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学的研究生，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各种或宏大或细致的政治学理论，而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复杂而真实的中国社会。在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在我们渐行渐远的乡村，在工厂、车间、集镇和田头，有许多切实的社会问题需要我们关注，有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需要我们分析，有太多的无奈和怨恨需要我们倾听，这些都可以纳入我们政治学研究的视野。

2008年的暑假，我到某镇政府探望一个本科毕业后到那里工作的同学，一进镇政府的大院便看到了几个让我感兴趣的人。一个中年妇女斜靠在大院里最大的一棵树上，两眼呆呆地看着地上正在搬家的蚂蚁，从她布满污点的橘红色T恤和零乱的长发中可以看出生活的不如意；一个老汉蹲在树下的水池旁，眯着眼，右手食者和无名指夹着一根最便宜的“新石家庄”，时不时地用力吸上几口，头上发黑的草帽和暴露在黝黑胳膊上的青筋展现了一位老农所经历的沧桑……

我的同学将我迎进了办公室，在我的追问下，他沉重的向我介绍着每一个人。“都是来上访的。那个妇女，据说精神不太正常，他男人经常揍她，她要求我们管这个事儿。她男人也不正常，我们劝她离婚，她又不离。我们能怎么办？抽烟那个老头儿，说好要承包10年的20亩地被村委会收回了，还有4年才到期。要求我们主持公道，可是他们当初并没有签订什么正式的合同，而且他们村委会主任和我们书记是铁关系……”

我问他为什么不管管，他说：“管得过来吗？每天都有那么多人上方，那么多事儿，都是些麻烦的事儿，他们自己都理不清头绪，我们怎么管。而且好多事儿我想管，可是你看看这帮基层干部，哪个有责任心？我总不能不识时务啊！我可是在这里呆够了。”

我问他为什么这些人不找法院，他说：“我们还是大学生的思维啊，如果法院解决的了，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问他他们不走怎么办，他说：“不走就呆着吧，大家都习惯了，本来他们是要到上边的。现在是奥运期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安全，保安全的主要任务就是控制住这些上访的人。他们的身份证已经被我们收了，只要他们不到上边闹事就好。”

这就是典型的农村上访问题，他们就是这样鲜活地进入了我的视野，引起了我的关注。

随后我到北京的一个单位实习，偶然经过永定河畔——没想到在首都还有这样的贫民窟！身边的同学向我解释：“这是全国有名的上访村，好多学者到这里调查呢！现在是奥运期间，所有的人都被遣返了，估计奥运会之后又会很热闹。”

信访制度作为独特的政治参与制度，是中共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但是从其建立至今，扮演过不同的角色，执行了不同的功能。建国初期的信访活动可以说主要是为了反对官僚主义和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当这一措施取得积极成果之后被广泛推广。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信访的政治动员功能被发挥到了极致。文革之后的最初几年，信访部门为拨乱反正和洗冤平反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至此，信访虽然没有被严格意义上制度化，它始终起着正面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凸显出来，信访体系开始承担它难以承担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任务。这样，本文所要分析了一系列信访问题出现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务院与1995年颁布了《信访条例》，试图将信访活动制度化、规范化，但效果不尽人意。

2003年“非典”之后，北京的上访洪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各种问题的集中暴露最终促成了05年新《信访条例》的出台，但是问题解决了吗？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开始了对信访问题的深入了解和思考并发现了信访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有人这样描写中国信访这一独特的制度：“成千上万的人群带着怨恨和希望，通过书信和走访，一级一级地攀登在现代官僚科层体制的台阶上，寻求着来自高层权威者极其遥远但又绝非不可能的关注和帮助。而在欠缺成熟的市民社会信息沟通渠道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核心集团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倾听和感受这最边缘最底层人民的生活和呼声，并在此同时，以一种并不直接但又绝非无力的方式实现着对下层官员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的制约和监督。”[1]

我国的信访人群到底有多大？由于官方统计数据的保密性，我们无法获得确切的权威的数据，恐怕官方也无法准确地对信访的相关指标做出统计。从一些公开报道中我们可以得知，2003年的信访量超过1000万件，说到信访人总是称之为“亿万冤民”，大规模的集体上访以及个别信访者的极端行为已不是什么重要新闻。虽然我们无法获得准确的数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群是巨大的，它构成了“风平浪静之下的一股强劲的暗流涌动，这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力量，可以构成对社会的巨大破坏，也可以给社会以进步的推动”，关键就在于能否成功解决各种信访问题。根据笔者的现实判断，一部新的信访条例并没有也不可能使当代中国的信访问题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所以对信访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