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是我国当代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作家，也是新时期以来最具争议性的小说家之一。自1953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整整50多个年头。半个世纪以来，王蒙以其传奇般的生活经历、对社会独到而深刻的谋虑、对新型文学写作路径的引领意识以及他那洋洋大观的小说世界，为世纪之交的中国乃至世界读者提供了广阔的言说空间。无论如何，当我们站在新世纪新文学新的起跑线上的时候，王蒙及随之而来的王蒙现象显然不失为值得认真对待和深入思考的学术话题。
王蒙的创作轨迹大体与新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政治文明保持同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王蒙的话题也便一定程度地具有了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原型”意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王蒙的艺术热情空前高涨，先后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化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等职，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也日益明显，客观上成为了新时期中国小说界无可争辩的大师级作家。
新世纪伊始，王蒙在“2002年度中华文学人物”评选活动中摘取了“文学先生”的桂冠。理由是，“丰富多变的人生道路历练了王蒙智慧丰富的文学个性。不断地给文学输入新的元素，不懈地对民族灵魂进行叩问，不停地对知识分子命运进行思索和自省，使他成为文学创新的先行者之一。他把感性，悟性与智性贯穿于自己的各种文学实践，取得了多方面的卓著成就，建构了一个当代文学大家的基本格局，表现出入乎文学又出乎文学的哲人风貌。”【1】应该说，这是评论界对王蒙及其创作较为公允的评判。
一、王蒙小说：世纪末的神话
王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坛的多产、高质作家。1953年以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闯入文坛，稍后又以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新时期以来，王蒙焕发出新的创作活力，篇篇小说联袂而出，并且大都产生了程度不等的轰动效应，客观上创造了20世纪中国文坛世纪末的神话。《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春之声》等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蝴蝶》、《相见时难》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活动变人形》、《暗杀3322》及“季节”系列（《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等长篇作品更引发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它们不失为“作者回首往事、反思历史、进一步感悟历史的奥秘的用心之作。”【2】此外，王蒙还出版有多部小说集、散文集、评论集以及10卷本的《王蒙文集》。
王蒙的小说创作以其强烈的理性思辨色彩及睿智的表达策略引起人们的关注。历经磨难的王蒙，始终忠实于“少年布尔什维克”式的理想，持守着当年“干预生活”的热忱，他的小说也始终不渝地关注着时代的风云变换，体现了鲜明而强烈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意识。这决定了他的创作势必追求“更宏大的历史感，更深沉的社会责任感，更严肃深刻的以探讨真理为己任的哲理感”。【3】
进一步讲，王蒙的小说源自于生活与心灵的双重约定，因而在形式方面颇具艺术实验的先锋意味。在广泛吸收西方现代文学艺术养分和中国本土文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求新、求变。在他看来，创作就是突破。“第一，要突破别人，使自己写的不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第二，要突破自己，使自己的这一篇不变成前一篇的复制品、仿照品。”【4】于是，西方意识流、五四式现实主义、古已有之的寓言智慧以及反讽式表意策略等，均被王蒙天女散花般引入当代文坛，令人目不暇接。
