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想讲这个故事，因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需要回忆，而关于这个故事的回忆对我来说是很伤心、很痛苦的事情。可是，不讲出来我又会觉得很憋屈、很冤枉，我又有一种想说出来让大家评评理的冲动。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说一说吧，否则一口气在心里堵得慌。
我在前面的多篇文章里，都说到了我的父母。1933年，我父亲出生在浙江省舟山群岛之中的一个叫盘峙的小岛上。在他9岁的时候，我奶奶就因为生小叔叔，产后大出血去世了；刚出生就没了娘的小叔叔，没多久也死了。很快，一个满脸大麻点的媒婆女人成了我父亲的继母。三年后，在我父亲12岁的1945年，这个麻脸奶奶带着我父亲和他的哥哥、弟弟，到上海来讨生活了。父亲的两个姑姑都嫁给了上海人家，大姑姑的大儿子在上海的巨鹿路上开了一家叫作“ABC”的汽车修理公司，麻脸奶奶就把爸爸送到了他大表哥开的这家修车公司当学徒，又给爸爸的兄弟另外找了做事情的地方；就这样，三个海岛上出生的小孩子，开始了在上海的学徒生涯。过了段时间，由于舟山老家那边也需要有人种田，加上叔叔太小，在上海也做不了什么事，伯伯和叔叔就跟随麻脸奶奶回乡下去了，而父亲一个人留了下来，直到上海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做工的那家汽车行，很快就关掉了，他成了失业者。不过，新政府对工人们很关心，父亲领着失业金，住在统一安排的集体宿舍里；尤其让他想不到的是，他这个一天也没有进过学校的文盲，被政府安排进了扫盲班，读书识字。很快地，政府部门就给父亲安排了工作，他在上海国棉七厂做了新中国的第一代纺织工人。有吃有住有工作还有书读，父亲高兴极了。他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着新中国所号召的一切活动。
1956年春天，23岁的父亲认识了上海打浦桥一家木器家具店老板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三个月后，他们结为夫妻了，租住在上海曹家渡一间简单的民房内。母亲当时没有正式工作，有时候会找点儿零活干干，在里弄工厂里订日记本，或是在展览馆里做讲解员等。
1956年，是我们国家支内活动全面开展的一年，其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让在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技术工人，到经济欠发达甚至是非常落后的内地城市去工作。国家一号召，单位一动员，我那对新政府充满了感激和拥戴的父亲，就立即响应了祖国的号召；这年的秋天，父亲和上海国棉七厂一帮热血青年，被安排到西安市支内，新的工作单位是离西安市区20公里的，一个建在一片黄土地上的新兴工业城—纺织城。他们也成了这个大西北新建纺织基地最早的技术工人。与此同时，母亲也自愿到了当时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的玉门油田去工作；在油田工作了三年以后，母亲也调到了西安市的纺织城，和父亲进了同一家工厂。60年和62年，姐姐和我相继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六、七十年代，纺织城的生活配套设施非常简陋，只能买到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更多的东西要到二十公里以外的西安市里去买，而西安市的商品供应也很有限。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隔上几年，爸爸妈妈就要带上我和姐姐到上海去一次；而每次回来，我们都要大包小包地买很多东西：衣服、食品、日用品，买不够似的。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上初二，父母满心希望我能考回上海去，可是，也不知是我那厂办子弟小学和厂办子弟中学的教育质量有问题，还是我个人努力不够，我想两者都有吧，1980年，我虽然以百里挑一的成绩考上了大学，但是没能考回上海。我在西安读大学的时候，父亲身体很不好，他继1966年之后，又在1980年和1982年，两次动了大手术；当时医生断言，父亲很难活过十年。也因为这身体的原因，父亲55岁的时候就提前退休了。
1988年夏天，我看到了新建宁波大学的报道，马上跑去联系；第二年春天，我成了宁波大学法律系的教师。1991年，我在我的集体宿舍旁边的居民小区里，借了一套100元租三个月的一室一厅的房子，接父母到宁波来住了近一年。这幢房子紧临甬江，我们天天都能在这四楼的阳台上，看到通过甬江往来于上海和宁波之间的客轮。有很多次，当轮船驶过的时候，父母都感慨地说：“我们如果在上海能借到这样的房子就好了！”我能明显地感到，他们对上海的生活是那么地向望呀
