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从19世纪末的泥淖中走来，几经跋涉，薪火相传，终于在20世纪得以勃兴和成熟。伴随着“五四”科学与民主的虓声，中国文坛以《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等作品为先导，开始实现与国际报告文学的接壤，中国随之成为报告文学的泱泱大国。
弹指一挥，20世纪闪耀着它最后的光芒如流星般划过。当我们抵达世纪之巅迎接新时代的曙光时，蓦然回首，发现我国报告文学发轫之初便满载着中华民族的苦难，涌动着燃烧的生命激情。新时期报告文学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显示出深博的历史反思和现实忧患。它没有妖冶的色彩，却具有现实生活的严峻美；它没有虚幻的浪漫，但拥有泥土般真实的芬芳；它不崇尚小桥流水的柔情，但追求沧海式的沉雄与宽广；它傲视银铃般的浅笑，只俯首聆听时代的忧愤与呐喊；它拒斥“小荷才露尖尖角”式的含蓄，而有着无比的坦诚与犀利。
实际上，正是现实的苦难和作家对于苦难的忧患，才促使“报告主体”发现和返回作为自觉化的精神存在物的自我与类自我，进而思及种族与泛种族的生存境况与价值，以谋求优化社会结构，净化人类心灵，美化生活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救赎意识本质上是苦难意识、忧患意识以及建筑其上的参与和变革意识的趋进行为。参与社会，变革现实，超越苦难、传统与小我，进而谋求更高的和谐及合规律合目的的前景，是新时期报告文学救赎意识的根本价值取向。
一、天人矛盾的理性调解──自然的救赎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初始依据。认识自然，把握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是人类始终不渝的追求。但人们直到今天才清醒地认识到，驾驭和利用自然的最高境界就是最大限度地争取与之互利互惠、和谐相处。
问题在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现代社会需求的恶性膨胀，更多的人变得急功近利，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扭曲了生态环境，甚至开始了不计后果的野蛮攫夺，从而导致人类对自然属性的严重误读，人为加剧了天人矛盾。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自省精神与忧患意识使之有可能敏锐地捕捉来自自然界的种种显性或隐性提示，并迅速而直率地向人们发出警劝。这种醒世与劝谕功能，使报告文学再次走在新时期文学的前列。沙青等作家首先听懂了大自然的语言，在《北京失去平衡》中就北京地区水资源短缺的严酷现实作了冷峻反思。作者指出：“我望见了自然界虎视眈眈的眼睛，听到了自然界咬牙切齿的诅咒”，“向往着找到这80年代剧烈演变着的城市终归会和自然界重归于好的答案”。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对长江污染问题提出严正警告。郭传火《汪洋中的安徽》对水灾的忧戚，雷收麦《红色的警告》和杨民青等《大兴安岭大火灾》对火患的追问，以及《西部在移民》之类的作品，无不体现出对于人类生存依据以及生存现状的守护意识和忧愤心态。《伐木者，醒来！》鉴于“阳光和月光下的砍伐之声，遍布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的可怕事实，徐刚悲怆万分，慨然陈辞：“在失去森林保护之后，地球顿时变得脆弱、郁郁寡欢，甚至有点神经质，易于动怒，因为地球自身的失落，地球上的居民你能心平如镜吗？你能怡然自得吗？你能自强不息吗？你能永保平安吗？”
这种关于环境、人口以及生存问题的凝重审视，显然是人性关怀及地球意识普遍增强的结果。科技文献出版社“贵耳丛书”中的《谁能供得起中国所需的粮食》、《人满为患》、《塑造未来的大趋势》等作品以及西北沙暴、华北泥雨、南海赤潮等严重态势（有数据显示，赤潮现象在我国近海日趋频繁，60年代以前只发现4次，70年代达到15次，80年代以来猛增至260次），已经表明新时期报告文学关于天人矛盾的调解努力绝非多余。
在新时期报告文学自然救赎型作品中，还体现了征服自然、开发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未来眼光与开拓精神。这类作品放眼全球，注目未来，超越性企图更为明显。《沙海壮举》、《塔克拉玛干：生命的辉煌》等作品，表现了人类进军沙漠的信心和能力。《挺进公海》、《冰海沉船》之类作品则宣告了科学开发海洋和南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冰海沉船》，真实而艺术地报告了人类征服南极途中的悲壮与豪迈，具有浓烈的生命意味。蒋家伦以过人的意志、坚强的毅力于冰海脱险，用英文写出《南极爱丽丝海峡、鲍顿湖浮游植物的研究》、《南极近岸附着硅藻季节变化及生态》以及用中文写作的《南极微型浮游生物的研究》等论文，从而谱写了一曲人类认识自然、接近自然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壮丽乐章。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救赎意识在自然层面的觉醒与明朗化，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展与成熟。