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信仰“欧美化”
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有着强烈的反封建色彩，但他的思想并非一味抄袭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而是兼收并蓄了社会主义思想、西方自由民主意识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期间政治上并没有真正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是冻结“宪法”，实行封建的独裁专制统治。台湾人的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形同虚设、地方自治未能落实、权力主要掌握在没有正当民意基础的“外省官僚集团”阶层身上，实际上又高度集中到没有任期期限的“总统”个人手中，尽管如此，由于“三民主义”是“国父思想”，以正统自居的国民党不能放弃“三民主义”的大旗。在“动员戡乱”的藉口之下，残缺不全的“三民主义”思想还是成为国民党对台专制统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基础，成为台湾人普遍“信仰”的思想霸权。社会主义思想自然有如洪水猛兽，被列为禁止宣传的“共匪思想”。但碍于与美国的关系，国民党当局对西方民主思想相对来说有点“手软”。50年代以来岛内也曾经多次出现以西方思想为版本的自由民主运动，直到70年代中后期，以台湾当局国际地位大幅衰退、民间经济快速成长的基础上，台湾民众的政治知识、政治能力有了很大发展，以美国政治体系为蓝本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重新活跃起来，“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台湾的民主化思潮自此风起云涌。“三民主义”信仰已经成为国民党压制台湾人的“帮凶”和思想桎梏，国民党极端独裁和过度镇压的结果，造成了台湾人强烈的排斥和逆反情绪，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思想成为台湾人对抗国民党思想霸权的工具，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正当性基础也正因此而快速崩塌。如 “五权体制”的消亡、“三权分立”体制的隐然形成、“省市长直选”和“总统直选”的推行、“总统制”的倾向，在此都流露着美国式民主自由思想的痕迹。
（二）、族群意识“褊狭化”
台湾专门研究族群问题的学者王甫昌对“族群（ethnicgroup）”所下的定义是：“因为拥有共同的血缘、语言、文化、宗教、或祖先，而被其他人或自己认为是构成独特的社群的一群人”。①国民党统治台湾以后，同为台湾本省人的立闽南人、客家人和原住民之间，因为同属政治上的边缘族群，因而在政治层面基本上相安无事；反倒是与政治上的“核心族群”外省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一种相对于“外省族群”及 “台湾意识”开始滋长，并且从社会、经济、文化向政治蔓延，成为战后台湾社会“族群矛盾”的主轴。从根本上讲，“台湾意识”实际上是一种与“政治革新”前的国民党官方政治文化相对的亚政治文化，是以国民党当局借维持专制独裁统治的“大中国意识”的对立面姿态出现的，它蕴含着本省人一整套完整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信仰与政治价值观。也就是在战后台湾这一特殊“本省－外省”族群关系结构中，本省人围绕政治、经济资源再分配问题而产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进入80年代中后期，“台湾意识”的主题完全转入政治权力再分配的工具，而且集约成为台湾政治变迁的强大驱动力—台湾本省人已不能满足他们现有的经济社会地位，希望能取得政治地位，以使其价值得以增值。
从1986年3月起开始推动“政治革新”计划。为国民党人始料不及的是，反对运动人士挟着正在快速膨胀的台湾意识的强大驱动力，于“解严”前夕抢先成立民主进步党。从此，国民党中央刚刚启动的重建台湾政治秩序的列车的牵引力与主导权，失落在“台湾第一”的汪洋大海之中。
国民党当局退踞台湾后，为了安抚和犒赏那些背井离乡、从大陆一路跟随而来的忠实的支持者，用去了台湾大部分的政治资源，最终造成权力结构对台湾本省人过于封闭的被动局面，久而久之就形成与台湾本省人脱节的“外省官僚集团”，台湾本省人在当家作主方面的要求受到严重挫折。这种“本省－外省”的权力分野，映射到民间社会，造成了“本省族群”与“外省族群”的对立关系，台湾人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与族群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当代台湾民主化运动和族群意识日益褊狭化。也就是说，如果本省人的“族群意识”在台湾政治秩序重建过程中的运用还带有一定的民主化价值光环的话，那么，其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化运用则缺少任何理性与正义的色彩，因为这样的运用对于台湾政治发展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徒增社会困扰而已。族群霸权的出现，其受益者无论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都是与民主价值是相悖离的。