接下来的故事，我在今年春节时候的博客里，有过一段讲述，就是我那篇《1992，那个让我永生难忘的春节》。母亲回去之后不到半年，就在1992正月十四的那天下午，突然地去世了。可怜父亲在遭受了人生最大的三大打击之一的幼年丧母之后，又遭受了三大打击的另一个－中年丧妻。好在天生乐观的父亲没有那么多的多愁善感，悲伤过后，他独自生活着。
两年以后，我历尽艰难地终于从宁波大学调入了上海师范大学，终于回到了我从小父母就对我说了无数遍又期望了无数年的上海了。刚到上海，我就在上海青浦区一个和“西安”的上海读音很接近的墓园“西园”，给母亲买了块墓地，将母亲安葬在了她日思夜想的大上海。当然，我也没忘了把墓买成合葬的，葬了母亲，也给父亲留下了他们将来永远相伴的位置。
父亲的身体并没有像医生所说的那样越来越虚弱，在医生预言的十年期限到来的时候，父亲不但没有离世，反而身体越来越好了。过两年，父亲就会到上海来看看我。1998年，我终于熬到了住房政策大变革的年代，学校以半福利的形式，给了我一套独门独户、一室一厅的单元房。一搬进新居，我马上就让父亲到上海来住；父亲来了之后，看到我经常要安心地看书备课，而他平时没什么事，又总是要开电视机；为了不影响我，父亲住了一段时间，又回西安的老屋了。
七年过去了，期间，我把那套上师大分的小房子换到了上海新火车站－上海南站附近；此外，2005年秋天，我又在上海郊区的松江大学城另买了一套大房子。在我往新居搬的时候，我给父亲说：“这下，你可以来上海养老了。我去住郊区的新房子，你住在市区的老房子里吧。”父亲马上就来到了上海，从那时起，他在上海已经住了快两年了。过年过节的时候，我让父亲到我这里来吃饭；别的时候，父亲一个人住一套精装修的房子觉得非常好。现在，父亲经常到附近的证券公司去炒股，同时和老头老太们拉拉家常；而清晨和黄昏的时候，他常到旁边免费开放的康健公园里去散散步，日子过得稳定又安宁。
今年初夏，父亲听股市里的老朋友们说，上海现在政策有变化了，支内的老人们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了，当然，这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只迁户口，住房是要自己解决的。父亲想得很简单：他觉得这样的政策很适合他，他现在有房子住，并不需要解决住房问题，而把户口从西安迁回上海，则会有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他觉得政府有这样的政策非常好，说明政府并没有忘记他们这些支内的人，这会让他们感到当初的奉献和牺牲很值得；其次，把户口迁回来后，给亲戚们说起来或是在邻里和股友们跟前，也可以说自己又是上海人了；当然，还有一些实惠，比如上海现在给予70岁以上的户籍老人免费乘坐地铁和公交的优惠，没有户口也就享受不到了。
了解到这个支内人员回沪的政策之后，父亲马上就到居所所属的康健派出所去要了份办理手续的须知，然后马上赶回西安家里，把须知上所要求的证明文件都办好了，再以最快的速度将所有的材料送到了康健派出所。父亲认为：他档案里的那些证明材料和他一直保存着的1956年他和我母亲在上海普陀区开具的结婚证，完全能证明他曾经在上海工作，然后从上海到西安支内的经历，证明了支内的事实，现在按政策回沪，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然而，从1990年起就开始做律师的我，却不觉得办事有那么容易。父亲回去开各种证明的时候，我再三给他说：在老同事和老邻居面前低调一点，不要显得太张扬了，事情办成了再说。尽管我已有所预感，但我还是不能想到会在哪个环节上出什么问题。果然，这不祥的预感很快就应验了。康健派出所的人让父亲再去开一份证明，证明他原来在上海有户籍登记。我们想，这五十二年前的户籍档案能查得到吗？再者，户籍档案是公安派处所系统内部管理的事情，还需要我们这外人到里面去查证吗？然而，我们不敢辩解什么，只能去试试看了。
父亲四处打听，总算有了些眉目：他原来工作的上海国棉七厂已经倒闭了；但是，他当时在上海国棉七厂的集体户口是由上海长寿路派出所管理的。他就跑到长寿路派出所去查户籍资料，跑了三次，终于，他从中看到了一份户籍档案，但不知为什么，那份档案上把他的名字“任仁生”写成了“任成生”。他不知道派出所怎么会写错了他的名字？而现在，已经无法去查证了。
父亲申报户籍的材料被报上去了，八月底，也有了回音。由于父亲查到的当时的户籍资料登记，写的名字是“任成生”，而不是他的本名“任仁生”，父亲的上海户籍申报被驳回了。我们很想不通：原来的户籍资料，如果不是这件事，他不可能去注意，而这又是派出所系统内部公安户籍管理的事情，怎么能把自己出错的事情推到被管理者的身上，反而让被管理者自己来证明民警当初写错了呢？这是什么逻辑呢？再者，证明父亲是从上海支内去西安的，有很多的证据，比如，他的工作档案；原始的上海结婚证；如今依然健在的那些当时一起去支内的父亲的老同事们等等。这些人证和物证，都能很充分地证明父亲是从上海支内去西安的。还有，父亲那一口浓浓的上海口音话。为什么只看原始的上海户籍记载这一点呢？而公安户籍管理，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五十年以前的户籍资料不缺失、不出错呢？
