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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写春秋  缜思明教训

——汪中求、王筱宇新作《1750-1950的中国》读后

沈明明/文

所谓的历史研究，只是个笼统的说法。因为，所谓的“研究”，最终至少可能出现三种结果（学术界则通常称“研究成果”），一是在某种意义上回到历史事件“本身”，这类研究是在“说”历史；二是在历史事件之间架设某种“联系”，这是某种程度或层面上的“看”历史；三是寻找历史运行的逻辑规则，从而直接服务于现实生活，让后人能以更高更广阔的视角，最大限度地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训，古人所说的“以史为鉴”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到了这一阶段，才称得上“懂”历史。

汪王两先生的大作《1750-1950的中国》（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1月），一开始便宣布，“这不是一本历史普及读本……（我俩）并不从事历史研究”，读者只是在读完该书后，才忽然明白他们的宣言，是在向传统的“历史研究”的学腐气和擅长于摆弄历史资料的“资料员”们说一声“不”，他俩的宣言是，我们不是“说”历史，可能还不是“看”历史，我们的目标是“懂”历史。

现代解释学断言，“历史”只在人们的心中，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是的，对于时间上“流逝”或“过去”了的一幕又一幕的事件，是永远不可能追回和还原的，每一个人都只能凭着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理智能力去会意“历史”，当然这经过咀嚼和酸蚀了的“历史”，不再是那流逝了的东西的客观再现了。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下面的有疑问的事实，也就变得顺理成章地好理解了：中国，为什们会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历史学家”？电视讲坛上的各类“历史”题材的讲演，为什们能赢得如此众多的、读书的不读书的、知识的非知识的看客们的广泛兴趣？看来，“历史”，不仅可以变成一些人的饭碗，还可以变成多数中国人的玩耍娱乐对象！

“懂”历史，已经超出了多数意义上“历史研究”的意义，因为它不是真的回到“过去”，不是将桩桩件件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来一番从头到尾的清算或注解；“懂”历史，要求站在现时代的历史高度，以唯物史观的原则方法，清晰地勾画出历史弯曲逶延所走过的艰难历程背后隐藏的逻辑线索；“懂”历史，还需要智慧地将历史“刷新”为“现实”，也就是说，不能将历史看做是关进博物馆的陈列品，不能将它看成是堆满遗骸的“死人战场”，相反，真正属于历史的，永远是鲜活地生存于现实之中的，现实，即是历史的“实现”。我们今天的生存状况，首先是历史创造的结果。比如说，那个满清王朝，时间上已经过去，可康熙乾隆们并没有真正死透，因为，想一想今天在开放改革上所遭遇的种种挫折和阻力，开放的步伐是如此的沉重，人们自然可以会意到历史原来是多么的鲜活！

印在该书封面上有一组数字：“175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9%，195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9%”，按照这一通行的经济评价指标，短短的两百年，中国经济下滑速度的迅捷的确令人扼腕叹息甚至痛心疾首。清算这段历史，谁应该领罪受罚?康熙？乾隆？西太后？李鸿章？蒋介石？人们可能点点头，又可能摇摇头。

历史是各种文化力量拼搏较量的结果。有人形象地将文化的结构整体，比喻为一个鸡蛋。鸡蛋，由外而内有蛋壳、蛋白和蛋黄三个层面，相应的是，文化由外而内也有三个层面：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越是表层，越容易变化，而越是深层，便越难改变。表面上看，近代中国是输在没有近代工业，没有近代军事，没有“坚船利炮”上；接着看，有可能是输在没有君主立宪、开设议会、三权鼎立上；再接着看，辛亥革命也算成功，但是，大业似乎还远未完成，因为，革命的目的依然没有实现。

