2005）年輕都會女性對公共空間中男性身體的詮釋。河南社會科學雜誌，第六期。
中文摘要
当女性﹑身体与女性身体相关论述日益蓬勃，男性与男性身体的意义与探究则相对模糊稀少，本研究聚焦于公共空间中男性身体的意义，企望探索置身于具有丰富社会性之都会女性，如何关注与理解公共空间中男性身体的意义。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之深入访谈法，以十位居住于台北市或高雄市﹑三十岁左右﹑多数未婚﹑有固定工作及独立经济能力﹑不与父母家人同住之年轻都会女子为访谈对象，意义的诠释则援引诠释学之思维进路，重视对话之生产性与诠释循环的理解精神。访谈内容显示，公共空间中男性身体的意义似乎是双面的，对受访者而言，从小到大来自各种管道的信息与教育不断谆谆告诫，使得男性身体总是被认为隐含着某种性意图或性犯罪的可能，因而在生活中必须不断敏察身边人体的性别属性，并依性别的不同采取放心或不放心的身体因应策略，在自己心态上则着重于减低恐惧与不被控制的心理调适；与此同时，男性身体也被以一种「去性化」的方式观看与理解，相对于男性常以带着性意味的X光透视眼观看女性身体，女性则对于男性身体的教养与修饰，如穿着品味﹑仪态举止等投以较大的关注，男性身体本身如体格﹑骨架﹑腰身或臀部等虽然也会注意，却不必然会往性的方向联想。本研究认为上述男性身体性犯罪化与去性化的双重意义，正反映出公共空间中性别偏见的普遍化，而男女双方均以不同形式成为此种性别偏见的受害者。
关键词：男性身体﹑公共空间﹑性别
年轻都会女性对公共空间中男性身体的诠释
杨明磊
性别之重要在于「别」而不只是性，男性女性因性属的有别才使得同样为人竟有如许的差异，因此，进行男性研究（或女性研究）时，除了研究男性与了解男性外，从性别彼岸（女性）的位置来理解男性也是重要的，本研究意图理解在公共空间中的男性身体是如何被女性所观看与诠释，并由此反思在此诠释背后隐含的社会思考。
身体的意义总是随着时空转换而更迭变化，置放在都市生活与性别概念之下，男性与女性身体的意义往往有着不同的观看与理解角度，而公共空间中的「观看」(look)往往具有比在私人居室中更为复杂的意涵，受到人们所处各种社会要素与权力位置的影响(Young, 1994)。例如男性比女性更能在公共空间自由张望异性，而女性在男性自认有权地任意观看下会觉得有必要开始修整自身行为，形成社会情境中性别权力不平等的经验。就身体观看而言，男性也比女性更被允许公然带着性意识观看异性的身体，Harding(1998)以哺育母乳的女性为例指出，一位母亲在私人居室中哺乳会被视为是温馨的图像，若是在公共空间如公园长椅或百货公司走廊哺乳，则会引人（特别是男性）侧目或尴尬，侧目与尴尬的原因在于，房间中的母亲哺乳是被归类为与性较无关的亲子关系；到了公园就变成与性有关的露胸女性。
男性在公共空间透过海报﹑广告牌﹑百货公司橱窗﹑广告等媒介将女性物化并视之为具有性意涵的客体，已成为近年来的主流论述；男性是这样看待女性身体，那么女性是怎样看待在公众场合中的男性身体呢？
由于目前的公共空间仍是男性中心的，是依照男性的欲望与需求所建造（毕恒达，2000），从公共厕所间数的规划到地下道阴暗的转角，置身其中的女性往往从各种细微处感受到种种敌意与不适，同时，不论是基于异性恋式的情爱追求或性别权力的不平等，男性都被允许甚至鼓励主动观看或接近女性，并且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恰当处。