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

“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

——卡尔·马克思

0.1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学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成就的取得却更像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经济学者至今尚未系统地提出过能够直接指导中国经济实践的完整理论，自然也不可能对这一伟大实践给出清晰明了的理论指引，在中国，经济实践已经走在了经济理论的前面[2]。尽管如此，仍有一部分经济学者将其暧昧地归功于西方经济学[3]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变革[4]，另一些经济学者将其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5]，还有一些经济学者进而得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观点[6]。

虽然不应否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及共通之处[7]，但二者之间的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异不应被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出发揭示剩余价值和垄断利润，其哲学基础是唯物论与辩证法；西方经济学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分析边际效用和一般均衡，其哲学基础是唯心论（人性论或是披上心理科学外衣的人性分析）与形而上学。需要指出的是，哲学基础的根本不同，或者说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差异，使得任何企图抹平鸿沟并进行调和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毋论二者孰是孰非，用以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却不能长期如此：一方面宣称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另一方面却用曾被痛斥为“庸俗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观点去解释和说明具体实践，而貌似独树一帜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则以应用个别来代替理论一般，以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否定理论本身的普适性，其荒谬程度丝毫不亚于试图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理学”的理论框架[8]。语言学家G·弗雷格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一种论述越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其作者的民族性也就越不容易被辨认，也就越容易被翻译[9]。这一具有哲学意蕴的结论对于经济学研究也应当是适用的！

但如此一来，“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这一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却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的现实彷徨[10]：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学者偏安一隅、孤芳自赏，耽于训诂考证和引经据典，越来越远离丰富多彩、正在创造着历史的社会现实；而更多热衷风雅、紧跟时尚的经济学子则在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地追逐着所谓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前沿，从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博弈理论到……从布坎南、科斯、诺斯、张五常、纳什到……这似乎印证了马克斯·普朗克的一句名言：“新的科学理论不是靠通过说服反对者而获胜，它的最后胜利是由于反对者们终于死去而赞同它的年轻一代成长了起来！”[11]

果真如此，那为什么阿尔弗雷德·艾克纳还会大声地疾呼：西方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12]？为什么乔治·斯蒂格勒还会苦涩地直言：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就其社会作用而言，仍然只是一些“说教者”[13]？为什么冈纳·缪尔达尔还会尖锐地批评：专业经济学家无法写出和说出普通人能够理解的东西，而只能在其小圈子内写作和交谈[14]？为什么阿加·克莱默还会深刻地指出：当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主要问题是，那些卓越的经济学家不仅在理论、经验、政策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上众说纷纭，而且这种分歧已经到了互不理解和互不交流的境况[15]？

引注见戴天宇老师著作《经济学：范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