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运动会见证了举国体制体育的光辉

文/汪华斌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与残奥会，使中国体育一下子成为了世界的体育巨人；它不仅用金牌第一的事实证明了我们举国体制发展体育的作用，而且证明了举国体制发展体育运动的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体育的超级大国。北京奥运会上我们金牌第一，北京残奥会我们又当之无愧地第一；再次证明了我国举国体制发展体育运动的胜利。与此同时我们唯一市场化的中国足球在奥运会上的体无完肤的失败，更是证明了中国只有举国体制才是成功之路的英明。也正因为如此，我国体育总局的负责人才向全世界公开表态，中国的体育将继续坚持举国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运动员在各类国际体育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条重要的经验是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也就是说，我们集中全国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这就是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

改革开放后，我们对举国体制进行了改革；当然首先试点的就是中国足球，因为国际上足球的市场化全部得到了成功。在我们足球改革的初期，中国球员的天价收入的确刺激了全民投身于足球的热潮；连国际上一些知名球星也到中国来淘金。然而随着入不敷出的国有资产的退出，中国足球全面进入到民营经济的主体；结果投入的急功近利和商业行为指导足球的运作，使中国足球市场化举步维艰；最后是中国球员的工资降下来了，而球员的坏脾气也就升上去了。为了各自的利益，中国足球出现了黑哨；也出现了球员赌球，于是足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溃败。

在中国足球市场化进程的逐步失败中，我们对其它的体育就停止了市场化的改革行为；全部继续坚持举国体制的行为。当然在我们改革逐步深入的过程中，体育继续举国体制的确引来了争议。然而北京奥运会和北京残奥会的巨大成功，实际就是对举国体制最大的认可；现在全世界的运动员羡慕中国的运动员，就是因为举国体制的魅力。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国家体育总局的刘鹏说；“我们将继续沿用举国体制这一名称，因为它既是我们优良传统、有效模式的一种概括，同时具有凝聚剂、动员令的作用。对于举国体制，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

我们总在探讨西方国家足球市场化的成功，总在强调西方国家足球的大环境；可我们当初的确调动了我们全民喜爱足球之时，却总给我们带来郁闷与失望。我们总在强调球迷的不理解，却不说中国足球给我们的足球带来过快乐吗；中国人的收入不高，当初球票竟然高出老百姓的收入；因为我们是按照球员的收入水平来定球票价格，结果中国球迷因为经济问题就退出了一大半。再加上功利和急功近利的商业足球，使我们不得不淡出球迷的队伍；不是我们不喜欢足球，而是太浓的商业化足球又有谁能接受呢。

我们搞市场化，实际是模仿表面现象；如我们见英超的商业化运作较好，我们马上模仿搞起了中超；可惜的是我们学人家的商业化没有学到家，学来了对成绩的渴求，学来了假球黑哨。这不是我们的个别现象，而是我们社会的普遍行为；看我们的国有企业没有学到人家管理的真谛，却只学来了天价年薪；人家是经营责任制，我们是权力利益制。为什么我们这些市场化后的改革依然是官僚体制、人浮于事、机构严重衙门化，实际还是我们社会的体制造成的；它并没有改变举国体制的性质，却是变换了一些局部利益到个人头上的假性改革；所以改革并不能产生效益，反而成为负担。

我们的基础建设全部是举国体制的结果，所以我们的计划管理强于市场管理；我们很多机制改革失效，实际是一种变型的改革造成的。如我们的足球改革，实际还是官方体制为主；如你是一个相当有天分的孩子，并且也进了足球学校；但是要想进职业队伍，光有水平还不行；还要有关系。没有权利人的引荐，任你天分多好也是梦想；为什么我们足球和国有企业这两个市场化的产物却又是腐败泛滥成灾，根本原因还是我们任人唯亲的体制造成的；因为我们只是在权力者的利益上与西方国家接轨了，而在责任上依然搞中国特色。

在我们这个体制下，不是没有市场化的问题；而是不能搞市场化的问题，因为举国体制必须是计划管理；计划管理才能避免急功近利。

我们要称王称霸就必须举国体制，我们要成为超级大国也必须举国体制；看来我们走举国体制之路是正确的，因为市场化只能使我们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