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清华北大已经成为美国博士最大的输送地的事实，我提出了停掉大部分国内的博士课程、在博士教育上“搭美国的便车”的主张，引起了郭纯之先生的批评。这种批评其实是意料之中的，是我们多年陈念的一种反映。

郭先生的立论有两点根据。第一，在国际竞争中，各国进行技术保护。没有自己的博士课程，中国在技术上就永远落后，永远给人家打工。第二，从事实上看，到美国去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不回来，不能指望让美国给我们培养博士。

其实，仔细一分析就知道这两点都似是而非。国际间的高精尖技术当然有保护。人家投资开发出来了技术，享受着自己的知识产权，凭什么和你分享？但是，这不等于说在博士教育上不与你分享。比如，美国的科技工程方面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现在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可见美国的博士教育还是与世界分享的。另外，美国的博士教育也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才起步，在此之前一直是搭欧洲的便车。那时美国正在超过欧洲、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比现在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重要。但是，人家照搭便车不误。为什么我们不能如法炮制？

几年前，我就出版了《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并引起不少争议。我对中国经济给别人“打工”的忧虑是由来已久了。不过，靠博士课程并不能结束“打工”的困境。美国在十九世纪开始赶超欧洲时，并没有什么自己培养的博士。大多数技术发明也都属于欧洲。但是，美国经济为这些新发明提供了最好的应用和赢利的条件，结果欧洲发明的技术纷纷服务于美国。如今全球化的程度远高于十九世纪。中国的经济已经大大得益于外资，为什么不能得益于美国的博士课程呢？中国的留学生不回来，是因为中国没有给他们提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环境，甚至少数回来的人呆几年水平就蜕化、再无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首先要改变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真需要博士，大可以到国际市场上即时购买。这比维持一个缺乏效率的博士培养体制要便宜得多、也有质量得多。

另有两点值得澄清：第一，博士学位本身不是一个独家的技术专利，而是创造这种技术的专业训练。保护专利是经济发展之基础。但创造这种专利的教育和训练，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基本可以在美国获得。第二，博士学位的意义远超出高精尖技术的范畴。历史学家们现在大体同意：工业革命的技术发展基本出自大学之外。二十世纪以来大学虽然与经济发展的直接关系日益加深，但其主要的理想和目标还是传授和增进人类可以共享的知识。这种学术共同体的精神，自中世纪起就是无国界的。把大学当成是某公司商业研发的秘密实验室，等于扭曲了大学的本质。比如，在美国研究历史，人家有什么向外国人保密呢？反而是在中国，一个普通的明代文献也被学术官僚垄断、旁人难得一见。

半个多世纪前，说“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人成了卖国贼。现在反省一下：你自己造不出质量靠得住的船时，买船租船岂不是更明智？中国的博士课程不是不能有。但现在这么烂的博士课程确实一个不能留。砍掉这些博士课程，有助于大学集中到本科教育这个基本使命上来。日后上马博士课程，也要先看一看：这样的博士课程能不能达到国际水平？如果不能就不容许上马。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国的一流人才拿到了清华北大博士班和美国几个二流博士班的录取通知，都决定到美国去读，那么清华北大只能捡美国二流博士课程挑剩下的三流人才。这样的博士课程，有多少存在的必要呢？靠这种博士课程，就能让中国摆脱“打工”之命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