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文坛“陕军”横空出世，大有抢领霸主之势。一时间，评论家们禁不住惊呼——陕西，确乎神奇的土地！其中。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堪称“陕军”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作为转型期文化意识小说的经典文本之一，陈忠实的《白鹿原》及其精深的审美意象，显然应该成为文学批评家的重要解读对象。

一、“羊肉泡馍”派与角色意象

“秦中自古帝王州”。陕西，黄帝在此发祥，周王朝奠基于此，秦皇、汉武的霸业，大唐盛世的辉煌均成就于这片灵山俊土之中。因此有人赞叹：“大部分令后人自豪的中国历史，都刻在这块厚土上了！”^【1】据史书记载，“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2】自唐以降，中国的政治中心开始向东南转移，然而，生长在陕西这块土地上的刚烈不屈的个性和敦厚质实的民风却并没有因此而破碎、泯灭。仅就文学创作而论，陕西作家大都能够直面现实，正视历史——路遥的深刻，贾平凹的奇崛，陈忠实的凝重……这是真正的“陕军”，世纪末中国文坛的实力派。特别是陈忠实，其创作风格更显“羊肉泡馍派”的鲜明本色——顽强、坚韧。所以又有人说，如果你想领略黄土高坡的神韵，你大可不必亲临现场，只要看看陈忠实的那张脸以及那本《白鹿原》就足够了。

事实正是如此。《白鹿原》既出，好评如潮。张锲同志高兴地说，《白鹿原》给了他多年未曾有过的阅读快感和艺术享受，使之体味到“初读《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红楼梦》时的那种感觉”^【3】。当时旅居法国的画家范曾，偶读《白鹿原》，便赞叹不已——“一代奇书也”。1993年盛夏，陕西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袂举行《白鹿原》讨论会，盛况空前。事实上，即使是十年之后，《白鹿原》中透射出的雄健的生命、丰厚的文化、独特的风俗、冷静的叙述以及睿智的表意策略等，仍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这正是名著的魅力所在。

作者精心设置的几大意象——白鹿、白狼、天狗、鏊子等，在文本中交错闪现，有力而神奇地推动着长达50年的叙事链条：巧取风水地，恶使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婿，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在看似冷静的叙事中，透示出作者对关中传统文化的追寻与反思。

意象解读显然是我们面对《白鹿原》时绕不过去的弯。这一系列意象的设置，既显示出陈忠实扎实的文学功底，同时也使得文本更具阐释魅力。

意象是中国诗学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性审美范畴，其最早源头可追溯到《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意象的古义是“表意之象”，这个意是指那种只有圣人才能先见的“天下之赜”。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亦解释为只有圣人才能发现“天下深赜之至理”。所以，意象的古义是指用来表达某种抽象观念和大道哲理的艺术形象。作为独立概念，“意象”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王充的《论衡·乱龙》里。其云：“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这里的“意象”是指以“熊麋之象”来象征某侯爵威严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画面形象。从他“示义取名”的目的来体察，已是较为严格意义上的观念意象。

文学中的意象，追求的是那种最能体现作家审美理想的高级表意策略。清代文论家叶燮将其解释为“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即“至理”、“至事”）。文学意象实际上都是观念性意象，它在文本中大体有两种存在状态：一种是表达审美理想不够充分的意象，一种是表达审美理想较为充分的意象。有人称后者为“审美意象”^【4】。所谓审美意象，是指以表达某种哲理、观念为目的，以象征性或荒诞性为基本特征来达到人类审美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它是观念意象的高级形态，与典型、意境等具有同级审美价值。《白鹿原》中的系列意象显然属于观念意象的高级形态——审美意象。

二、“白鹿”与“白狼”：白色意象的正反派对

“白鹿”精魂，在作品中贯穿始终。我们认为，它是“关中儒学”与作者内在心性的统一，象征着圣洁完美的非功利性人格。所谓“关中儒学”，是指从宋代张载“气一元论”而到明清融汇了陆、王心学，经被康熙誉为“关中大儒”的二曲先生李颙乃至流寓关中的大学者顾炎武等人修缮后的社会文化体系，其中以强调经世致用为指归。源远流长的关中文化，孕育出来的是尚实的传统。此种传统不仅使“关学”闪现出辉煌，而且进一步强化着这一地域古已有之的尚实民风。自金入元的大学者、诗人元好问曾说：“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这与“白鹿”精魂意气相通。

