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适性是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基石
——作家沈善增在2008中华文化论坛上的发言稿
中华文化的普适价值，正是这些年来，我对老孔庄、儒释道的本意、心谛作研究、甄读以后，在各种场合，非常想说的一个话题。今天，能给我这样的机会，在这样的高峰论坛上就这个题目发表意见，真是非常的高兴。
讨论普适价值，首先要讨论，什么是价值？
《老子》告诉我们，我们所说的价值，是指社会价值，是对一个社会人的行为的一种评判方式。从自然人的角度，他的行为，就无所谓价值。而社会价值，就是被承认，所以，价值，一定是以他人的评判为坐标系的，没有绝对的标准。《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译成白话，就是：“倘若世界上的人都只对某种事物的好处表示欣赏，那么，遭厌恶的事物就太多了；而人人都知道怎么做是高效的，这种高效行为就不再是高效了。”
明确价值的相对性，价值以他人的评判为转移，是不是会导致价值的虚无主义呢？不会。恰恰相反，这个观点，成为中华文化独特的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先进的价值观的基础。《老子》紧接着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恒也。”意译成白话就是：有欲与无欲共存于生态之中（对同一事物，一部分人喜欢，一部分人不喜欢，一个人，喜欢一些人与事物，不喜欢另一些人与事物，今天喜欢这些人与事物，明天又不喜欢了，喜欢上了另一些人与事物，这都是很正常的），困难与容易共存于成果之中（很困难取得的成果价值就高，容易取得的成果价值就低），长与短共存于形状之中（没有长就无所谓短），高与低共存于位势之中（没有高就无所谓低），音色与声阶共存于乐音之中（一个具体的乐音，总是包含音色与声阶两个方面，而同一乐器奏出的不同声阶的乐音，与由不同乐器奏出的同一声阶的乐音，都是不同的），先与后共存于空间次序及时间序列之中。
因此，《老子》这一章提出了非常重要、在今天来看也是十分超前的哲学、政治学的观点：维护整体的统一性，必须以发扬个性与保持整体内部的多样性、丰富性为前提，而不是以压制个性、消灭差异为目标。这条原则，大到整个世界，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家庭，都是适用的。按照这条原则去相处，这个社会组织就持久、就和谐、就兴旺发达，反之，这个社会组织就短命、就冲突不断，就“物壮则老”，“不道早已”。
从这条原则的普适性，可以看到，讨论普适价值，思路不应该是去寻找几条全人类普遍公认的绝对的价值。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概念的外延越大，内涵越少，即使找到这样的普适价值，也是内容极其稀薄，或者说留下了极大的阐释空间，还是可能各说各话，各行其是，在同一个旗号下纷争不断，甚至争到你死我活。
讨论普适价值，应该是对有关价值的思考的理路形成一些基本共识。就像我们都按照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则来思考、论辩，才能使一些观点在理性的检验下定位，成为我们选择是否接受的根据。从这一点来看，中华民族在确立价值体系之初，就将普适性作为其基础。普适性不说唯一，也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最重要的原则。正是这样的价值观，使中华民族饱经风霜而历久弥新，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历史、人脉、文化未曾发生断裂的古老民族，也证明了中华文化是最具生命力的文化。
从“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的原理，引出了“和其光，同其尘”的原则。按照《礼记·乐记》中记载的孔子的礼乐观，“光”是“天”的代称，是“乐”的功能属性。“和”就是音乐中的和弦，是多种音色、声阶的音素混成的丰富而不乱的乐音。“天生之”，天的功能主生，“和其光”，就是指在创造发展方面，要多样化共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尘”是“地”的代称，是“礼”的功能属性。“地成之”，在这里是指积淀，“礼”就是积淀下来的基本游戏规则。“同其尘”，就是在基本游戏规则方面要共同遵守。“和其光，同其尘”的理念，为人如何实现价值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和光同尘”的社会，就是人能使自身价值最大化的环境。