过度政治化的“族群意识”不仅已经造成外省族群与部分本省人之间的互不信任感，而且造成了台湾社会对抗性的“认同危机”，这种高度异质化的政治分野对于台湾地区政治的一体化是负功能的性质。为了化解岛内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恶质化对抗 ，李登辉于1998年底再次提出“新台湾人主义”主张，此主张虽然得到了多数台湾政治势力的认同，但要真正落实是有困难的。
（三）政治文化“脱中国化”
“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命题，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来说，本是一个常识性的命题。不过，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并不是所有的台湾人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一命题。这一思潮的主要观点是：台湾文化是由原住民文化、汉文化、西班牙文化、荷兰文化、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共同组成，属海洋文化性质，与中国文化的大陆文化性质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台湾文化有其主体性，中国文化只是台湾文化融合的一部分。
1.政治认知“脱中国化”现象。“政治认知”是指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构成了社会成员对政治行为的主观性原则。在体系文化层次上，政治认知主要包括对“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台湾汉族是不是中国汉族的一部分”、“台湾是否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基本命题的认识。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少数所谓精英人物主张“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海洋民族论”、“台湾历史重新开始论”、“台湾地位未定论”等，具体表现如下：（1）重新界定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提出台湾文化属海洋型文化，中华文化只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台湾文化分别由汉文化、原住民主化、西班牙文化、荷兰文化、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组成，属海洋文化性格，与中华文化的大陆性格有本质的不同。（2）虚构出一个与中华民族对等的“台湾民族”。有些人提出，台湾人富于开放性与冒险精神，与中国人的“封闭性”、“保守性”完全不同，因此可以说是一个海洋性民族。（3）台湾当局内部的“脱中国化”现象则会对岛内社会的政治认知造成极大的影响。近年来，台湾当局领导人也经常散布一些似是而非的政治认知，如把来自大陆的国民党政权视同日本及西方殖民者，称这为“外来政权”；宣称“目前不存在一个中国”；甚至提出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对等政治实体”、“阶段性两个中国”、“一个分治的中国”，甚至提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等两岸关系政治定位的主张。台湾当局所创新的这些混乱的政治符号目前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影响，加剧了岛内政治认知的“脱中国化”现象。
2.政治情感“脱中国化”现象。在今天的台湾，绝大多数民众对中国的亲近和热爱与大陆民众基本无异，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有些人在如何摆正国家认同与乡土情怀问题上出现了迷乱，对中国产生不同程度的排斥心理。具体表现为：（1）排斥中国情感，将对台湾的乡土认同情感异化为虚幻的“国家”符号。中国人历来都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并往往将这种认同意识物化为各种具有象征性的“图腾”信仰与崇拜，如对龙的崇拜、对长江、黄河的景仰等等。现在有些台湾学者要求台湾人将对长江、黄河的景仰移转到对浊水溪、淡水河的“关怀”上来。（2）丑化中华文化，倡导“台湾文化主体性”。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是世界公认的优秀文化，但和世界其他优秀文化一样，中华文化也难免有历史缺陷。有些台湾学者、政客刻意以现代的眼光放大中华文化中一些不健康、落后的因素，把一些中外历史上都经历的人性丑陋的现象说成是中华文化的特性，进而，把台湾自外于中国，称：“台湾的政治文化为何如此恶质？因为统治者是由中国来的。……中国的政治文化差不多都是坏的，因为在中国的政治世界，要生存必须尔虞我诈、勾心斗角”。（3）台湾当局的推波助澜。例如，国民党40多年片面的反共、恐共、仇共教育，使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被人为异化成海峡两岸间的对立与情忌，不少台湾人在潜意识里怀着强烈的排斥心理和对大陆的不信任感。