作者是这样渲染“白鹿”精魂的：

很古很古的时候，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苗子……白鹿跑过以后，有人在田坎间发现了僵死的狼，奄奄一息的狐狸，阴沟湿地里死成一堆的癞蛤蟆，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更使人惊奇不已的是，有人突然发现瘫痪在炕的老娘正潇洒地捉着擀杖在案上擀面片，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着筛子拣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粒，秃子老二的癞痢头上长出了黑乌乌的头发，歪嘴斜眼的丑儿变得鲜若桃花……这就是白鹿原。^【5】

这是一种寓言式意象。所谓寓言式意象，就是指通过一则故事（传说）寓示一种哲理或观念。通读文本，我们发现，白鹿意象实际上是儒家文化中所强调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完美人格的审美蕴藉。白鹿原的命名，四吕庵的御赐匾额，白鹿书院的挂牌，白嘉轩画图，朱先生解语，无不传达出作者对“经世致用”的认同。此后，白鹿又有两次经典性出现：白灵罹难及朱先生仙逝时。这两次出现都极具文化象征。

先看白灵罹难前嘉轩的梦境。“刚睡着，就看见咱原上飘过来一只白鹿，白毛白蹄，连茸角都是白的，端直直从远处朝我飘过来。待飘到我眼前时，我清清楚楚看见白鹿眼窝里流水水哩，哭着哩，委屈地流眼泪哩！再我眼前没停一下，又掉头朝西飘走了。刚掉头那阵子，我看见那白鹿的脸变成灵灵的脸蛋，还委屈哭着叫了一声‘爸’， 我答应了一声，就惊醒来了”。同时，白赵氏、朱白氏也都梦见了白鹿。朱先生的结语是：“白灵完了，昨夜完的”——这是对白灵蒙冤罹难的一声幽幽的叹息。而这一声叹息的背后，历史悲剧所特有的震撼力量已完全突现出来——一个至真、至善、至情、至性、至纯的完美灵魂被毁灭了！白鹿是白灵的精魂，或者说是白灵的象征。白灵在女子教会学校听到上帝的名字时，却想起了白鹿，并认为“上帝其实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

朱先生仙逝时，“白鹿”精魂再度出现。“朱白氏正打算让儿媳把孩子抱进屋子坐到火炕上去，忽然看见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那一刻，她忽然想到了丈夫朱先生，脸色骤变，心跳不住，失声喊起来：‘怀仁怀义快去看你爸——’怀仁怀义相跟着跑到前院去了。朱白氏惊魂不定心跳仍然不止，接着就听见前院传来怀仁怀义丧魂落魄的哭吼。她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倒不慌跳了，对惊诧不安的儿媳说：‘你爸走了。他刚才说‘剃完了我就该走了’。我们都没解开他的话’”。这段话具有很强的心理动作性，不事外部情节的紧张而注重内在精神的紧张，同时表现出作者对于浸透了儒家文化精神的人格的关注和痴迷。如果说白嘉轩固守着儒家文化中“耕读传家”的道德标准，那么，朱先生，作者所塑造的关中大儒，就已经进入了“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境界。他传承着中国土大夫“独善其身，淡泊名利”的传统，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但却始终关注着民生疾苦，如只身劝退方巡抚的十万清兵、带头犁毁罂粟苗、赈济灾民、投笔从戎、编撰县志等，表现出可贵的民本思想。他的座右铭是——“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他对白孝文的过失没有严词训斥，而是悬笔写下两个字的条幅——慎独，以及关于“天下为公”的解语，明显渗透着“仁爱”理想：反对暴虐，追求人道。这正是关中儒学的灵魂所系。