《老子》是中国第一部站在民本立场上专对侯王说的政治哲学书。《老子》讲的是圣人之学，孔子讲的是君子之学，庄子讲的是至人之学，荀子、韩非子讲的其实是小人之学。从世间法角度说，圣人讲道德，君子言仁义，小人求名利。《老子》德经第一章（王弼本三十八章），我整理的《老子》还真本，也就是以道注德本的第一篇德章，开宗明义的第一章的第一句话：“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就感天动地，振聋发聩，从此，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就以道德作为最高标准。
这句话，意译成白话，就是：具有上等德行（政治品质）的君主不认为这高高在上的地位，就是凭自己的德行（包括功绩和本领）而取得的，不刚愎自用、不可一世；正因为这样，他可以说是真正具备了“德”的品质；下等德行的君主不愿放弃他认为是凭德行取得的一切，包括权利、地位和与众不同的物质条件，正因为这样，他实际上已丧失了“德”的品质。
这句名言揭示，价值就是被承认，但如在一次交易中，付出与获得基本相等，交易双方谁也不必对谁表示尊敬。只有某一方主动地使付出大于获得，另一方就可能对之表示尊敬。体现在交易中的价值，可以视作文化意义上被消费的价值，也就是在文化意义上无价值（无德）。只有“不德”之“德”，才是积累的价值、文化意义上的价值（有德）。因此，文化价值的高度与付出大于获得的幅度成正比。
在道德的价值标准正式提出之前，仁（博爱）、义（公平）、礼（守则）、忠（负责）、信（诚信）、善（高效）等价值标准已经提出，而且是普适性很高的标准，但道德标准一提出，就自然以道德为最高，承认道德是其他普适的价值标准的基础。为什么？因为道德就是以帮助他人、帮助众生万物依自我的天性发展、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为价值。还不仅是我追求我的理想，同时尊重你追求你的理想的权利，而是我以帮助你实现你的理想为理想、为乐趣。这样的价值观，在其他民族是在宗教里表述的，是出世法，在中华民族是世间法，是社会伦理。所以，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是出世法与世间法的统一，是精神信仰与入世实践的统一，这统一的理论上的完善、完成，是由孔子和庄子实现的。
《老子》在道德价值标准的基础上，提出“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就是无知（不自以为高明），无欲（不突现自己的意愿）、不仁（不偏爱亲近者）、不弃（不厌弃犯错误与不合己意者）、守中（保持高度公正性，同时放手让民众去自治与自我发展）。《老子》还提出，领导人要上者“处下”，强者“守弱”，大者“唯小”。具有这样品质的人，就是圣人。由圣人来担任全社会的领导人，这个社会就可能是和谐社会。
由《老子》提出，由《论语》、《易》大传、《春秋》、《礼记》、《庄子》等完善的中华民族价值观，是一个有本体论哲学基础的完整体系，普适性是这个价值体系对价值的基本要求，是价值的不言而喻的特性。在这个价值体系里，可能对他人构成侵害、压制的行为的价值是不可思议的，是和价值的定义相违背的。
这个价值体系的哲学基础是生命哲学，根据我的研究、归纳，生命哲学有七大特征：
一、认为宇宙（世界）的本原、本体是最大的生命，具有生命的一切指征。其根本性质，借用物理术语来说，就是一片动力。
二、任何生命个体都具有两种与生俱来的特质。一者是能够创造出无限可能性的生命活力。这是一种来自本原、本体的动力，或者说是本原、本体动力在生命个体中的体现。另一者是每一生命个体的局限性以及同一层次生命群体的共同局限，与所有生命体无不具有、无法避免的局限性。
三、修行，提高生命的质量，提升生命的意义，就是打破、消除生命个体的局限，趋于本质的同一与永恒。“吾丧我”，这是东方哲学的出发点与归结点。
四、生命哲学中，第一性的是本原、本体动力，第二性的是结构，包括物质结构与精神结构。其逻辑构成为立体的、分层次的。高层次者体现在一切低层次者之中，而低层次者之总和不等于高层次者，与西方哲学中“实在为一切存在之总和”的平面逻辑构成不同。
五、生命哲学常对概念进行动态的、功能性的界说，以与把活泼泼的生命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相适应。而西方制造哲学则习惯对概念进行静态的、定性定量的界定，这与其把一切当制造物来研究的思想方法密切有关。
六、生命哲学认为一切生命体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平等的，再大再强的生命体没有权利压迫、消灭再小再弱的生命体。因此，主张和谐、共存，求同存异；认为只有生命体自身觉悟，才能得到彻底解脱。
