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运亨通之五
龚明德
因为学术日课作业的需要，我得找一些不是“假货”的对一九三〇年后二十年间中国在野政治和武装力量的叙说文字。起码，在整本整本大多是“假货”的本子里，有一两处真货也好。
又是书运亨通，不出一个月，我竟然积累了一大堆这类印品，而且所费不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十多年前出版的《第一国际总委会会议记录》，我弄到了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近十年的中文译本，同时还得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一厚本。等到灯下整理这些书的时候，我才记起来——就在这个摊位上，上几个周日总有一两麻袋的这类书甩卖，我却没有扎堆的好习惯，否则真可以把这套书弄得更齐全一些。
不过，这几本关于共产国际的一手读物，也足以让我开眼：那些琐细的登载实在该是研究近百年历史的结结实实的材料。我读了那本《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中的三个中国当年在野党的党员在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的共产国际大会上的发言，就是三十年后的那个调调。而且，我们的这半个多世纪的语言，也多半受着这个国际大家庭的影响颇巨。
很快，我弄到了正规的出版物《遵义会议文献》。一看，里面的重要文字，都是从最近一二十年的新出著作中选出来的。这，离“文献”的距离就不小了。
还得到一本《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六百多页，才五块钱。回家后细细阅读，这些注释，都是“统一口径”后的产品。于是，我把我的考据责任延伸到了文学之外了去——我要弄清楚尤其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整风后，究竟被“统一”了哪些“口径”。口径，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词语。统一口径：要人们的嘴巴朝指定的一个方向去说，说好说坏、说到什么程度，都得在指定的范围内……
这，可能吗？天真到了愚蠢的政权喉舌啊！
也是公开出版的十六开硬精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审计委员会纪念画册》，一百二十元一本，我只花费了二十元。在这画册的第二十九页和第四十三页，我见到同父同母的三十八岁的哥哥和三十四岁的弟弟一个当这个“国家”的主席、一个当这个“国家”的银行行长兼金库主任。我还在这个画册中看到一枚真实的原色“借谷票”，票面大红字写着“干谷壹百斤”，小字是“此票专为一九三四年向群众借谷充足红军给养之用”，没有看到说这借走的“干谷”何时归还的文字。
在得到以上这些书籍的前后不久，我还得到了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尤其是一本一九五〇年的俄中对照本可能是难得一见的版本。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通读过这书，只记得当时特别喜欢用粗着的嗓音来读“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的正文的第一段，那几个怪怪的外国人的翻译名字“美特捏和基佐”，也觉得读来很美。但是，过了近三十年，我读到一些句子，总想不通了。为什么一定要推翻所有现存的制度、为什么一定要破坏所有现存的秩序……
共产国际最终是自动解散了。党龄颇长的苏共也自动宣布解散了。
但是，我在那本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产生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中读到的似乎就是苏共的共产国际，是多么牛逼啊…………
这一回的亨通的书运，让我极其气闷。
我真不愿多读这些书。
还有我正在读着的一个老学者的考据文集，我也在兴致勃勃阅读的同时，连连恶心。我们这个国家，真就产生不出干净一点儿的政治家吗！据说，内定为又一代政权伟人的年过半百的两个男人，被要求说是要正面宣传他们。我倒要看看，我们的政权还要在野蛮的路上走多久，才会自动回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