望着今年已经75岁的白发苍苍、驼着背的老父亲，和他那些很简单、很直接却永远也没有答案的疑问，我伤心极了！有关的办事人员表面上看来似乎很讲原则，但是，却是那么地冷酷。一个当初响应国家号召，从大上海到大西北去奉献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如今要求回到他的故乡，这种要求过份了吗？谁应该去证明他是从上海支内去西安的呢？是他自己吗？给曾经的奉献者以安抚和善待，难道要以他们自己想方设法地证明自己为前提吗？
我们经常听到现在说“可持续发展”这个词，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很重要了，但通过我父亲这件事，我对这个词的含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那就是人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建国后的近六十年的时间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经济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短时期内很难消除，而消除这种差异的方式之一，就是人才的流动和奉献精神。可是，怎么样才能让人才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去做这种奉献和努力呢？如果前面已经这样做了的人，在晚年的时候，得到的不是关心和照顾，而是苛刻和冷漠，那么，今后，谁还愿意再去做这种有过河拆桥之伤心的事情呢？伤害了曾经的实践者，人才奉献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子能通畅吗？
应该说，我不认为这件事对我们家会有致命的打击，我已经给父亲说了：“有没有上海户口，都不影响你在上海养老，别人承认不承认你曾经有过的贡献并不要紧，重要的是我能记住你一辈子的养育之恩，我会为你在上海养老送终的！”父亲是个很宽容的人，他并没有去计较这件事对他造成的不公，他对我说：“我从没有后悔过当初响应国家号召去支内的行为！”
我们国家的很多政策都非常好，支内人员户籍回迁的政策就是其中之一。让我遗憾的是，我们国家有些公务员，在执行国家政策的时候经常会走样，一项良好的安民政策，在执行的时候却成了卡民政策。我想对那些冷酷的公务员们说一句话：老百姓对政府的拥戴不是空洞和抽象的，是要你们用具体的行为来彰显的。
我在前面的多篇文章里，都说到了我的父母。1933年，我父亲出生在浙江省舟山群岛之中的一个叫盘峙的小岛上。在他9岁的时候，我奶奶就因为生小叔叔，产后大出血去世了；刚出生就没了娘的小叔叔，没多久也死了。很快，一个满脸大麻点的媒婆女人成了我父亲的继母。三年后，在我父亲12岁的1945年，这个麻脸奶奶带着我父亲和他的哥哥、弟弟，到上海来讨生活了。父亲的两个姑姑都嫁给了上海人家，大姑姑的大儿子在上海的巨鹿路上开了一家叫作“ABC”的汽车修理公司，麻脸奶奶就把爸爸送到了他大表哥开的这家修车公司当学徒，又给爸爸的兄弟另外找了做事情的地方；就这样，三个海岛上出生的小孩子，开始了在上海的学徒生涯。过了段时间，由于舟山老家那边也需要有人种田，加上叔叔太小，在上海也做不了什么事，伯伯和叔叔就跟随麻脸奶奶回乡下去了，而父亲一个人留了下来，直到上海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做工的那家汽车行，很快就关掉了，他成了失业者。不过，新政府对工人们很关心，父亲领着失业金，住在统一安排的集体宿舍里；尤其让他想不到的是，他这个一天也没有进过学校的文盲，被政府安排进了扫盲班，读书识字。很快地，政府部门就给父亲安排了工作，他在上海国棉七厂做了新中国的第一代纺织工人。有吃有住有工作还有书读，父亲高兴极了。他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着新中国所号召的一切活动。
1956年春天，23岁的父亲认识了上海打浦桥一家木器家具店老板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三个月后，他们结为夫妻了，租住在上海曹家渡一间简单的民房内。母亲当时没有正式工作，有时候会找点儿零活干干，在里弄工厂里订日记本，或是在展览馆里做讲解员等。