七、东方哲学是四维思维的哲学，时间维度不仅为认识论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思路，而且为价值观提供了一条基本的标准，如“恒”、“久”的标准。行为产生的结果能恒、能久才是好的，才是有价值的，反之，哪怕一时效果显著，也是坏的、无价值的。
按照存在决定意识的思维方法，我们可以说，生命哲学这种意识，是在农耕文化的存在基础上产生的。农耕文化是在同一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文化，是自然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文化，是尊重传统、以史为鉴，以历史追怀替代宗教偶像崇拜的文化，是过日子的文化。过日子就要丰富多彩，有美感，不能以一种统一的模式来过，所以生命哲学非常强调多样性，修行、道德的最高境界是“空”、“无”。佛教讲“空”，此空是真空妙有，是像虚空一样能生一切、能容一切。道家讲“无”，此无是无执着，无为而无不为，“恒无欲以观其妙”。
与之相对，作为当下世界的强势文化，被命名为工业文化与后工业文化的西方文化，其实是全盘继承了游牧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游牧文化是逐资源而生的文化，是以战争为常态的文化，是今日不知明日是否还活着，因而今日有酒今日醉，对掠夺来的消费品作无度消费的文化。近现代西方的强势集团，为了争夺资源发动一次次战争，对他国资源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开发，以滚雪球式的高消费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金融资本认为战争是最好的发大财的机会，从这种思路、风格中，可以看到游牧文化的幽灵。因此，从文化上定义，这种文化应该称之为工业游牧文化，工业文化只不过是游牧文化换上的一件新的外衣而已。在游牧文化存在基础上产生的哲学是制造哲学，是必需一个造物主的哲学，是把他人都作为制造物对待的哲学，是弱肉强食、崇力而不崇德的哲学，是后来者以无情否定前者为自身生存理由的哲学，是追求统一标准、统一指挥、短期效益、喜新厌旧的哲学。
农耕文化、生命哲学在精神价值上的体现是人本主义，人和神没有绝对的界限，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游牧文化、制造哲学在精神价值上的体现是神本主义。人修行再好，成为圣徒，也只能进天堂，绝不可能成为上帝。上帝之子耶稣也与上帝有绝对的界限。上帝有用降雷火等手段责罚罪人的权柄，有末日审判的权柄，人在上帝面前有原罪。上帝的权柄来自他是造物主，造物主既然能造物，也就有毁灭他的所造物的权力。
农耕文化、生命哲学、人本主义体现为文化理念，就是和谐理念，体现为思维模式，就是建设思维；游牧文化、制造哲学、神本主义体现为文化理念，就是冲突理念，西方学者多关注文明的冲突，体现为思维模式，就是战争思维。
归纳一下，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以农耕文化、生命哲学、人本主义、和谐理念与建设思维为四大支柱。相对而言，作为当下强势文化的西方文化，以游牧文化、制造哲学、神本主义、和谐理念与战争思维为其支柱。也许，两大文化之间难以简单地比较优劣，但当世界进入可能持续和平的时期，全人类希望过安宁的日子，在和平环境里建功立业、实现自我价值，中华文化对这种人性需求的意义与作用，就越来越显得重要与无可替代。这是时代的需求，也是人性的需求。
从中国历史上看，农耕的中华民族被游牧民族在军事上打败有多次，被入侵、入主，累计时间也有几百年。但游牧民族入侵、入主以后，定居下来过日子了，就主动向中华民族同化。因为安居乐业是人性的本质要求，需要相应的文化来熏陶心灵。从当今世界看，“回归自然”、“可持续发展”、“节约型社会”、“和谐世界”、“双赢原则”的理念的提出，逐渐成为主流话语，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有识之士提出，都是新一轮游牧文化主动向农耕文化同化、合流的征兆。
所以，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是民族振兴、中国崛起的需要，不是两大文化对立的背景下，民族自保的需要，而是在这文化发展趋势中，中华民族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可能对人类未来发展贡献的精神财富。高扬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建立中华文化的话语权，就是提高人类的价值观水准，建立优秀文化的话语权。愿中华文化的普适价值的讨论，成为这一工程的良好的开端。
