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记忆：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侧影（上）
进入8月，世界迎来了“风季”。
8月8日，代号“北京奥运”的旋风登陆中国；同日，代号“北高加索”的腥风登陆黑海南岸；9月1日，代号“古斯塔夫”的飓风登陆美国墨西哥湾地区四州；同日，代号“十年九相”的“辞”风再次袭击日本……
这四场风的最大亮点，还不是它们的巧合：一日两风，两日四风；而是三风皆骇世，只有一风尽欢颜。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奥运的“溥畅”欢乐之风，就是宋玉所说的“雄风”；而其它浸淫颠沛的“勃郁”之风，就是他所说的“雌风”，但也许我可以说，这场登陆北京的奥运雄风，虽然也像宋玉笔下的“大王之风”那样，“眴焕粲烂”，舞松蹈柏，但它并不“起于清苹之末”，而是起于76年前远渡重洋的一个孤单背影。
一， 奥运与国运
2003年12月底的一天，美国哈佛大学礼堂里高朋满座，全场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像磁力线一样，被讲台上的一个磁场所吸引，居于磁场中心的是一个演讲者，他讲到了71年前1个人和3个国家的故事：
“……那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们只有一个运动员能够参加奥运会，他是个短跑运动员，叫刘长春。他是坐船到美国的，他的身体已经很疲劳了，他代表中国参赛虽然没有取得优异成绩，但就这一个人参加奥运会，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演讲者是当时在美国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他明确讲出来的1个人叫刘长春，2个国家是中国和美国，没有明确讲出来的第3个国家是日本。美国是1932年第10届洛杉矶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国，中国是向那届奥运会派出唯一一名运动员的参赛国，有日本什么事呢？
当然有。就在那届奥运会开幕前一年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了刘长春的家乡和中国东北全境，并且扶持了一个傀儡政权“满州国”。日本人知道，即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个机会，通过把“满州国”申请为独立参赛国，并让中国最著名的短跑运动员代表“满州国”参赛，就可以让国际社会认可它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假如这名运动员还可以获得奖牌，那将升“满州”国旗，奏“满州”国歌，这无疑是给日本的侵略行经颁奖，给它的非法附属国颁发认证证书，颁奖典礼将成为加冕典礼。
当时的日本决策层应该清楚，奥运会即使是一个游戏，那也是一个以体育竞赛为表现形式的国家主权游戏。这个游戏的最简单规则是：首先，任何一个运动员要想参加这个全球最高级别的体育赛事，必须首先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并要接受这个国家的委派；其次，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要委派一个运动员作为自己的代表参赛，这个运动员必须已经是它的公民，而且本人要同意作为它的代表参赛；第三，只有主权国家或主权国家认可的地缘实体（比如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才可以成为参赛国或参赛地区。
1932年日本统治下的“满州”，不能满足上述规则的第二条和第三条，但占领当局想倒过来操作，企图通过造成派运动员参赛的既成事实，让国际社会追认、让参赛选手默认派出“国”的合法性。于是有了日占区大连《泰东日报》1932年5月21日刊出的爆炸性新闻：“新国家满洲国已决定派刘长春等人，代表满洲国前往美国洛杉矶参加奥运会，而且，国际奥委会已复电承认，并要求速交满洲国的国旗和国歌。”这则新闻此后反复被刊登了5次。
这期间，傀儡国政府并没有以任何形式征得当事人刘长春的同意，而此时的刘长春，已经和母校东北大学师生逃亡到了北平。他立即向校长张学良将军表露心迹，绝不代表侵略当局参赛，并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则又岂可忘却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牛马耶！”
张学良少帅虽然不一定懂得奥运游戏的性质，但他懂得爱国的价值，和他这个学生的内心清白，于是，他作出了一个决定。1932年7月1日，他在东北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宣布，刘长春将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他当场捐出8000块银元，作为参赛费用。7月8日，刘长春和随行教练宋君复从上海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船，启程赴美。当他在甲板上面对茫茫大海时，不知道是否想到，他其实并不孤单，他的祖国与他同行。经过太平洋上21天的艰苦航程，7月29日下午，奥运会开幕前一天，邮船到达洛杉矶码头。
刘长春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美国之行，如其说是体育竞赛之旅，不如说是他一个人对抗一个侵略国家的战争之旅，当然是不流血的道义之战。他能不能拿到奖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来了，参加了，并且表达了一个被侵略、被占领的国家公民绝不屈服的意志。有这种意志的公民组成的国家，今天快不起来，明天可以快起来；今天高不起来，明天可以高起来；今天强不起来，明天可以强起来。否则，只能更弱更贫更慢。
本节简单的结论是，能不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是个主权资格问题；能不能在奥运会奖牌榜上位于前列，是个国家实力问题；能不能成为奥运会举办国，则是个国际地位问题。一个国运兴隆的国家，自然有资格，有实力，有地位，自然能在奥运会上大展身手。
在刘长春生活的年代，中国只有资格问题，也就是说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问题，还谈不上别的问题。他代表中国实现的第一次奥运之旅，显示的是这个民族生命力中最顽强的部分：在任何恶劣情境中生存下去，并显示自己的存在。
二， 大球推动小球
1907年10月24日，当时的南开大学校长、全国体协董事张伯苓，在全校运动会闭幕会上做了一个演讲，他在演讲中提了3个问题：“……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派出一个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派出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举办一次奥运会？”