近代史有一个公认的基本框架，断代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那一年，是中国因为落后而遭遇挨打的时间起限，然后的不断挨打便顺其自然了，就像远嫁他乡而无力自援的小媳妇。史实是如此，但这并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汪王之书给了读者一个全新的逻辑关系：1840年开始的命运只是大清帝国前期政治和文化积蓄的一个逻辑结局！在强敌面前，后来爱新觉罗氏之所以搂着“祖制”、“国粹”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哭泣，是因为他们爷爷们因为面上的辉煌而麻木、臆断、自闭的必然结局。可悲的是，“康乾盛世”，一个令人迷醉的历史名词，暗含了多少真实的历史玄机，当然是包括康乾们本身深情关注而又无法预知的历史奥秘。

康熙也好，乾隆也好，都是中国历代政治家中的勤政务实典范。但是，他们无法理解工业革命的意义，无法理解机器对文化的变革性的影响，无法预计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们的时间、效率、效益、成本、价值、市场等等观念将遭遇的历史性后果。我过我的日子，你玩你的机巧，你能奈我若何？这一政治和文化心态不是康熙乾隆们的发明创造，事实上已经扎根了几千年。经验主义的思维惯性是，前天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也可能发生，前天昨天没有发生的，则今天也不会发生。如果某棵树曾经撞死了兔子，隔三差五的总会有人到那棵树下去转悠一番的；而下一次瓦斯究竟在哪个煤窑爆炸，却少有关心，大多需要要等到事后启动的“应急机制”去搪塞应付。瓦斯还是会爆炸的，就像洋人的武装船队还是开到了大清帝国的家门口。康乾盛世的逍遥太平一夜之间成为后人无限深情追念的记忆。

如果你一顿需要吃上五个烧饼才够，你不应该只感谢第五个烧饼，因为前四个已经帮你垫底了。历史危机也是如此，它同样具有一个量的积累过程。而无视这种“量”的积累，正是源于我们的文化心理（心理文化），也就是文化中最稳定最深层的核心部分。

表面上看，汪王大作只是停留于某些历史故事的文学描写，是取悦于读者的故事会甚至是编年“野史”，不过，经过咀嚼，才品味到隐藏其后的深重而深刻的文化批判和心理反思。谁是中国人？鲁迅说是阿Q！汪王通过书中扮相各异的人物告诉我们，中国人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拥有重义轻利、耕读持家的道德人格；拥有守雌示弱、能屈能伸的人生幍略；拥有恪守传统、祖宗崇拜的价值取向；拥有层级鲜明、安分守己的人际关系；拥有随遇而安、深沉内敛的生存方式；拥有知行统一、崇尚经验的思维方法；拥有模棱两可、言外有意的语言天赋；拥有安居乐业、均分财富的社会理想……

中国文化将中国人塑造成这张特定的脸，它曾经使中国成为拥有广袤空间和人丁兴旺的帝国乐园。然而，还是这一文化，它的自闭、内敛、拘谨、稳重和保守，终于使庞大的帝国没能幸运绕过那场历史危机。是的，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或历史屈辱，究竟应当从哪里寻找最终的原因，我想，答案已经有了。

成功的经验总是好总结的，听起来也顺心顺耳，比照之下，失败的教训却总是云遮雾罩，因为，说起来总是那么的摸不开脸面。近日书市上一系列的“大国的崛起”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如果来一系列的“大国的倾覆”能不能拥有同样多的读众呢？

汪王大作，语言流畅，叙述细腻，鲜活灵通，很有阅读的快感。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仅仅是某种美文，大可不必通过自揭伤疤去享受。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充满未知的明天，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心理文化，我们应当如何地进行精神层面上的重建？我想提醒读者的是，上述问题的答案，你或许在不经意之间能从中悟到。

汪中求先生已经是现代中国名人，那本《细节决定成败》人均拥有量已经很高。不过，只有在读了这本书之后，读者才可能明白，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需要多么深厚的积累和深刻的思索；王筱宇先生学贯文史哲，长期默默潜心于人文研究，其学识的精致和视线的敏锐，在阅览了《1750-1950的中国》之后，相信无需我再说什么多余的话了。

（作者为九江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