3.政治评价“脱中国化”现象。“政治评价”是指社会成员评判政治现象的基本标准与价值观念。1988年1月，李登辉依“制度伦理”继任“中华民国总统”后，台湾政治生态环境剧变，从此，在蒋经国晚年即已抬头的台湾认同异化，在分裂势力和“台独势力”的共同驱使下，有如决堤洪水四处泛滥起来。主要表现在：（1）刻意制造“中国优先”与“台湾优先”的价值对立。反映在文化教育上是一切以台湾至上，教育要以乡土为中心，要以台湾历史与地理的内容代替中国历史与地理的内容，把中国近代史称为世界史反映在文字运用上强调用台语方言注音文字，反映在口语则是推崇闽南语方言。（2）为了使分离局面长期化、固定化，不惜阻止两岸关系发展。两岸从分离走向和平统一，经济和文化整合将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祖国大陆非常重视两岸经济文化的交流。但台湾有些人却怀疑大陆方面推动两岸交流的诚意，认为两岸全面双向交流将危及台湾的安全。（3）放弃中国统一，鼓吹分裂国家的价值观念。接受帝国主义分子的所谓“国际法主权观过时论”，在国际间追求所谓“对等政治实体”，甚至公开主张“阶段性两个中国政策”。（4）进一步催化“乡土认同”异化。1988年以来的台湾认同异化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不同类型：民进党的“显性台独主张”――“台湾共和国”崇拜；李登辉的“隐性台独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崇拜。
（四）国家认同“异质化”
“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一般是指政治人在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中对特定国家的情感归属取向。由于学理上的“国家”概念过于抽象，因此，现实政治中的“国家”往往体现为具体的“国号”、政府、族群集合体、专属的土地、权威性的政治结构、共同拥戴的领袖乃至独有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有鉴于近百年来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我们有必要了解近代以来台湾人在“国家”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上的曲折历史过程。
1949年两岸分离以来，由于海峡两岸出现两个对抗性政权，政治符号与政治现实出现程度不同的剥离，在特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取向的限制之下，部分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出现“异化”现象。当代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异化多少带有一些“无奈”和“意气”。从岛内的法理性来说，台湾人不得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他们的国家认同对象，在两岸内战关系尚未完全结束之前，台湾人很难从法理上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从政治现象的角度来看，“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确实已相当边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政治社会中代表着中国的观念已成为国际主流社会的共识。然而，无论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取向来说，大部分台湾民众尚不能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他们新的国家认同符号。从这样的情感挣扎心态来看，部分台湾人发生国家认同异化是必然的。因此，对于当代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异化问题，我们应当用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和发展的眼光来衡量。
台湾民众国家认同从“迷失”到“异化”，远因可溯源到日据初年及“2.28事件”，近因则与70年代初以来日益边缘化的国际地位有关。而两岸敌对关系的持续和岛内的权力斗争则是造成台湾民众国家认同迷失更加直接、更加深刻的原因。
1.乡土认同异化的效应。从历史上看，近百年来的台湾乡土认同异化积淀的结果，潜移默化的影响着部分台湾人的国家认同。从异化的角度上看，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变迁至少在日据时期已经出现了，在清政府“弃置不顾”的情况下，一些抗拒日本殖民者强给台湾人的日本国“认同虚像”的台湾人怀着“曲线回归”的美好愿望，在台湾认同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国家认同虚像”。“台湾民主国”在现实政治里虽然是一个失败的尝试；然而，它在台湾意识的凝聚过程中，却是相当重要的一步。日据时期的台湾认同异化虽然对台湾人的中国认同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总体上看并没有改变绝大多数台湾人发乎内心的中国认同。
