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或者夜露疼醒的阿信
阿信说鹰漫长的一生中遭遇过佛陀、成吉思汗、希特勒三个人，遇到过龙、鸽子、西藏和汉字。最近我一直在想，那么如今，这只鹰栖息何处？是在某个山崖洞穴？还是甘南的某棵草根？是在夜幕寂静的废墟？还是，在阿信的身体里，就像阿信，这个夜露疼醒的人，一只孤单的羊，一朵艾花，头枕双手躺在草原的帐篷，或城市里面目模糊的房间？之所以这样想象阿信，是因为在《浮雕的凸凹》一文中我曾这样判断：“开始，他是一只鹰，俯视着整个草原。但后来，他和草原融和为一体，他把一朵菊花的高度看成自己的高度，甚至更低。这种视角上的转变，落差是巨大的，在这巨大的落差里，诗人的精神成长起来，就像劈柴和牛粪垛子高大的轮廓让天光自然呈现出来一样。”是的，那只鹰已经离开了天空，已经离开了自己的翅膀；那只鹰，在次第展开的人生旅途中，它将自己的视野给予了深入大地的流水、铺展的草棵，以及怀揣虔诚梦想、将自己的心靠近大地的野花，给予了在高寒地带低声细语、节约语言的人。不错，这几年的阿信写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像一个潜修的僧人。他翻开的是一本生活的、历史的、自然的、宗教的、文化的大书。在其中，他偶然会想起自己的过去，并诘问自己：出生临洮，学习历史，如今在这甘南，教书、做官，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在青藏高原，在新疆辽阔的疆域，独自漫游？为了什么将甘南的一草一木移植进自己的身体，用心浇灌它们，让它们更加茂盛地生长？一朵花为了什么，“除了自言自语剩下的就是倾听”（《花朵》），就是在“快乐的领唱”后，突然生出这样的疑虑：“我谦卑的独白不曾给这最初的感恩带来些许妨害？”为了什么，早早写下自己的《墓志铭》：
总会到来：让我长卧在这片青草下面，与蚁群同穴。
让风雨蚀尽这些文字：我曾生活过。
我与世界有过不太多的接触。近乎与世无补。
我恬退、怯懦，允容了坏人太多的恶行。
我和文字打交道，但我是一个糟糕的匠人。
我缓冲的血流，只能滋养
天底下一朵柔弱的花朵。那是我未具姓名的女儿，
集美丽善良于一身，
在露水的大夜中疼醒。
总会到来：这清风吹拂的大地，
这黎明露水中隐去的星辰……
蚀尽，与世无补，允容恶行，糟糕，只能，隐去，……这些文字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态？是谦卑，是悟彻，是胸怀，还是别的？阿信唯一肯定的，是“未具姓名的女儿”，是“一朵柔弱的花”，──她不是诗歌，她“集美丽与善良于一身”，──是诗人的心，“在露水的大夜中疼醒”，是诗歌的阿信，而不是“与世界有过不太多的接触”的牟吉信，──是肉体长卧青草之下时，灵魂同时隐去，但却是在黎明到来时隐去的“星辰”，是“清风吹拂的大地”，──这又是一种骄傲，一种寄望，如同他一再地向朋友们推荐着在甘南那片大地上抒写的兄弟、学生们，一如他对他们中肯的批评、不吝的赞誉和信心的呵护，一如一只厌倦飞翔的鹰变成“一顶雪山下黑色的帐篷”（《青稞》），他相信鹰、墓志铭、帐篷，在雪山的映衬下像某种存在的暗示。而周围，而不经意将读者覆盖的，而无声无息构成大地情感的，是无边的青草。这《小草》，阿信像在解答我们的疑问：
有一种独白来自遍布大地的忧伤。
只有伟大的心灵才能聆听其灼热的绝唱。
我是在一次漫游中被这生命的语言紧紧攫住。
先是风，然后是让人突感心悸
四顾茫然的歌吟：
“荣也寂寂，
枯也寂寂。”
其中，我们再次看到了草与心灵的对应：热情，骄傲，孤寂。是的，阿信的《墓志铭》、《小草》，以及许多诗篇，都有一种弥漫的、生长的忧伤。如果再留意一下阿信诗歌中无数来自大自然的意象，以及关于佛教寺庙等的抒写，考虑到甘南那片土地上茂盛的宗教氛围和藏族集中聚居的环境，我们很轻易会将阿信的生命观念与之紧紧结合：物我共生，悲悯，谦卑等。对此我无法否认。