总体上看，王蒙小说创作的主题经“干预生活”、“反思历史”，走向“文化批判”和“回首往事”，审美风格亦从温馨、深沉转向冷峻和嬉笑怒骂。这说明，王蒙的创作品格不断走向成熟。
50年代的王蒙，“在理想主义的陶醉中敏锐而朦胧地感受到一种潜藏在社会心脏部分的不和谐性”。【5】此时的王蒙，正值青春年少，浑身充满了青春活力，周围弥散着早春的气息，一切都充满生机，一切都和谐、温馨，但他却并未庸俗地沉湎其中。《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勇敢地留下了作者特有的思考和疗救的意愿，勾起了一代人的痛思。这种积极干预生活、勇于揭示矛盾的尝试，应该是鲁迅式韧性战斗精神的体现，因而一度在文坛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不平等的时代环境和不健康的学术氛围却使作者因此遭受不公正的历史待遇。
复出后的王蒙，仍然以积极入世的进取意志和精神状态博得人们的喝彩。经过深入反思，更加坚定了他对历史和现实的理想信念，蓄势待发的创作才情，江河万里般奔腾而出，重放的文学鲜花分外夺目。“老六篇”（《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布礼》、《蝴蝶》、《风筝飘带》）共同的主题是通过对昔日劫难的深沉反思来表达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表现上大多采用“意识流”手法，以荒诞和梦幻的方式诉说着沉重又充满希望的“东方神话”。
很明显，80年代的王蒙确实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拓展着写实的新路，因此，称之为新时期文坛的“冲浪者”并不过分。《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表姐》、《名医梁有志传奇》、《没情况》等作品显然继承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写实传统。除去原有的热忱、严谨、正义感，漫画色彩、讽刺手法、悲悯意味等均被王蒙处置得游刃有余。王蒙曾说：“可以以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也可以以想象的、发展的、虚拟的、变形了的面貌来反映生活……有时一个作家可以同时用几种方式来写作”。【6】他在本阶段以多样化的书写成功地实践了自己的创新意图。
《活动变人形》的发表，标志着王蒙小说创作向“文化批判”的转向，自然也显示了作家写作风格的成熟。该作试图表现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知识分子身心的疲惫及困窘处境，现实批判之外，又深掘了知识分子必须自省的主题。作者自己说过，这部小说写得十分痛苦。主人公的人生失败，“更可能与设身处地的切肤之痛有关，流露出深刻的精神上的失望”。【7】《要字8679号》、《来劲》、《一嚏千娇》、《球星奇遇记》、《欲读聊斋志异》、《坚硬的稀粥》等作品沿着“文化批判”的路子往下走，多了些嬉笑怒骂的笔调，一定程度上促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自由发展。
进入90年代以后，王蒙主要从事“季节”系列长篇小说创作。该系列显然是王蒙为那个逝去的年代所唱的挽歌。这是“反思文学”的延伸，也是王蒙所关注的关于革命和知识分子灵魂拷问问题的深化。
检省王蒙小说创作的轨迹，不难发现，他始终致力于文学的“心灵建设”。其小说中的主人公一开始大都有着青春的热情与革命的信念，满怀豪情地参与着“新世界”的建构。但信念受挫、身心遇戕后一度陷入精神上的迷惘，继而对曾经经历过的“历史场景”进行冷峻的反思。当然，客观地说，这并非王蒙首创，鲁彦周、李国文、张贤亮、茹志鹃等作家都进行过类似的探索。难能可贵的是，王蒙在反思这段扭曲的历史时，采用的是理性的、辩证的、一贯的观点。王蒙承认生活中曾经有过将来或许还会有的“误区”，但从未轻易放弃对于生活的信心，倒是多了一份理解、善待与宽容。这似乎是一种平衡，一种缓冲，一种起跑前的“深呼吸”。但作为一个富有艺术良知和政治责任感的文学家，王蒙的抉择无疑是理智和机智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王蒙的上述种种探索，使中国文坛特别是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传统现实主义大一统局面被打破，单一的“伤痕”主题开始趋向多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争奇斗艳，呈多元开放姿态，新时期的小说格局为之一变。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蒙确实堪称新时期中国小说界无可争辩的大师级作家。