虽然一般认为男性在公共空间对陌生女性外貌品头论足（包括不遮掩的公然凝视﹑吹口哨﹑说性笑话﹑主动搭讪甚至骚扰行为），并暗地里评估这女性是否值得发展进一步情爱关系或性关系，彷佛是某种异性恋式浪漫情怀的表现，因而若有女性对此感到不舒服，往往被解释为是对自己的性吸引力缺乏自信，但Gardner(1995)则认为并不只是如此，不论是吹口哨或私下打量，男性的此种品头论足其实也是一种权力展示的动作：借着品头论足宣称他具有对女性品头论足的权力。所以女性是对在此种权力展示下被迫处于劣势而感到不舒服，换言之，女性感到被男性品头论足的不舒服是性别政治/权力问题而不是个人心理问题。同时，男性在公共空间对陌生女性品头论足的行为亦不只是单一男性个别的权力展示，而是受到整体异性恋为主的社会所默许甚至视之为男性气概的象征，因而是集体的性别政治/权力问题。
但是相反的处境却不一定适用女性对待男性，女性在公共空间观看男性（身体）往往会受到较大（来自他人甚至自己）的谴责与压力(Dyer, 1982)，甚至女性单独出现在公共空间就容易被解释为具有性暗示的意图(Green, Hebron, & Woodward, 1990)，因而，公共空间对女性而言是有压力的，那么生活在此种压力处境下的女性又是如何看待在公共空间中出现的男性（身体）？是同样以受迫害者姿态反过来敌视男性，视之为潜在的侵犯者？还是会有其它异于性别压迫的独特观点？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十位居住于台北市或高雄市﹑三十岁左右﹑多数未婚（一位已婚）﹑有固定工作及独立经济能力﹑不与父母家人同住之年轻都会女子为访谈对象，学历从高中（职）毕业到博士，工作职称涵盖秘书﹑公关人员﹑大学教师﹑中学老师﹑杂志编辑﹑一般公务人员﹑市政府公职人员﹑国会助理及艺文工作者等，由于受访者是以滚雪球方式一个介绍一个找到的，且均是对研究主题有兴趣或有个人体验而愿意接受访谈，所以可能具某种程度同构型而无法代表所有层面的都会女性。
此外，本研究之研究主题与研究者自身的性别有着特殊的对话关系，研究者本身为男性，研究主题却是女性眼中的男性身体，因而严格来说本研究所呈现的将是男性对「女性如何诠释男性」的诠释，如此性别交替的理由有二，首先是因为研究男性如何诠释女性身体的论述与文献很多，讨论女性如何诠释男性身体的研究相对较少；其次则是性别(sex)与性属(gender)的交互关系，生为女性并不保证必然具有女性意识，生为男性也不表示全然只有男性观点，还需考虑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经验，研究者的专业领域为谘商辅导，求学时的老师同学以女性居多，工作中无论同行或谘商室中的当事人亦以女性居多，修习研究者开设之心理相关课程的学生也多半为女性，使得研究者常有机会亲身体验不同性别与性属立场的发言或行动，也引发研究者对男性如何理解女性和女性如何阅读男性这样交杂着性别性属互动关系之高度兴趣。
研究结果：男性身体的性犯罪化与去性化
（一）性犯罪化的男性身体
对于受访者而言，不论是公交车上靠近自己的男性﹑街道上迎面而来的男性或在后方同向前进的男性，只要看来不像儿童，不论青少年﹑青年﹑中年或老年，公共空间中的男性都容易被当作潜在的性犯罪者，不论这些男性是否表现出任何犯罪意图，但也有些受访者会先以其敏锐直觉判断这些男性是善是恶。
这似乎意味着深处公共空间中的男性在年轻都会女性眼中，不论学历﹑年龄﹑社经地位﹑个人修养﹑本质本性如何，都需要先通过「是否是性犯罪者」的检验。
对于自觉并无任何性犯罪意图的男性而言，上述现象难免令人感到冤枉，或以之引证为「男性也很可怜﹑男性也被歧视」的委屈论述，不过这样的论述除了激化性别对立，亦缺乏足够的脉络理解，但这种委屈论述也反映出当我们对现有文化以「男性中心」或「男性霸权」等字眼称呼时，多少犯了以偏盖全或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情形。