意大利人类学家贝恰深刻指出：“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在分析有关人类所处的状态及其可能导致的命运等复杂的情况时，应当选择的着眼点必须能射穿整个人类体系的核心，而且要真正具有全球性的视野。这只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才有可能。”【1】我们同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一样希望，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人类的聪明才智不至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中得以错误地运用。
二、“后窗”现象的深度探视──灵魂的救赎
人是自然与社会的主体。伴随着新时期前进步伐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两个文明建设，另一方面又难以避免地生发了若干侵蚀主体灵魂的负面效应，亦即社会的“后窗”现象。新时期报告文学以义不容辞的使命感率先敞开社会的“后窗”，紧追、深挖、揭批并努力拨正这些不良因素，显示了灵魂救赎的卓然风采。诚如荒煤所言：“作家出于义愤和良心，有了强烈的责任感，就随手选择了一种比较轻便而又有力的武器来进行战斗，便往往挑选了报告文学这种样式。”【2】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社会与灵魂救赎是诚挚、全面和富有深度的。大凡生活中一切非健康、反进步以及违背现代生命意念的思想作派，都被纳入报告视野予以放大，以求准确诊断并获得疗救上的最佳效果。可以认为，从《哥德巴赫猜想》开始，这种救赎就启动了。继之而来的《命运》、《线》、《正气歌》、《划破夜幕的陨星》以及《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祖国高于一切》、《与祖国的文明共命运》、《橘》、《胡杨泪》等作品，站在政治和民族的高度，对那个异化年代作了整体性反思。作家们对曾经有过、现未绝迹、将来或许还会有的反人性、非人道以及践踏真理的丑恶行径，作了无情的挞伐，表达了对理想、道德、正义和良知的强烈吁求。这类作品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和现代人文精神在文学中的敏感投射，无疑又反过来深化与强化了作家主体的自觉意识和作品的理性力量。《忧患八千万》、《中国：与贫国决战》等，将“贫困”与“温饱”作为重大社会问题予以检视，其人文关怀尤显浓烈。《毕竟东流去》、《检查官汤铁头》、《无声的浩歌》、《失控的权力》、《权力的魔方》、《“岭南虎”的毁灭》、《弥天大谎的破灭》、《没有家园的灵魂》等反腐“文告”，把新的历史条件下腐败与反腐败话题提上批判日程，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表达了有能力逐步解决问题的必胜信念。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灵魂救赎在《恸问苍冥》、《南京大屠杀》、《历史沉思录》、《亚细亚怪圈》、《阴阳大裂变》、《罂粟之狱》、《人鬼之战》、《世纪之泣》、《恶魔导演的战争》等作品中达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超越。这些作品，或回眸历史，或注目现实，紧随时代又超越时代，尊重自我又超越自我，驻足本土又跨越国界，以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泣血文章，传达了现代公民对个人、家庭、民族抑或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沉重思考，具有撼人魂魄的震慑力量。
很明显，上述作品的“类经典”效果，取决于对象选择的公众性、普遍性和热点性，同时与作家的洞察力、人性深度和社会勇气密不可分，因而能够引发阅读中的强烈共鸣，产生社会轰动效应。面对关涉万家忧乐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时弊，霍达拍案而起，怒中剖责：“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但中国曾有过数千年的私有制历史，私有制的本质就是一个‘私’字。千百年来的农业国造成了自私和狭隘。闭关太久，突然开放，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自私和狭隘极易和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结成姻亲，生出怪胎，丑态百出，还得意忘形，自以为‘时髦’呢！”字字铿锵，句句千钧。《人生环行道》、《知识的罪与罚》以及《对话录──记者·山民·佛》之类的作品，各自从不同角度对现实境遇下人的现实命运作了深层次思考。它们既不乏前述报告文学的深重忧虑，更表现出走出“忆旧情绪”进而指向未来的改变性努力，其现实参与感和批判的当下性至为强烈。《法兮归来》所代表的价值准则，无疑是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十分必要的。作品在指出主持公道者被迫退居二线、刚直的法官不再问案、屡办错案的人反被提升的荒唐事实之后，痛斥执法者不懂法、不依法、以官代法、以权代法、以言代法、有法不依、有错不纠、甚至不分青红皂白草菅人命的“后窗”行为。作者最后深情呼唤──“让我们用法律的圣水洗掉那些亵渎法律的污垢吧！”入情入理，日月可鉴。