二、个人诉求：寓言化欲望表达
王蒙偏爱寓言化言说策略，借以表达强烈的个人关怀与社会忧戚。这与其五四情怀及由此而来的启蒙精神密不可分。何谓寓言？据《辞源》的解释，当是“有所寄托或比喻之言”。【8】美国学者阿布拉姆斯认为：“它们讲述一系列前后连贯的事情还表明了另外一系列相关意思。”【9】今天看来，寓言既是一种文体，又是一种修辞性表意策略。关于它在文学文本中的作用与功能，杰姆逊在其著名论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有深刻阐释。他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折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的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0】对于杰姆逊而言，“民族寓言”是“他性”的产物，是思考自身文化的一个外在的参照系。而对于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民族寓言”既是我们认识自身文化的方式，又是作家们参与这一现代性文化进程的方式。【11】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民族寓言”将西方视点内在化之后，自身作为话语发出者的“主体”身份得以确立。此后，鲁迅、陈独秀、胡适等成为民族文化的代言人，勇敢承担起“启蒙”的使命，将自己民族的尴尬处境展露无遗，提供了“他者”无法讲述的“故事”，借以警醒沉睡的民族，以恢宏悠久的文化景观。这种“代言”与“启蒙”几乎贯穿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完整链条。对此，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作了很好的说明。他一方面为“人间暂时还有读者”而“高兴”，另一方面则“听将令”以“呐喊”。新时期的王蒙，毅然继承了五四以来的人文批判精神，因而敢于铁肩担道义。他的批判虽然更多地显示了肯定性的价值取向，但其直指民族文化和国民灵魂内核的犀利与泼辣，则显然延续了五四文学“为启蒙”的文学观念。
“归来”后的王蒙，心存不便明说的感激——生活依然美好。在经历了“故国八千里，风雨三十年”的沧桑巨变之后，他深感生活与文学已由“天真烂漫、美好纯洁的少女”变成了“庄严、干练而又慈祥的母亲”。生活不再是年轻时品尝过的纯味糖果，而是包含着酸甜苦辣的“多味的馆”。于是，他的作品不再像昔日的“小夜曲”，而是时令的“交响乐”。所不同的是，王蒙比以前更加现实，他看到了生活的艰难，看到了一切美好的东西还要生长，看到自身尚需完善。这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必然困扰着思索的灵魂。那么，如何更机智地进行个人诉求呢？王蒙率先尝试着民族化、本土化的“意识流”写作技巧。
毫无疑问，王蒙是中国当代文坛最早从事“意识流”小说创作的作家之一。在他看来，“意识流的手法中特别强调联想……它反映的是人的心灵的自由想象……中国文学一贯很重视联想，‘赋、比、兴’中的‘兴’就是联想”。他特别强调，“我们的意识流不是叫人们逃避现实走向内心，而是一种叫人们既面向客观世界也面向主观世界、既热爱生活也爱人的心灵的健康而又充实的自我感觉。”【12】王蒙清楚意识流理论来自西方，但他反复强调必须将之植根于民族传统的土壤里，它才能茁壮成长。所以说，王蒙在坚守传统现实主义的同时，又独辟蹊径地将西方现代派的内视角引入创作，借荒诞的形式承载严肃的内容，表现出强烈的寓言化倾向。
以“老六篇”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均以传统的人物故事为经，以现代的心理描写为纬。穿越时空的梦幻组接，诉说着淡淡的愁绪，涤荡着无尽的遐想。《夜的眼》描述陈杲从边城回都市办事的感觉，传达出具有现代意味的生存惶惑。《春之声》通过归国返乡省亲的岳之峰的旅行体验，展现东西方社会文化的差距，表达了创作主体对于历史的痛思和对现实的企盼。《海的梦》借缪可言的视角回顾历史，畅想未来；《风筝飘带》奏鸣着理想之歌；《布礼》虽带有自传色彩，但更像一首对于生活与理想的赞美诗；《蝴蝶》则剖析了张思远在“庄生梦蝶”式的命运变幻中丢魂找魄的心路历程。人们可以从这些作品中感受到生活的曲折，人生的愤懑，但更为重要的却是对历史的深刻的理解和对人生的炽热情感。