1956年，是我们国家支内活动全面开展的一年，其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让在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技术工人，到经济欠发达甚至是非常落后的内地城市去工作。国家一号召，单位一动员，我那对新政府充满了感激和拥戴的父亲，就立即响应了祖国的号召；这年的秋天，父亲和上海国棉七厂一帮热血青年，被安排到西安市支内，新的工作单位是离西安市区20公里的，一个建在一片黄土地上的新兴工业城—纺织城。他们也成了这个大西北新建纺织基地最早的技术工人。与此同时，母亲也自愿到了当时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的玉门油田去工作；在油田工作了三年以后，母亲也调到了西安市的纺织城，和父亲进了同一家工厂。60年和62年，姐姐和我相继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六、七十年代，纺织城的生活配套设施非常简陋，只能买到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更多的东西要到二十公里以外的西安市里去买，而西安市的商品供应也很有限。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隔上几年，爸爸妈妈就要带上我和姐姐到上海去一次；而每次回来，我们都要大包小包地买很多东西：衣服、食品、日用品，买不够似的。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上初二，父母满心希望我能考回上海去，可是，也不知是我那厂办子弟小学和厂办子弟中学的教育质量有问题，还是我个人努力不够，我想两者都有吧，1980年，我虽然以百里挑一的成绩考上了大学，但是没能考回上海。我在西安读大学的时候，父亲身体很不好，他继1966年之后，又在1980年和1982年，两次动了大手术；当时医生断言，父亲很难活过十年。也因为这身体的原因，父亲55岁的时候就提前退休了。
1988年夏天，我看到了新建宁波大学的报道，马上跑去联系；第二年春天，我成了宁波大学法律系的教师。1991年，我在我的集体宿舍旁边的居民小区里，借了一套100元租三个月的一室一厅的房子，接父母到宁波来住了近一年。这幢房子紧临甬江，我们天天都能在这四楼的阳台上，看到通过甬江往来于上海和宁波之间的客轮。有很多次，当轮船驶过的时候，父母都感慨地说：“我们如果在上海能借到这样的房子就好了！”我能明显地感到，他们对上海的生活是那么地向望呀
接下来的故事，我在今年春节时候的博客里，有过一段讲述，就是我那篇《1992，那个让我永生难忘的春节》。母亲回去之后不到半年，就在1992正月十四的那天下午，突然地去世了。可怜父亲在遭受了人生最大的三大打击之一的幼年丧母之后，又遭受了三大打击的另一个－中年丧妻。好在天生乐观的父亲没有那么多的多愁善感，悲伤过后，他独自生活着。
两年以后，我历尽艰难地终于从宁波大学调入了上海师范大学，终于回到了我从小父母就对我说了无数遍又期望了无数年的上海了。刚到上海，我就在上海青浦区一个和“西安”的上海读音很接近的墓园“西园”，给母亲买了块墓地，将母亲安葬在了她日思夜想的大上海。当然，我也没忘了把墓买成合葬的，葬了母亲，也给父亲留下了他们将来永远相伴的位置。
父亲的身体并没有像医生所说的那样越来越虚弱，在医生预言的十年期限到来的时候，父亲不但没有离世，反而身体越来越好了。过两年，父亲就会到上海来看看我。1998年，我终于熬到了住房政策大变革的年代，学校以半福利的形式，给了我一套独门独户、一室一厅的单元房。一搬进新居，我马上就让父亲到上海来住；父亲来了之后，看到我经常要安心地看书备课，而他平时没什么事，又总是要开电视机；为了不影响我，父亲住了一段时间，又回西安的老屋了。
七年过去了，期间，我把那套上师大分的小房子换到了上海新火车站－上海南站附近；此外，2005年秋天，我又在上海郊区的松江大学城另买了一套大房子。在我往新居搬的时候，我给父亲说：“这下，你可以来上海养老了。我去住郊区的新房子，你住在市区的老房子里吧。”父亲马上就来到了上海，从那时起，他在上海已经住了快两年了。过年过节的时候，我让父亲到我这里来吃饭；别的时候，父亲一个人住一套精装修的房子觉得非常好。现在，父亲经常到附近的证券公司去炒股，同时和老头老太们拉拉家常；而清晨和黄昏的时候，他常到旁边免费开放的康健公园里去散散步，日子过得稳定又安宁。
今年初夏，父亲听股市里的老朋友们说，上海现在政策有变化了，支内的老人们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了，当然，这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只迁户口，住房是要自己解决的。父亲想得很简单：他觉得这样的政策很适合他，他现在有房子住，并不需要解决住房问题，而把户口从西安迁回上海，则会有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他觉得政府有这样的政策非常好，说明政府并没有忘记他们这些支内的人，这会让他们感到当初的奉献和牺牲很值得；其次，把户口迁回来后，给亲戚们说起来或是在邻里和股友们跟前，也可以说自己又是上海人了；当然，还有一些实惠，比如上海现在给予70岁以上的户籍老人免费乘坐地铁和公交的优惠，没有户口也就享受不到了。