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同样堪称新时期灵魂救赎类报告文学中一篇不可多得的作品。通过丐帮这个光怪陆离的特殊世界，作家以写实手法突破性地塑造了“魔术师”、大师兄、二师兄、小天津、小东北、老吴、叫驴、老三毛、“五合板”等系列乞丐形象，并凭借这幅丐帮风俗画和盲流全景图，包容了极其丰富的社会信息。作品要么借人物之口表达种种现实忧虑，要么直抒胸臆，将贫穷、愚昧、懒惰、肮脏等丑陋面由边缘置于前台，呼吁所有家庭、所有的成人留心流浪儿那一张张病态的脸。作者忠告，若不尽快用光明去烛照乞丐，用温暖去融化乞丐，终有一天，“黑社会要在文明的座椅下爆炸”。
类似的作品不胜枚举。事实上，社会与灵魂的救赎已经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写作的基本主题。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报告文学之为报告文学，不是因为它有着直接参政议政、瞬间改变现实秩序的能量，而是因为它以独特的艺术方式率直而迅捷地报告具有时代前沿意义的巨变微动及各色主体真实的活动境况，从而以自我方式召唤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共同觉醒。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救赎情怀使之有可能在现实即将成为历史之前以最准捷的体认和最明快的色调予以把握。报告文学作家郭慎娟的话应该很有代表性──我早年毕业于医学院，接着作了10余年的白衣战士，“但是时代的风云，又在心里唤起另一种使命感，转而对人的灵魂比对人的躯体产生了更大的关注。”【3】
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已经以极其有力的多元方式敞开了社会的“后窗”，检视了其中的“病灶”和非健康状况，发出了社会与灵魂救赎的执着呐喊，并且，这种呐喊业已经引起了“疗救的注意”。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更加漫长的灵魂塑造工程中，报告文学作家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用福克纳在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发表的演说来评价报告文学的业绩显然是适宜的：“诗人和作家的天职，是借着提升人的心灵，鼓舞人的勇气、荣誉、希望、尊严、同情、怜悯和牺牲这些人类一度拥有的荣光，来帮助人类永垂不朽。”【4】
三、知识文明的着意保留──文化的救赎
世纪之交的热门话语之一是“泰坦尼克号”。1912年4月15日，被誉为现代文明象征的“泰坦尼克”葬身海底。就在一代神话被无情击毁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无尽的思索。86年以后，美国好莱坞投资近2亿美元推出反思型报告电影《泰坦尼克号》。该片一经公映，便迅速由欧美波及全球，成为人类跨世纪话题中带有原型意味的“集体意象”。
人们似乎意识到，当今许多人的情绪与“泰坦尼克”沉没的时代颇为类似，即肤浅地沉湎于既有的科技文明和暂时的成功，而缺乏内在的清醒和迎接未来的准备。德国一家报纸尖锐指出，“泰坦尼克”的旧话重提正是一种警示：如果看不到眼前迎面而来的“冰山”，不能居安思危，灾难就可能临头。【5】这种反思中的危机意识在我国新时期报告文学中得到了印证。为阐述的便利，本文称之为类“泰坦尼克”情绪。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文化救赎行为体现了整体“超度”企图。这种超度，是也必然是以对未来的准备心理作基础的。历史与现实的苦难，自然与社会的忧戚，势必诱发思考着的主体的创新意念，以期达致理想的彼岸。而报告文学的此岸性──对现实社会的深刻介入，又使其不可能像抒情诗和浪漫小说那样迷醉于自我虚构的乌托邦世界。于是，对未来可能和必然的期许便成为超越现实苦难，调整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矛盾关系的中介性策略得到文化上的认同。
新时期报告文学在文化层面的救赎意愿，是现代报告文学的高级追求。一大批知识分子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集中显示了世纪交替的临界状态人们对于文化精英及其精英文化的着意保留。正如孟晓云等在《还是那双眼睛》中阐释的那样：“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标志。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民族是愚昧的，一个愚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而，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崇尚文化精英和精英文化，进而向优秀文化范型的群体性靠拢，这是几千年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整个人类的光明归宿。