为了更完美地表达个人诉求，凸显作品主题，王蒙还十分注重运用象征手法来寄寓独特的个人欲望。他重视具体形象给人的启示，讲究在行文中灌注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因而，他笔下的许多具象都被赋予象征意义。《布礼》中胶冻似的黑夜，《风筝飘带》中简陋却又高飞的风筝，《蝴蝶》中那飘忽不定和颤抖的小白花，《杂色》中那匹衰老而又渴望驰骋的杂色马等，均深含寓意。以《春之声》为例，其标题本身就极富象征色彩——解冻后的中国，扣合着春天的旋律，迈着轻快的步伐前进。作品以“方方的月亮”作为贯穿全文的审美意象。伴随着岳之峰思绪的旋转，“方方的月亮在移动、消失，又重新诞生”。结尾处，主人公对未来充满信心——“天上升起了月亮”。可见，“方方的月亮”在文中既有起兴作用，又具象征意义和哲理色彩。此外，浮雕式的“闷罐子车厢”象征百废待兴、时不我待的严重社会情状，崭新而轻便的内燃机车象征获得新生的共和国，约翰•斯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则传达出迎来新春的亿万人民的喜悦心情和乐观精神。正是在这种极富张力的诗意氛围里，作者情不自禁地抒发感慨：“他觉得如今每个角落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这是非常珍贵的。”仔细审视，我们发现，王蒙的诗意表达不仅没有遮蔽作品主题，相反，他的文本因此更具艺术阐释力。“老六篇”中的岳之峰、陈杲、缪可言、张思远等，既是文本的叙述者，又是现实生活的审视和追问者。那一个个躁动不安的灵魂，显然是主体的镜像式构筑，个人命运的焦虑总是很快被纳入到全民族的危机感中，并给予未来以强烈的希望。
《活动变人形》、《坚硬的稀粥》等作品堪称典型的“文化寓言”。《活动变人形》通过倪吾诚从一个旧时代的叛逆者最终沦落为牺牲品这一人生历程的展现，揭示了作品悲剧的根源在于强大的封建习俗及知识分子自身的劣根性。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屡屡以“启蒙者”自居，但是，知识分子本身需不需要启蒙？谁来为知识分子启蒙？王蒙借倪吾诚这一典型性格来拷问知识分子的灵魂：“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知识分子？疯子？傻子？好人？汉奸？”《坚硬的稀粥》则围绕早餐吃什么怎么吃行文，以因家庭饮食改革而引发无尽的烦恼为显性主题。在漫画般的描绘中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忧思。作品大处着眼，小处落笔，似匕首，像投枪，以锐利的穿透力刺痛着国人的灵魂。因该作当年曾引起过较为强烈的轰动效应，广大读者至今对此记忆犹新，故此不赘。
“季节”系列某种程度上可视作“反寓言式创作”。“反寓言”其实是对“寓言”式写作更高意义上的追忆及宏大神话式编码的解构【13】。此种创作路线往往承袭“民族寓言”的表意策略，所不同的是，对常态寓言策略进行了变形、反讽和重写。它往往采用滑稽的仿拟方式，运用狂欢、戏谑的寓言风格质疑惯常话语的合法性。由此观之，“季节”系列显然是对《青春万岁》滑稽仿拟和“重写”，其中渗透了作者后来的经历与审美想象。虽然文体试验还有待深化，但“季节”系列已经具有明显的转型意义，再一次显示了王蒙求变、求新及海纳百川的大师气度。
三、读者意愿：并非轻松的啮合
纵观王蒙小说创作历程并考察其作品带给读者接受上的变异，不难看出，作家言说与读者意愿之间存在着多元“对话”的潜在空间。尽管这已是文学接受的普遍规律和基本常识，但王蒙文本丰富的自含性使我们仍有必要强调，文本的试验性、手法的灵活性、语言的多义性和主题的多元化等，很容易被不同社会阅历、思想境界和审美趣味的读者作出极端个人化的解读。文学阅读的兴味在此，王蒙寓言化书写的意义也在于此。
王蒙小说的主题总体上呈现出二元背离倾向，突出的表现是生命个体与理想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林震、赵慧文、张思远、海云、蓝佩玉、翁式含等典型人物的命运，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林震富有青春的朝气和生活的激情，满怀成长的渴望与焦虑来到党的“心脏”部门——组织部工作。然而，新的矛盾和困惑随之而来，赵慧文那忧郁而美丽的眼神已向我们表明了一切。张思远作为优秀共产党员赢得了海云的爱，海云热情活泼但单纯轻信，她是建国初期好青年的化身。蓝佩玉因理想失落而困惑，翁式含为忠于理想而受难。在审视这一严峻而又荒谬的生活现实时，王蒙始终持守着性格与生活的双重辩证法。