然而对受访者而言，将男性身体性犯罪化的诠释却是与她们生活经验紧密贴合的，依受访者的自我陈述，将男性身体普遍予以性犯罪化诠释大致来自于下列三个历程：
（1） 成长期间的师长教诲：
从小开始，甚至在对性或性别尚未明确知觉前，就从亲近成人处获得各种警告与提醒，这些警告与提醒通常集中于对男性的警觉，并往往伴随着女性性别角色行为的教导一同出现，例如妈妈一方面会教小女孩穿裙子，另方面又会要求小女孩要小心不要露出小裤裤；或者一方面期待小女孩要温顺乖巧，另方面又要求小女孩要学会拒绝陌生男性的接触。
相对而言，小男生只会被警告「小心坏人」，而其中的坏人通常不包括性犯罪者。甚且小男生也被期许在遇到坏人时要勇于抵抗，而非一昧恐惧或躲避，使得小男生对未知的他人威胁较不会一意地以害怕或逃避面对。
从认知发展与道德发展的角度来看，处于早期阶段的儿童，好与坏﹑对与错﹑善与恶的二分法是理解世界的思考基模，不论男孩女孩，要学习相信好的大人可能做坏事，坏的大人也可能做出好事，常常是过于复杂的，在性教育上，台湾较主流的医学取向性教育又往往采取恐吓式的倡导策略，父母对小女孩基于保护心态更是时常警告女儿小心被男生欺负（男生却很少被教育要小心坏女生），因而男生往往只需要学会如何分辨好人与坏人，女孩却除了要学习分辨好人与坏人，还要学着分辨好男人与坏男人，如此以好/坏作为分类基础成为女性理解男性的基本原型，不仅表现在对公共空间中男性的解读，也是处理情爱关系的重要基础。
（2） 过去的亲身受骚扰经验：
受访者约半数曾实际的遭受性骚扰经验，包括僻静道路上的暴露下体﹑公交车上的身体碰触，或直接的性侵犯，不论情境如何都让受访者感到惊讶﹑恐惧以及愤怒。而最令受访者感到气愤的是她们并无法从经验中找到保护自己的方法，不出门当然不是好方法，一律将所有男性当成坏人不但不公平，更会让她们怀疑自己是否过于神经质，寻求熟识男性保护既麻烦人又过于限制自身自由及主体性，同时熟识男性常常除了低估女性受骚扰的可能性与严重性，真遇到骚扰时说不定不但不安慰反而觉得男性尊严受到侵犯而责备女性，种种经验都使得女性对骚扰的恐惧及愤怒缺乏合适的出路。
（3） 报章杂志的各种性犯罪消息：
多数（七位）受访者表示会特别注意报章新闻上有关性犯罪的消息，也认为这些报导会影响他们对台湾社会治安的认识，和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和前面相同的是，受访女性并不认为维护治安的警政司法机制是和她们站在一边的，不只认为事发时不易获得协助，也认为事发后亦不容易得到善意对待。
不论是师长教导﹑个人亲身经验或来自报章新闻的替代学习，都告诉女性，在公共空间中具有潜在性犯罪威胁的男性，其面貌通常是模糊而不易判断的，同时学术研究报告也强调性罪犯与受害者的关系相当多元，包括陌生人﹑认识的人﹑邻居﹑同乡﹑男女朋友等等（陈若璋，2001），面对这种可能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压力，身处公共空间的女性其实相当孤立无助，但保护自身安全仍是必要的，因而最谨慎的自保策略即是将所有男性一律视为潜在的性罪犯，虽然相应的代价是让众多自尊自重的男性感到被误会与委屈。