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便成为主流话语，“仁爱”理想的性质也随之变异。一方面，统治者要用儒家的“经世致用”、“仁爱”思想来维系社会；另一方面，又对传统儒学进行必要的“自我装修”，自我改造。于是，儒学便有了两大基本分支——民间儒学和庙堂儒学。《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是以布衣身份出现的民间儒，集圣人、智者、预言家于一身，世事洞明，能带给白鹿原人以希望和幸福——这正是“白鹿”精魂的核心所在——以民为贵。所以，在他死后，墓砖上刻着“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的道德戒律。由此可见，陈忠实站在平民文化的立场上，执着地追寻着关中文化的“根”。

与“白鹿”精魂不同，人们以无比恐惧与憎恶的心理努力驱赶着“白狼”。狼的本性凶残、狡诈，是一种作恶多端的野兽，“狼外婆”的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在本文中，它一出现便给人们带来恐慌——

城里的反正只引起了慌恐，原上的白狼却造成最直接的威胁……那是一只纯白如雪的狼，两只眼睛闪出幽幽的光。白狼跳进猪圈，轻无声息，一口咬住正在睡觉的猪的脖子，猪连一声也叫不出来，白狼就撮着嘴吸吮血浆，直到把猪血吸干咂尽，一溜白烟就无影无踪地去了。猪肉猪毛完好无损，只有猪脖下留着几个被白狼牙齿咬透的血眼儿。^【6】

关于这一象征意象，有人以为，指代那些给白鹿原带来骚扰、苦难和死亡的人。在笔者看来，这一意象是功利性人格的象征，尤与狡诈、贪婪、自私的鹿子霖性格相对应。鹿子霖是文本中唯一在地位、财富等方面可以和白嘉轩相抗衡的人物。他的知识阅历、才智心计、社会地位都不逊于白嘉轩，然而，他们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但作者没有把这些归结为命运的不公，而是十分鲜明地将其归罪于鹿子霖的道德败坏。这一点已有学者论述过^【7】。他的自私自利、诡计多端、乘人之危、好色贪财、官迷心窍等在文本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连白鹿原上“最淫荡”的女人田小娥也瞧不起他。由于其道德败坏，直接导致儿媳疯死；由于其诡计多端，直接造成孝文堕落。这一切，与那轻无声息、无孔不入、嗜腥如命的白狼何异？残酷的人性实际上无异于残忍的狼性！

三、意象功能与文化语境

“白鹿”与“白狼”意象的正反呈现，实际上是陈忠实采取的寓意叙事策略，其不同的文化承担显示了“陕军”的世道良心和艺术厚度。

事实上，《白鹿原》的角色意象是丰富而复杂的。惟其如此，作品的审美饱满度才得以保证。譬如“天狗”意象，评论认为含有拯救意味。“这也是一种具有神话色彩的动物。它只是在白鹿原人不堪忍受白狼的骚扰和侵害的时候，才姗姗降临，驱走白狼。”^【8】我们认为，这一意象是游弋型人格的象征，与鹿兆鹏对应。说鹿兆鹏属于游弋性人格，是因为他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同时又在关键时刻隐身。交农事件，不见踪影；风搅雪，闹农协，搞革命，差点赔上性命；革命成功后，黑娃蒙冤，唯一能澄清事件原委的是鹿兆鹏，却又神秘隐身。“天狗”，希望也好，拯救也罢，总是迟到的——这一点无可否认。

90年代，中国以及其置身的世界文化语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已有的理论、既成的观念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学界、文坛众说纷纭，后新时期悄然来临^【9】。作家们焦急地站在现实与未来语境的风口浪尖上，反思着、寻找着自己的位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白鹿原》应声而出，勇敢地承担起文化反思和现实重建的重任。事实上，《白鹿原》的主题模式、人物塑造、叙述语言及表意策略，与过往的“陕军”文本（如《平凡的世界》、《黄河东流去》等）相比，确有很大的不同。主题的多义性（不再单一），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不再扁平），叙述语言的丰满性（而非呆板），给读者带来想象的快感和阐释的愉悦。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白鹿、白狼、天狗等意象是寓言式意象，而鏊子、铜元等则属符号式意象。所谓符号式意象，是指不具有内指性、情节性的抽象理念的文本对应物。这类意象，以它整体的或单个的形式，直接暗示或象征某些观念或哲理。从本质上看，它不过是一种表意的符号而已，故本文称之为符号式意象。它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抽象型，一类是具象型^【10】。抽象型符号式意象在语言艺术中比较少见，只在建筑、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中广泛运用。具象型符号式意象在语言艺术中较为常见，一般由自然物体的变形、夸张、拼接而成。如鲁迅的《野草》，郭沫若的《天狗》，茅盾的《子夜》等。《白鹿原》中的鏊子、铜元均属符号式意象中的具象型意象。