了解到这个支内人员回沪的政策之后，父亲马上就到居所所属的康健派出所去要了份办理手续的须知，然后马上赶回西安家里，把须知上所要求的证明文件都办好了，再以最快的速度将所有的材料送到了康健派出所。父亲认为：他档案里的那些证明材料和他一直保存着的1956年他和我母亲在上海普陀区开具的结婚证，完全能证明他曾经在上海工作，然后从上海到西安支内的经历，证明了支内的事实，现在按政策回沪，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然而，从1990年起就开始做律师的我，却不觉得办事有那么容易。父亲回去开各种证明的时候，我再三给他说：在老同事和老邻居面前低调一点，不要显得太张扬了，事情办成了再说。尽管我已有所预感，但我还是不能想到会在哪个环节上出什么问题。果然，这不祥的预感很快就应验了。康健派出所的人让父亲再去开一份证明，证明他原来在上海有户籍登记。我们想，这五十二年前的户籍档案能查得到吗？再者，户籍档案是公安派处所系统内部管理的事情，还需要我们这外人到里面去查证吗？然而，我们不敢辩解什么，只能去试试看了。
父亲四处打听，总算有了些眉目：他原来工作的上海国棉七厂已经倒闭了；但是，他当时在上海国棉七厂的集体户口是由上海长寿路派出所管理的。他就跑到长寿路派出所去查户籍资料，跑了三次，终于，他从中看到了一份户籍档案，但不知为什么，那份档案上把他的名字“任仁生”写成了“任成生”。他不知道派出所怎么会写错了他的名字？而现在，已经无法去查证了。
父亲申报户籍的材料被报上去了，八月底，也有了回音。由于父亲查到的当时的户籍资料登记，写的名字是“任成生”，而不是他的本名“任仁生”，父亲的上海户籍申报被驳回了。我们很想不通：原来的户籍资料，如果不是这件事，他不可能去注意，而这又是派出所系统内部公安户籍管理的事情，怎么能把自己出错的事情推到被管理者的身上，反而让被管理者自己来证明民警当初写错了呢？这是什么逻辑呢？再者，证明父亲是从上海支内去西安的，有很多的证据，比如，他的工作档案；原始的上海结婚证；如今依然健在的那些当时一起去支内的父亲的老同事们等等。这些人证和物证，都能很充分地证明父亲是从上海支内去西安的。还有，父亲那一口浓浓的上海口音话。为什么只看原始的上海户籍记载这一点呢？而公安户籍管理，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五十年以前的户籍资料不缺失、不出错呢？
望着今年已经75岁的白发苍苍、驼着背的老父亲，和他那些很简单、很直接却永远也没有答案的疑问，我伤心极了！有关的办事人员表面上看来似乎很讲原则，但是，却是那么地冷酷。一个当初响应国家号召，从大上海到大西北去奉献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如今要求回到他的故乡，这种要求过份了吗？谁应该去证明他是从上海支内去西安的呢？是他自己吗？给曾经的奉献者以安抚和善待，难道要以他们自己想方设法地证明自己为前提吗？
我们经常听到现在说“可持续发展”这个词，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很重要了，但通过我父亲这件事，我对这个词的含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那就是人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建国后的近六十年的时间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经济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短时期内很难消除，而消除这种差异的方式之一，就是人才的流动和奉献精神。可是，怎么样才能让人才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去做这种奉献和努力呢？如果前面已经这样做了的人，在晚年的时候，得到的不是关心和照顾，而是苛刻和冷漠，那么，今后，谁还愿意再去做这种有过河拆桥之伤心的事情呢？伤害了曾经的实践者，人才奉献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子能通畅吗？
应该说，我不认为这件事对我们家会有致命的打击，我已经给父亲说了：“有没有上海户口，都不影响你在上海养老，别人承认不承认你曾经有过的贡献并不要紧，重要的是我能记住你一辈子的养育之恩，我会为你在上海养老送终的！”父亲是个很宽容的人，他并没有去计较这件事对他造成的不公，他对我说：“我从没有后悔过当初响应国家号召去支内的行为！”
我们国家的很多政策都非常好，支内人员户籍回迁的政策就是其中之一。让我遗憾的是，我们国家有些公务员，在执行国家政策的时候经常会走样，一项良好的安民政策，在执行的时候却成了卡民政策。我想对那些冷酷的公务员们说一句话：老百姓对政府的拥戴不是空洞和抽象的，是要你们用具体的行为来彰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