当女性被迫将所有男性均视为潜在的性罪犯，却也使得女性在心理上陷于无所顿逃的处境，随时成为「准受害者」，面对这种足以酝酿出心理学上习得无助(helpless)的处境，受访者也自行发展出种种因应策略，包括：（1）发展个人的预警系统，例如有七位受访者（不一定有被骚扰经验）表示自己现在具有某种直觉能力，可从陌生男性的眼神或神态感应出是否有潜在威胁；（2）正向自我肯定，敢于生气，例如一位受访者表示在她第二次遇到骚扰者时，不像过去只是害怕想跑，而是很生气地对骚扰者说：「你给我滚！」并因此成功驱离骚扰者；（3）跳出受害者的心理位置，例如有两位受访者表示会针对骚扰者的占便宜或压迫心理采取「反其道而行」的对应态度，包括不再受骚扰时落入害怕或受欺负的心态﹑尤其是不将身体被碰触视为对自身主体性的侵犯。
由上面的策略分析，女性在公共空间遇到陌生男性时，大致采取两种因应行动，一种是先启动预警系统，分辨来者是否心怀恶意；另一种则是不论来者是善是恶，直接调整个人心态，从心态上拒绝落入受害者的位置，但特别的是，这两种因应策略均是相当个人的，而一些性侵犯防制中常见的带哨子﹑报警﹑防身术等建议则完全未被提及，对于寻求男性保护更认为是放弃女性自主的选择，因而上述两种个人式的因应策略一方面反映出对现有性侵害防制政策的处方缺乏兴趣，另方面则意味着女性希望在维持自身性别自主的前提下选择因应策略，但是，这些个人策略的重心皆是在处理自身的恐惧与被迫情绪，并不见得真正能够减少性骚扰的发生次数，而只能减低发生性骚扰时女性自身的受害感，也显示出女性在重视性别自主的同时，对公共空间中的性威胁仍是感到相当无力的。
（二）对男性身体理解的礼教化或去性化
将访谈重点暂时排除性威胁面向，转而探问受访者对公共空间中男性身体的观看，则可以看到男性身体的另一层意义：
不论女性如何穿着，男性常带着X光般的透视眼光试图穿透衣着直接观看（想）女性身体，相反的，受访女性却比较将目光停留在遮蔽男性身体的衣着上（样式﹑质量﹑搭配﹑整洁等），即使直接观看男性身体，也通常着重于仪态﹑举止等带有礼教修饰痕迹的层面。
受访女性当然也会观看男性身体本身，长相漂亮帅气的男性的确较易吸引女性注意，但这些对男性身体的观看却不似男性总带着性联想般地观看女性，反而是明显的倾向去性化，例如有几位受访者都说会注意迎面而来的男性长相「优不优」或「好不好看」，但会强调这些只会让她们设想如果与该男性谈恋爱会有多美好，而不至于想到「上床方面的事」；至于男性身体的其它部位，一般而言，受访女性倾向观看男性身体的「整体感觉」而不是特定部位，会注意特定部位时则通常是因为那些部位有明显的特征，或引起受访女性的某些生活联想，例如一位受访者喜欢看男性的肚子，尤其是啤酒肚，觉得大大的肚子「很可爱」，因为啤酒肚会让她想起自己的父亲，而「剃得很干净，有着淡淡青色胡根的下颚」﹑「强壮的胸肌」﹑「宽阔的肩膀」﹑「倒三角的腰身」与「结实的臀部」等特征明显的男性第二性征虽然会引起受访者注意，觉得「好帅」﹑「有男人味」﹑「宽宽的肩膀让人好想靠一下」﹑「那么厚的胸肌真想去捏看看」，但通常会认为自己只是「欣赏」﹑「赞美」而不常有性联想，更不至于有性幻想，同时生殖器官的直接凝视则几乎从未发生，和男性的习惯相当不同。
男性身体被以一种去性化和礼教化的方式观看，一方面再次反映出公共空间中性压迫的无所不在，殷宝宁（1998）论述公共空间的性别正义与性压迫时曾指出，「在既有的女性主义空间批判中……通常仅将问题归结于都市空间的营造过程中，实质环境对于女性性别角色的漠视，以及对女性使用者的不友善，而未能触及这些空间营造过程中，更为深层的、对女性性欲特质的想象、假设与性控制面向。（页289）」。女性一方面在公共空间要担心成为男性的性欲望对象，另方面似乎也有压抑自身对男性身体性欲望的反应，故对男性身体采取礼教化或去性化的观看角度，但这种压抑自身性欲望的反应可能正是女性对于避免成为陌生男性性欲客体的自我调整策略，引用传统要女性在公共空间要端庄﹑不要招摇﹑不要卖弄风骚﹑不要穿着凸显女性性特征衣着的「责备受害者策略」，反映出传统「不凸显自身性特征的女孩才是好女孩，不会有性欲望的女孩才是好女孩」的刻板态度，更意味着这样的潜在印象是普遍且广泛地充塞于人心深处，换言之，不只性别正义在公共空间中不易伸张，在公共空间中的性压迫与性控制其实也处处可见。