回答他第1个问题，中国花了25年：1932年，中国终于有一个人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如果不算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装的样子，回答他第2个问题，中国花了45年：1952年，中国派出140人的大型代表团，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回答他的第3个问题，则整整花了一个世纪：2008年8月8日，奥运季风第一次登陆北京。有趣的是，每回答一次，中国就跨越一个时代；3次回答，跨越了3个时代，这很像是中国这名超级运动员，在历史田径场上的三级跳远。
第一级跳跃，是从帝国到民国。1907年，中国还被称为大清帝国，4年之后发生的辛亥革命，把中国变成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从理论上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变革，国家主权不再是皇帝家族的私产，而由全体国民分享，所以国号为“中华民国”，政府自封为“国民政府”，执政党自名为“国民党”。这样一来，有两种现代国民意识开始觉醒：一种是作为结束异族统治的结果，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兴起；另一种是作为结束君主统治的结果（这种君主统治被认为无能应对西方列强的欺凌），平民爱国主义激情得到释放。
因爱国，而希望国家强大。于是全体国民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强国梦，有实业强国梦，有军事强国梦，教育强国梦，当然还有体育强国梦……上文提到的张学良将军大概是当时的国人中梦做得最多的人之一，他做军事强国梦，所以做了少帅；他做教育强国梦，所以办了东北大学，自任校长；还做体育强国梦，所以培养刘长春，把他录入东北大学，专门为他举办中、德、日三国田径邀请赛，他还代行中央政府职能，出资让刘长春临危受命，出征美国。
不过，正如毛泽东在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里所说的，那时的国民政府“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因此有中国在大陆上的第二级跳跃，从民国到人民共和国。这次跳跃在体育上的最伟大成果，就是回答了张伯苓的第2个问题，中国于1952年派出140人的大型代表团，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
也有两个遗憾，一个是，当时的中国是“站”起来了，但还没有“壮”起来，所以还要被人害，受人欺负，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因受各方阻挠，到达赫尔辛基时许多比赛项目业已结束，仅有3支球队与芬兰队进行了4场比赛，也就是意思意思；吴传玉参加了100米仰游比赛，成绩为1分12秒3。整个代表团算是留下了一个成绩，但没有获得一枚奖牌。
另一个遗憾是，有人在国际奥委会里玩弄主权游戏，要让台湾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因为中国大陆当时在联合国没有合法席位。中国对此做出强烈反应，先是主动缺席1956年的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后又于1958年8月19日，由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声明，中国自即日起断绝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关系。这就是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资格还没有被国际社会，主要是联合国认证，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向奥运会派代表团资格的合法性受到怀疑。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体育问题，与一个国家竞技体育水平没有关系，而与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有关系，也就是说和国际政治有关系。对这一点，毛泽东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当时主导世界秩序的美国打不赢朝鲜战争，特别是后来，深深陷入越南战争泥淖，让它感觉到了中国的力量，再也不能把中国看成小菜一碟；中国与苏联决裂，让它看到了中国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不介入霸权冲突的独立与和平倾向，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返回国际舞台，可以缓和东西方的紧张对峙。
可以这样说，当时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需要，远远大于中国对美国和西方的需要。所以才出现了毛泽东的表侄孙女、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王海蓉描绘的中美“乒乓外交”那一幕的序幕：
“1971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日开始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在日本，美国队提出访华要求。消息传回北京，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交总理，认为目前邀请美国队的机会尚不成熟。4月4日，总理在报告上面批注‘拟同意’后呈报外公（即毛泽东——本文作者注）。
“4月6日，外公圈阅报告，退外交部办理。美国乒乓球队无缘来华似成定局。因为4月7日世乒赛就闭幕了，各国代表团将陆续回国。”
本来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个传奇故事似乎到此就夭折了，不过，美国球员科恩主动与中国球员庄则栋之间的友好互动，激起国际舆论热烈反应，毛泽东从《参考消息》上看到报道后，4月6日晚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到底是什么东西触动了毛泽东，使他改变了原来的决定，现在已不可考。可考的是，美国乒乓球队于1971年4月10—17日访问了中国；可考的是，半年后的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除；可考的是，一个月后，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正式参加第26届联大会议。
这就是史称“小球推动大球”的中美“乒乓外交”美谈。把它当作外国记者的一个噱头这样说说也无妨，但假如把它当作一个严肃的国际政治事件来分析，就本末倒置了。如果没有中国国家实力，特别是核打击力量的增强，如果没有中国在美苏争霸的全球政治中发挥的缓冲作用，如果没有中美两国在遏止前苏联扩张野心方面的相互战略需要，那只小小的乒乓球就不可能飞越太平洋。
因此，是大球推动了小球，而不是相反。不过，作为一个象征，1971年4月间在中美两国运动员乒乓球拍子之间弹跳的小球，可以被看作当代中国和平崛起和奥运记忆的一个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