    符号式意象的广泛运用，得益于其立意、表意的遮蔽性（西方现代派称之为隐晦性）。简言之，符号式意象可以使表意更具丰富性、多义性，从而达到文学接受上的多元性。“鏊子”本是民间制作烙饼的炊具，但在文本中却意味深长。白嘉轩说：“白鹿村的戏楼这下变成烙锅盔的鏊子了！”^【11】朱先生也曾耍笑说：“福贤，你的白鹿原成了鏊子了”。这不能不引起田福贤的深思——“我想起白嘉轩也对我说过这句话……朱先生是圣人，向来不说诳话，他说的话像是闲话其实另有厚味。我回来想了几天几夜才解开了，鏊子是烙锅盔烙葱花大饼烙坨坨馍的，这边烙焦了再把那边翻过来，鏊子底下烧着木炭火。这下你们解开了吧？还解不开你听我说，这白鹿原好比一个鏊子，黑娃把我烙了一回，我而今翻过来再把他烙焦。”^【12】我们还可以回顾《白鹿原》中的另一些情节。鹿兆鹏被捕后，几经周折，岳维山、田福贤巧使偷梁换柱计，放走了兆鹏。不可否认，冷先生的银元是起了很大作用。但作者要表达的仅仅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吗？这样解读未免狭隘。我们再来看几个片段。一是兆鹏被捕后，鹿子霖向田福贤表白了一番，说儿子被捕乃至被杀都闭眼不理：“我已经听说了。逮住那个龟孙为国家除了害，也为我挖了眼中钉！……你知道我的脾性，我不在乎，平时吃四个馍现在还吃两双。”田福贤却说：“再咋说总是你的儿嘛！”二是兆鹏被释后，朱先生对兆鹏说：“田福贤让冷先生问你一句话：如若你们以后真的得势，你还能容得下他？”“鹿兆鹏不禁愣住，缓过神来说：让他好好活着。我要是能活到他说的那种时候，一定要叫他看到我们比他们更光明磊落！”三是三十六军全军覆没后，副政委鹿兆鹏只身逃回原上，躲在白鹿书院撞见了岳维山。国共双方的要人碍于白鹿书院的清誉，表面上相互客套、寒暄，内心里却在各自盘算，一个想抓，一个想逃。结果是，刚走出院外，就你逃我追。朱先生一语道破天机：“看来都不是君子！”

再看“铜元”意象。鹿兆海、白灵灵靠抛铜元选择加入国、共两党，似乎具有戏剧性。但仔细体味，这其实是陈忠实对鹿、白那一代人（尤其是革命青年）尴尬处境的理解与同情。那绝不是一枚“好玩儿的铜元”，而是象征性地说明了人在政治“二元对立”中的无奈^【13】。白灵被自己人“清洗”，鹿兆海被自己人“欺骗”，黑娃被革命队伍“镇压”，无不显示出作者那深沉的历史批判意识和睿智的文本言说策略。难怪陈忠实在小说卷首引用巴尔扎克的这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总体看来，陈忠实不仅以深丰的文化—审美意象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局部生存境况，而且，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他的代表作《白鹿原》某种意义上还异常成功地解剖了国民心灵的变迁史，其社会文化与艺术审美价值不容小视。

 

 

【参考文献】

[1] 引自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2]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上海书店1986年复印本，第3页。

[3] “北京《白鹿原》座谈会纪要”，引自《小说评论》，1993年第5期。

[4][10]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第205页。

[5][11][12] 引自《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第235页，第250页。

[6][8][13] 李建军：《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7] 黄国柱：《给历史注入生命和灵魂》，《当代》，1993年第4期。

[9] 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此文与曹赟合作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