女性对男性身体礼教化与去性化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女性的生活经验中，「关系」可能比「性」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设想与好看漂亮的男性交往﹑捏捏胸肌﹑靠一靠肩膀或喜欢看像爸爸一样的啤酒肚子，都显示出一种从身体引伸出来的情感关系；重视男性穿着的品味﹑干不干净﹑感觉舒不舒服﹑仪态举止优不优雅等，所着重的仍是相处起来感觉好不好的关系层面。
结论
整体而言，女性对公共空间中男性身体的诠释，同时反映出性别在目前台湾都会中的两个主流面貌，一个是性别权力论述，另一个则是异性恋的性别角色关系。
将男性身体性罪犯化，视男性为潜在的性犯罪者反映出公共空间中的性别权力不平等与性别压迫，女性很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在公共空间的弱势，也很无力于应对此种弱势处境，个人直觉式的预警系统或减敏感式的消解恐惧策略其实只是再度证明女性在公共空间中既无法寄望于公权力保护，更无法拥有免于受威胁的自由，
而将男性身体礼教化与去性化则反映出异性恋式的性别角色，「男人先性后爱，女人先爱后性」﹑「好女孩是纯洁无性的」﹑「女人对爱情总是充满幻想与希望的」等等异性恋式的性别角色充分表现在女性于公共空间中对男性身体的联想，礼教化意味着女性以一种「寻找交往对象」的眼光观看男性身体，去性化则意味着「好女孩要与性保持距离」的潜在思维。
放到男女的性别对话上，我们看到女性一方面害怕受到男性侵犯，另方面又对男性有某种情爱幻想，正说明了「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广告名言；而对于自尊自重的男性则是一方面不满于被看成「坏人」，另方面又默许公共空间中的不平等现象持续存在，这或许不能说是「得了便宜又卖乖」，但至少说明了我们对建立并维系一个足以让所有人安全且自在生活其中的公共空间，仍是努力不够的。
同时，不论是将公共空间中的男性身体予以性犯罪化﹑礼教化或去性化，都隐含着以偏盖全及忽视个别男性之性别主体，现今台湾社会男性对女性主义之反抗，部分原因亦来自此一感到被误会与偏见的对待，因而男女两性皆成为整体性别偏见社会环境的受害者，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站在「女性可怜，男性也很可怜」此一相互自怜怨怼的位置，而是认为，性别偏见不应只是男性压迫女性或女性压迫男性般的性别对立，而是一个压迫到所有人的意识型态，在性别偏见的思维下，女性受苦男性亦受冤枉，因而消除性别偏见并非仅是为了解救女性，更是为了帮助男性自己，是所有人为争取自身被合理对待所需做的努力。尤其女性生存与尊严的威胁是如此真实与重要，使得自尊自重甚至努力善待女性的男性，在被女性视为潜在性罪犯所感到的委屈与不受尊重，相对照下较缺乏公开发言的正当性，这当然是种可惜，因为任何情感都值得受重视，当一个人的委屈与另一人的委屈相遇时，我们应该看见的事「两个委屈」，并思考如何对两个人都能关怀到，而不是先比较两个人的委屈谁比较重要，然后只照顾比较可怜的那个，且忽视不够可怜的，现今一些关于男女处境的辩论往往落于此一「委屈比较」的思考即是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