——作家沈善增在2008中华文化论坛上的发言稿
中华文化的普适价值，正是这些年来，我对老孔庄、儒释道的本意、心谛作研究、甄读以后，在各种场合，非常想说的一个话题。今天，能给我这样的机会，在这样的高峰论坛上就这个题目发表意见，真是非常的高兴。
讨论普适价值，首先要讨论，什么是价值？
《老子》告诉我们，我们所说的价值，是指社会价值，是对一个社会人的行为的一种评判方式。从自然人的角度，他的行为，就无所谓价值。而社会价值，就是被承认，所以，价值，一定是以他人的评判为坐标系的，没有绝对的标准。《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译成白话，就是：“倘若世界上的人都只对某种事物的好处表示欣赏，那么，遭厌恶的事物就太多了；而人人都知道怎么做是高效的，这种高效行为就不再是高效了。”
明确价值的相对性，价值以他人的评判为转移，是不是会导致价值的虚无主义呢？不会。恰恰相反，这个观点，成为中华文化独特的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先进的价值观的基础。《老子》紧接着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恒也。”意译成白话就是：有欲与无欲共存于生态之中（对同一事物，一部分人喜欢，一部分人不喜欢，一个人，喜欢一些人与事物，不喜欢另一些人与事物，今天喜欢这些人与事物，明天又不喜欢了，喜欢上了另一些人与事物，这都是很正常的），困难与容易共存于成果之中（很困难取得的成果价值就高，容易取得的成果价值就低），长与短共存于形状之中（没有长就无所谓短），高与低共存于位势之中（没有高就无所谓低），音色与声阶共存于乐音之中（一个具体的乐音，总是包含音色与声阶两个方面，而同一乐器奏出的不同声阶的乐音，与由不同乐器奏出的同一声阶的乐音，都是不同的），先与后共存于空间次序及时间序列之中。
因此，《老子》这一章提出了非常重要、在今天来看也是十分超前的哲学、政治学的观点：维护整体的统一性，必须以发扬个性与保持整体内部的多样性、丰富性为前提，而不是以压制个性、消灭差异为目标。这条原则，大到整个世界，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家庭，都是适用的。按照这条原则去相处，这个社会组织就持久、就和谐、就兴旺发达，反之，这个社会组织就短命、就冲突不断，就“物壮则老”，“不道早已”。
从这条原则的普适性，可以看到，讨论普适价值，思路不应该是去寻找几条全人类普遍公认的绝对的价值。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概念的外延越大，内涵越少，即使找到这样的普适价值，也是内容极其稀薄，或者说留下了极大的阐释空间，还是可能各说各话，各行其是，在同一个旗号下纷争不断，甚至争到你死我活。
讨论普适价值，应该是对有关价值的思考的理路形成一些基本共识。就像我们都按照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则来思考、论辩，才能使一些观点在理性的检验下定位，成为我们选择是否接受的根据。从这一点来看，中华民族在确立价值体系之初，就将普适性作为其基础。普适性不说唯一，也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最重要的原则。正是这样的价值观，使中华民族饱经风霜而历久弥新，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历史、人脉、文化未曾发生断裂的古老民族，也证明了中华文化是最具生命力的文化。
从“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的原理，引出了“和其光，同其尘”的原则。按照《礼记·乐记》中记载的孔子的礼乐观，“光”是“天”的代称，是“乐”的功能属性。“和”就是音乐中的和弦，是多种音色、声阶的音素混成的丰富而不乱的乐音。“天生之”，天的功能主生，“和其光”，就是指在创造发展方面，要多样化共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尘”是“地”的代称，是“礼”的功能属性。“地成之”，在这里是指积淀，“礼”就是积淀下来的基本游戏规则。“同其尘”，就是在基本游戏规则方面要共同遵守。“和其光，同其尘”的理念，为人如何实现价值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和光同尘”的社会，就是人能使自身价值最大化的环境。