2.两岸政权合法性之争及台湾当局策略运用的影响。在敌对关系的逻辑之下，台湾民众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符号与大陆人民不认同“中华民国”这一政治符号的心理状态是相似的，在这种意义上的“国家认同”之争本质上只是“政权认同”或“政府认同”之争。在70年代以前，台湾绝大多数民众的“中华民国认同”是稳定的，在“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教化之下，台湾绝大多数民众是认同“中国”这一政治符号的。但是，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后，所谓的“中华民国即中国”的虚像在许多台湾人心中破灭了，在一时难以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的情况下，台湾民众对“中华民国”这一“国家符号”的有效性产生怀疑。1978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台湾民众的“中华民国认同”受到更加严重的冲击，或出于政治情感归属的需要，或出于“台湾安全和发展”的目的，部分人开始深入反思“国家认同”的出路问题。
面对所谓的“中华民国”政治地位边缘化、地方化危机，台湾当局也在寻求对应之道。修改“宪法”，以“国家统一前的宪法增修条文”的方式解决政治本土化的法源问题；以“一国两政治实体”、“两岸分裂分治”、“一个分治的中国”、“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定位两岸关系，等等，都是台湾当局的策略性手法。其结果，必然造成政治上的“中国虚无化”，以及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脱中国化”。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策略性思考就是李登辉所谓的“我们不能再讲一个中国了，否则我们就被中共口头吞并了”。
3.岛内省籍族群间社会权威性价值再分配带来的冲击。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以及“强人政治时代”结束的影响，台湾社会权威性价值体系面临再造，在野政治势力与国民党内的本土政治势力不约而同地祭起“台湾化”的大旗，“台湾第一”、“台湾优先”、“台湾人要出头天”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几乎所有与“中国”相关的符号都被贴上了“外来压迫者”的标签，都成为被清算的对象。在这样的价值导向之下，部分台湾民众开始对“中国”、“中国人”等符号产生疏离感。
4.“台独思潮”泛滥的影响。在蒋氏父子时代，“中华民国”是台湾民众惟一的国家认同符号，异议者难逃牢狱之灾。李登辉上台后，当局放松对政治异议分子的压制，“建立台湾共和国”的主张也可以“除罪化”，成为思想自由、议论自由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民进党“台独路线”的转型，当年许多主张“建立台湾共和国”的人士已渐渐接受“中华民国体制”，“台独思潮”的影响力是否会因为民进党上台执政而已趋于衰微，仍有待观察。
5.政治符号造成的影响。受到国民党施政不当和两岸敌对结构的影响，部分台湾人对国民党政权和所谓的“中共政权”不仅不认同，而且怀有排斥感或恐惧感。“解严”以后，台湾政治多元化的结果，部分台湾民众无所顾忌地表达他们的政治情绪，一切与国民党政权及所谓的“中共政权”有关的政治符号都是他们排斥、疏离的对象。不幸的是，在现实政治中，这些政治符号都与“中国认同”密切相关，“去中国化”的“台湾认同”就成了他们最直接的政治情感归宿。
（五）台湾前途“自立化”
在两蒋统治时期，台湾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权掌握在国民党当局手中，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就是台湾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光复大陆，统一中国”等口号是国民党当局不懈鼓吹的“国策”，台湾的前途是作为“反共复国”、“中兴大业”的基地。随着祖国大陆综合实力的不断增长，“光复大陆”越来越成为不可能的幻想，但当局也相应地调整政治口号，从“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到“七分军事、三分政治，七分敌前、三分敌后”，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提法变拉，统一中国的政策始终未变。在这样的官方政策影响下，直到8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的台湾人还是将台湾前途与中国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
然而，在国民党政治文化霸权下，并非所有人都是心服口服，尤其是“政治革新”以后，国民党的政治控制力衰退，台湾人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取向多元化，传统的“统一中国”理想越来越泡沫化，主张立即实现“中国统一”—无论是“台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还是“中华民国统一中国”的价值观被边缘化。在台湾前途问题上，寻求某种程度的“自立”地位的倾向，成为当代台湾社会的主流价值。
2000年5月，在进党实现“全面执政”后，迅速继承了“中华民国体制”，“台湾独立”的主流论述正式被“中华民国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自我认定所取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