我只是想回到本文的开始，即阿信认为“鹰漫长的一生中遭遇过佛陀、成吉思汗、希特勒三个人，遇到过龙、鸽子、西藏和汉字”，对此，或许我们可以在阿信的《诗歌文本：断章：鹰》和《另一种文本：关于鹰》中得到阿信小心翼翼或者“诗意”的说法。和鸽子相比，鹰“离众神近，离人群远。……充盈着神性之风的吹拂”；和龙相比，鹰“是存在的虚无”；与佛而言，鹰“猛恶，性贪婪”，却“离佛最近”。关于鹰和西藏，鹰与“三个人”，阿信给我们提供了或者创造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大过鹰的翅膀。而当阿信说“雄鹰”苍白，“秃鹫”让人想起无毛的山岗，鹰是“一个真正的汉字。一个迎风独立的汉字”时，我突然想：阿信诗歌中的“鹰”，是不是可以看成他上面所述各种物象的总和，因为修饰成为一种限制，因为变异的“秃鹫”更倾向凶猛的“扁毛畜生”？
按照这种思路，当阿信“允容了坏人太多的恶行”时，实际上是在指出了恶的存在，指出在人世间原本存在着与佛性、人性相对的思想或者行为；实际上是在承认“怯懦”的同时，认为怯懦在有时是无法避免，是在以“恬退”（恬静、退让）的形象出现。这恰恰都是佛的包容，是“鹰”的目光或者胸怀带来的包容；不仅是对善的，也包括对恶；不仅是包容，还有悲悯。这点上，我又想起了昌耀。拙文《诗歌自身的效力》中写道：“在《痛•怵惕》中，诗人对恶的认识从‘善的对立’这一古老的观念中走出，就像把疼痛当作了‘契约’，当作防止心灵麻木必须支付的代价，恶，也成为一个人必须经受的考验。实质上，是爱的主题的升华，包含着对‘恶’之制造者的宽恕。”在阿信这儿，“恶”肯定是如此在被观察、被宽恕、被悲悯。
在这儿，我也想起了博尔赫斯对希特勒的“猜测”：“希特勒是在盲目地与不可避免将要消灭他死亡军队合作，就像钢铁的兀鹰和龙在神秘地与赫克利斯合作一样。”像从来对恶的宽宥得不到世俗的理解一样，这当然有违政治道德和人类情感经验。但佛之所以博大，就是它允许了魔鬼的存在：不仅仅是一种现世的警醒，更是一种对存在的认知高度，也由此对经受诱惑“成为人类痛苦梦想的负载者”给予着称颂。而“荣也寂寂，枯也寂寂”的生命本相，阿信和佛一样，也没有为了安慰我们而稍有隐瞒。这也是为什么我判断阿信“残忍”的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鹰”的特性：它默默地看着，它说出。但这更是“灼热的绝唱”，是“生命的语言”。
翻看着阿信的诗歌，当离开生存的表象、直抵生命的“痛感”或者说生命的质地成为他诗歌的又一特点时，我也突然明白，诗人或者说语言与世象之间的距离，恰恰又是鹰与人类之间的距离。借助于“鹰”的视角，神与人、人与物、神与物之间，达到了互通。诗人的情思在其中因而自由穿梭，甚至诗人本身也处于一个更加广大的“人物谱系”中：他在小草一样独白，他像离群的一只羊，他是大金瓦寺灿烂的金顶，他是午后的阳光，他是少女坠楼瞬间突然绽开的花，……关于这点，在阿信史诗性作品《斯柔古城遗址》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反映，也是阿信将这种类似博尔赫斯 “梦中梦”的诗歌理念，从空间再次扩大到了时间：历史承担了中介。
但且慢。这似乎只是草原的阿信，自然的阿信，宗教的阿信，──甘南的阿信。这不是临洮的阿信，从少年到青年的阿信出现断裂和空白。阿信的坚强与隐忍，阿信的悲悯胸怀，似乎缺乏一令人信服的原生土壤。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可以割断自己的历史，可以忽视自己的过去。仿佛为了解决我的疑问，在《大地西行》这部阿信自编诗文集诗歌部分的最后，有一幅感恩的长卷──《献给父亲》。开始几行这样写道：
父亲，你以你庞大的家园
和经营一生的农业
以相守的鸟群，浅沙下生长的荸荠
和一个秋天芬芳的酒杯，安安静静
温存的冬天的粮食
以及劳动者世袭的严厉与善良
掠过时光的暗淡眼神
留住了我诗歌的光辉
我愿将这，当成阿信诗歌最茂盛的根。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在情感与思想等可塑性极强的阶段，农业的父亲成就了后来的阿信。农业的父亲，成为阿信写作草原时一个潜在的参照。它几乎左右了阿信的思想和情感方向。它和草原一道，在鹰铺展的翅膀中，不仅拓展着阿信的诗歌疆域；也预示了从田野走向草原、从农村走向市镇一类诗人的诗歌前景。阿信的诗歌，提供了一条道路，即：表面上割断过去，只关注当下；而实际上，在诗歌的历程中，寻求着精神的相通与相融。
阿信，此刻，你这只鹰又在夜露中疼醒了吗？我突然感到一阵心悸：“荣也寂寂，枯也寂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