《老子》是中国第一部站在民本立场上专对侯王说的政治哲学书。《老子》讲的是圣人之学，孔子讲的是君子之学，庄子讲的是至人之学，荀子、韩非子讲的其实是小人之学。从世间法角度说，圣人讲道德，君子言仁义，小人求名利。《老子》德经第一章（王弼本三十八章），我整理的《老子》还真本，也就是以道注德本的第一篇德章，开宗明义的第一章的第一句话：“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就感天动地，振聋发聩，从此，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就以道德作为最高标准。
这句话，意译成白话，就是：具有上等德行（政治品质）的君主不认为这高高在上的地位，就是凭自己的德行（包括功绩和本领）而取得的，不刚愎自用、不可一世；正因为这样，他可以说是真正具备了“德”的品质；下等德行的君主不愿放弃他认为是凭德行取得的一切，包括权利、地位和与众不同的物质条件，正因为这样，他实际上已丧失了“德”的品质。
这句名言揭示，价值就是被承认，但如在一次交易中，付出与获得基本相等，交易双方谁也不必对谁表示尊敬。只有某一方主动地使付出大于获得，另一方就可能对之表示尊敬。体现在交易中的价值，可以视作文化意义上被消费的价值，也就是在文化意义上无价值（无德）。只有“不德”之“德”，才是积累的价值、文化意义上的价值（有德）。因此，文化价值的高度与付出大于获得的幅度成正比。
在道德的价值标准正式提出之前，仁（博爱）、义（公平）、礼（守则）、忠（负责）、信（诚信）、善（高效）等价值标准已经提出，而且是普适性很高的标准，但道德标准一提出，就自然以道德为最高，承认道德是其他普适的价值标准的基础。为什么？因为道德就是以帮助他人、帮助众生万物依自我的天性发展、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为价值。还不仅是我追求我的理想，同时尊重你追求你的理想的权利，而是我以帮助你实现你的理想为理想、为乐趣。这样的价值观，在其他民族是在宗教里表述的，是出世法，在中华民族是世间法，是社会伦理。所以，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是出世法与世间法的统一，是精神信仰与入世实践的统一，这统一的理论上的完善、完成，是由孔子和庄子实现的。
《老子》在道德价值标准的基础上，提出“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就是无知（不自以为高明），无欲（不突现自己的意愿）、不仁（不偏爱亲近者）、不弃（不厌弃犯错误与不合己意者）、守中（保持高度公正性，同时放手让民众去自治与自我发展）。《老子》还提出，领导人要上者“处下”，强者“守弱”，大者“唯小”。具有这样品质的人，就是圣人。由圣人来担任全社会的领导人，这个社会就可能是和谐社会。
由《老子》提出，由《论语》、《易》大传、《春秋》、《礼记》、《庄子》等完善的中华民族价值观，是一个有本体论哲学基础的完整体系，普适性是这个价值体系对价值的基本要求，是价值的不言而喻的特性。在这个价值体系里，可能对他人构成侵害、压制的行为的价值是不可思议的，是和价值的定义相违背的。
这个价值体系的哲学基础是生命哲学，根据我的研究、归纳，生命哲学有七大特征：
一、认为宇宙（世界）的本原、本体是最大的生命，具有生命的一切指征。其根本性质，借用物理术语来说，就是一片动力。
二、任何生命个体都具有两种与生俱来的特质。一者是能够创造出无限可能性的生命活力。这是一种来自本原、本体的动力，或者说是本原、本体动力在生命个体中的体现。另一者是每一生命个体的局限性以及同一层次生命群体的共同局限，与所有生命体无不具有、无法避免的局限性。
三、修行，提高生命的质量，提升生命的意义，就是打破、消除生命个体的局限，趋于本质的同一与永恒。“吾丧我”，这是东方哲学的出发点与归结点。
四、生命哲学中，第一性的是本原、本体动力，第二性的是结构，包括物质结构与精神结构。其逻辑构成为立体的、分层次的。高层次者体现在一切低层次者之中，而低层次者之总和不等于高层次者，与西方哲学中“实在为一切存在之总和”的平面逻辑构成不同。
五、生命哲学常对概念进行动态的、功能性的界说，以与把活泼泼的生命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相适应。而西方制造哲学则习惯对概念进行静态的、定性定量的界定，这与其把一切当制造物来研究的思想方法密切有关。
六、生命哲学认为一切生命体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平等的，再大再强的生命体没有权利压迫、消灭再小再弱的生命体。因此，主张和谐、共存，求同存异；认为只有生命体自身觉悟，才能得到彻底解脱。
