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芬好端端的怎么会自杀？

    －李树芬是被强奸的；

    －警察多次硬抢尸体、破坏现场，企图掩盖事实；

    －李树芬死亡的元凶是县委书记的亲侄女，另两个男生和派出所所长有亲戚关系，还有传闻说，元凶是副县长的孩子；

    －死者的叔叔、爷爷、奶奶被打住院抢救；

    －其婶婶被剪去头发关押到派出所，她的叔叔在与公安人员的争执中被公安人员打伤；

    －死者亲属向政府讨公道时，政府官员避而不见；

    －……

    6月28日16时，死者亲属及其相关人员300余人打着横幅在瓮安县城游行，部分群众尾随队伍前行，人越来越多，游行人员到县公安局办公楼前聚集，前排的人员情绪激动，用矿泉水瓶、泥块、砖头袭击民警，并冲破民警在公安局一楼大厅组成的人墙，打砸办公设备、烧毁车辆，并围攻前来处置的公安民警和消防人员，抢夺消防龙头，剪断消防水带，消防人员被迫撤离。后对瓮安县委和县政府大楼进行打、砸、抢、烧，整个过程持续近7小时。共造成县委大楼被烧毁、县政府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4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42台交通工具被毁，共造成150余人不同程度受伤。

    这可以说是一起很严重的事件，按照过去的概念，这就叫“造反”，但看到这些基本情况，我们不禁要疑问：

    －死者家属为什么对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不满意？

    －为什么会有这些流言？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普通老百姓宁愿相信流言，而不相信政府发布的信息？

    －为什么大量民众敢于冒着“造反”的罪名，冲击党委、政府、公安机关？

    －……

    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说的，这背后必有深层次原因。

    我想，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多种纠纷相互交织，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等应该是这起事件的基础。从这起事件，更应该反思当局的执政危机。

从执政理念来看，需要非常明确，民众是客户，客户让渡部分私权，才有了政府公权，客户缴纳税金，才有了政府开支，民众投票选举，才有了政府官员，这是一个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但限于历史文化和现行体制因素，导致多数政府官员，尤其是中下层政府官员，没有建立起这个基本逻辑概念，还是“革命党”思维，而不是“执政党”思维，不是将民众看作客户，而是高高在上，视民众为统治对象，视民众为对立面，稍有不同声音，就可能将民众视为刁民，不关注民生，不重视民意。这样的执政理念，就不会有客户为上帝的意识，就没有服务的理念，就不可能提供令民众满意的公共服务。

    从执政方法来看，不重视民意表达的渠道，是积累民怨的重要原因。按照市场规律，客户需要有投诉的途径，但地方政府缺乏这样的机制和渠道，才导致很多人跑到北京上访。如果从沟通民意的角度看，民众上访，其实是发现问题，改进工作的机会，而不是制造麻烦，正如商业理念，只有5％的不满意客户会投诉，95％的客户虽然不满意，但选择了沉默，但你也就永远失去了这些客户。但现在的做法是，拼命堵住上访人员，等于自己堵住了沟通渠道，如果连真实情况都不能了解，更谈不上有效地疏导，积累多了，民怨无处释放，极有可能选择暴力行动。另一方面，政府信息不透明，一直是个大问题，垄断信息就等于垄断了权力，长期以来的执政方法，导致出现重大事件时，本能地选择封锁消息，不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和强度，必然给流言留下了空间。过去政府可以控制传统媒体，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政府是无法全面控制信息传播渠道的，而且传播速度也是极快的，因此，不改变过去的执政方法，总想习惯性地封闭信息，只会欲盖弥彰。而相反的是，选择及时公开，反而容易取信于民，变负面为积极，这次四川大地震，媒体和政府的做法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从执政能力来看，很多政府官员执政能力很欠缺，这与政府官员的选拨机制有很大关系，有执政能力的人不见得能够提升上来，提拔上来的人不见得有执政能力。

    事件之后，很多事情值得反思，如果仅仅将这起事件归结为黑社会的煽动，仅仅忙于打击一些不法分子，而不从深层次找原因，那不会有根本改变，类似事件还可能发生。

    转变执政理念，改变执政方法，提升执政能力，是艰巨而急切的任务。

名言警句

Advice when most needed is least heeded.
最容易忽视的建议往往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