与知识救赎密切相关的是教育救赎。苏晓康、黄传会、杨晓升等堪称教育反思型报告文学作家专业户。其实，教育及其体制的反思本质上就是知识文明的救赎行为。这方面，《中国的“小皇帝”》、《中学生的情感世界》、《多思的年华》、《黑色的七月》、《大学生迷离变奏曲》、《学生恋爱报告》、《神圣忧思录》、《教育面临挑战》、《希望工程纪实》、中国教育，还等什么》、《拷问中国教育》、《我的课桌在哪里》、《中国新教育风暴》等诸多作品体现了可贵的探索精神和前瞻意识。涵逸针对越来越突出的“四二一综合症”，敏锐看出，眼下的独生子女们，20年后将纷纷走上工作岗位，活跃在中国舞台上，续写中华民族的历史。正因为如此，父母对孩子的养育就不是简单的个人和家庭小事，而是关系到缔造怎样的历史的大问题。陈冠柏就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提出疑问，希望能“把选择留给青年，把安宁还给家庭”，期盼对人类文明知识的不文明方式的追逐早一天消亡。苏晓康等面对严峻的中小学教育危境，从历史的角度严肃追问：“曾几何时，历史已成重荷，文明也显古老；我们欲求自强不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那文明传递的神圣伟力，那如孔子作为教育家的‘不怨天、不尤人’的执著精神而今是否依然存在？”上述作家的危机感及其作品中的危机意识，无异于晴空响雷，炸坍了国人早已习以为常但又十分脆弱的优越感，促人惊醒，催人奋发。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类“泰坦尼克”情绪在诸如《啊，玛纳斯》、《敦煌之恋》、《东方佛雕》、《播鲁迅精神之火》之类的作品中也有独特体现。这类作品，直接从正面讴歌了文化救赎与播火行为，其文化“接力”心态更见迫切。何启治、刘茵的《播鲁迅精神之火》，以深沉的文化关怀，饱含激情地报告了新版《鲁迅全集》的诞生经过。作品充分认识到，鲁迅──中国文化界的普罗米修斯，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是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在大夜弥天的黑暗中，其作品就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照耀着中国人民在刀光火色衰微之中，瞥见了薄明的天色；他几十年如一日地战斗不息，将剑戟刺向各种腐朽势力，把海洋般宽厚的爱献给人民。作者指出，“鲁迅给我们留下的400万字的著述，是我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我国民族文化的魂宝，也是世界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因而，整理出版《鲁迅全集》，便是最高尚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救赎行为。
居安思危，危而思变，在现实与未来之间架设攀升的阶梯，这是本世纪最后20年文化忧患意识在报告文学中的艺术投影。而今看来，就原创意义而言，报告文学的至美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其锄奸挞恶、呼唤和谐、追求超越的动天地、惊鬼神的救赎力量。
新时期报告文学关于自然、灵魂、文化等多层位的救赎努力，再次激起全社会新的生活热情。这说明，通过人自身的调适与争取，我们的生存空间及生存状态具有可救性。同时表明，肯定性的积极趋向常常是以痛苦的否定性评价为前提的。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与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6】这是对新时期报告文学健康救赎行为的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剧变、动荡和革命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人生哲学都有了激变。我们目睹古老文化传统的碎裂以及完全不同的思想流入。我们得在一个全球性通讯的以及无止境的思想多元化的世界寻求我们自己。”【7】当此之时，救赎已然成为具有崭新蕴含的时代语境。
此种语境，必然带来以虚构为基本元素的远离现实生活的“隔离”性作品在接受者方面的淡化倾向，导致以现场目击、口述实录、图像直观等为基本操作理念的艺术格局的形成──这便是业已开端、正不断深化的大报告文学(包括广义的非虚构性亚报告文学)创作路线。不难预见，这将改变沿习已久的文学观念，并最终引发文学史的重建。
【参考文献】
[1]池田大作、奥锐里欧·贝恰合著：《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2]荒煤：《让事实说话》，载《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4期。
[3]参见《1985～1986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下)，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5页。
[4]转引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5]参见白水、青山：《魅力不衰的“泰坦尼克”》，《光明日报》，1998.4.15.
[6]转引周国华、陈进波编：《报告文学论集·前言》，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