七、东方哲学是四维思维的哲学，时间维度不仅为认识论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思路，而且为价值观提供了一条基本的标准，如“恒”、“久”的标准。行为产生的结果能恒、能久才是好的，才是有价值的，反之，哪怕一时效果显著，也是坏的、无价值的。
按照存在决定意识的思维方法，我们可以说，生命哲学这种意识，是在农耕文化的存在基础上产生的。农耕文化是在同一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文化，是自然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文化，是尊重传统、以史为鉴，以历史追怀替代宗教偶像崇拜的文化，是过日子的文化。过日子就要丰富多彩，有美感，不能以一种统一的模式来过，所以生命哲学非常强调多样性，修行、道德的最高境界是“空”、“无”。佛教讲“空”，此空是真空妙有，是像虚空一样能生一切、能容一切。道家讲“无”，此无是无执着，无为而无不为，“恒无欲以观其妙”。
与之相对，作为当下世界的强势文化，被命名为工业文化与后工业文化的西方文化，其实是全盘继承了游牧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游牧文化是逐资源而生的文化，是以战争为常态的文化，是今日不知明日是否还活着，因而今日有酒今日醉，对掠夺来的消费品作无度消费的文化。近现代西方的强势集团，为了争夺资源发动一次次战争，对他国资源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开发，以滚雪球式的高消费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金融资本认为战争是最好的发大财的机会，从这种思路、风格中，可以看到游牧文化的幽灵。因此，从文化上定义，这种文化应该称之为工业游牧文化，工业文化只不过是游牧文化换上的一件新的外衣而已。在游牧文化存在基础上产生的哲学是制造哲学，是必需一个造物主的哲学，是把他人都作为制造物对待的哲学，是弱肉强食、崇力而不崇德的哲学，是后来者以无情否定前者为自身生存理由的哲学，是追求统一标准、统一指挥、短期效益、喜新厌旧的哲学。
农耕文化、生命哲学在精神价值上的体现是人本主义，人和神没有绝对的界限，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游牧文化、制造哲学在精神价值上的体现是神本主义。人修行再好，成为圣徒，也只能进天堂，绝不可能成为上帝。上帝之子耶稣也与上帝有绝对的界限。上帝有用降雷火等手段责罚罪人的权柄，有末日审判的权柄，人在上帝面前有原罪。上帝的权柄来自他是造物主，造物主既然能造物，也就有毁灭他的所造物的权力。
农耕文化、生命哲学、人本主义体现为文化理念，就是和谐理念，体现为思维模式，就是建设思维；游牧文化、制造哲学、神本主义体现为文化理念，就是冲突理念，西方学者多关注文明的冲突，体现为思维模式，就是战争思维。
归纳一下，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以农耕文化、生命哲学、人本主义、和谐理念与建设思维为四大支柱。相对而言，作为当下强势文化的西方文化，以游牧文化、制造哲学、神本主义、和谐理念与战争思维为其支柱。也许，两大文化之间难以简单地比较优劣，但当世界进入可能持续和平的时期，全人类希望过安宁的日子，在和平环境里建功立业、实现自我价值，中华文化对这种人性需求的意义与作用，就越来越显得重要与无可替代。这是时代的需求，也是人性的需求。
从中国历史上看，农耕的中华民族被游牧民族在军事上打败有多次，被入侵、入主，累计时间也有几百年。但游牧民族入侵、入主以后，定居下来过日子了，就主动向中华民族同化。因为安居乐业是人性的本质要求，需要相应的文化来熏陶心灵。从当今世界看，“回归自然”、“可持续发展”、“节约型社会”、“和谐世界”、“双赢原则”的理念的提出，逐渐成为主流话语，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有识之士提出，都是新一轮游牧文化主动向农耕文化同化、合流的征兆。
所以，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是民族振兴、中国崛起的需要，不是两大文化对立的背景下，民族自保的需要，而是在这文化发展趋势中，中华民族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可能对人类未来发展贡献的精神财富。高扬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建立中华文化的话语权，就是提高人类的价值观水准，建立优秀文化的话语权。愿中华文化的普适价值的讨论，成为这一工程的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