我们注意到，王蒙从不把历史责任简单地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也从不死守僵硬的社会伦理观，其全部写作目的在于竭力从混乱之中寻求建立新秩序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王蒙作品的主题主要有两类：政治变革与心灵启蒙。对此，评论界也有不同反应。如有人认为，王蒙的创作“同时存在一种含糊不清的历史和精神态度”。【14】但无论如何，透过这种宏大主题辩证而复杂的呈现，我们分明领略到王蒙艺术把握生活的能力。《蝴蝶》、《布礼》、《活动变人形》等作品既是典型的政治命题小说，又体现了独特而强烈的人生启蒙意愿。张思远在对干群关系的痛苦反思中进行着自我否定，尔后获得再生，希冀着领导者与人民群众之间“鱼水”关系的恢复，同样具有启蒙意味。
王蒙小说创作模式的现代开放特征、主题的二元互融景观、话语方式的流动跟进状态等，使作家的言说动机与读者的阐释意愿之间存在着暗和、错位甚或完全相反等多维接受局面。
从根本上说，文学接受生发于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实践。阅读之前及阅读过程中，基于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读者心理上往往有一个既成结构图式，它制约着读者的阅读方式和接收效果，影响到作家言说的释放限度和主题诉求的实现程度。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性人物姚斯在《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一文中称之为“期待视野”（expectation horizon）【15】。
新时期伊始，阴霾散去，群情振奋，王蒙小说中那种痛定思痛、寄望未来的主旋律诉求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群体情绪。“老六篇”刚一面世，立刻赢得评论界及广大读者的关注与喝彩。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作品虽不乏诗情词意，但由于它们广泛运用了“意识流”手法及斗转星移式的梦幻笔调，因而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作家意图、文本内涵与审美解读间的错位。换言之，面对王蒙的启蒙性文本，读者尚需具备一定的阅读经验与阐释智慧。这就是本文所说“并非轻松的啮合”的真正含义。
事实上，随着作家反思力度的加大和艺术技巧的日趋娴熟，王蒙小说的题材也日益多元化，寓言化的表达欲望使其作品较同时代其他作家作品更具多义性。这一方面造成了读者解读上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接受中破谜式的乐趣。《说客盈门》的漫画笔调，《在伊犁》的幽默情趣，《名医梁有志传奇》的讽刺机锋，《坚硬的稀粥》的夸张变形等，均为读者预置下较为广阔的再创造空间。难怪有人说，在王蒙的作品世界中，“辩证观点所具有的穿透力，与精神上策略性的暧昧的界限，也常常难以分清”。【16】
读者的接受行为及其过程，可以是对作品某一形象、某种技巧或语言结构的把握与认同，自然也包含对于作品整体思想与艺术价值的判断与质疑。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生活与艺术观念的转型，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提问意识”普遍增强，王蒙的作品特别是“季节”系列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有人甚至误解了王蒙那原本善意的嘲讽及语言的狂欢，进而发展到试图全盘否定其小说价值及其对于新时期文坛的显著贡献。如称其作品“在世故中把玩‘批判’”，内容上表现出“背后的空虚”，形式上多为“旧瓶纳新酒”等等。【17】其实，王蒙式的叙事恰恰表明了他特有的焦虑与社会关怀，甚至可以认为，王蒙的写作方向正是王蒙时代智者写作无奈而必然的选择。因此，对于王蒙及其创作，庸俗的“捧杀”和情绪化的“棒杀”都是不明智的，都是对新时期文坛不负责任的伤害。这方面，张志忠、李晶等人的理性批判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18】。
总之，对于文学接受而言，善意的错位值得尊重，富有启示性的质疑也应该得到提倡，学术精神本来就是自由、平等、务实而拓进的。但不必讳言，复出后的王蒙因某些可能并非文学性的顾忌而表现出“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半句话”现象，则有可能一定程度上令部分忠实的读者感到遗憾。但对于像王蒙一样比较清醒的批评家来说，这种“半句话”写作策略似乎应该得到谅解。《坚硬的稀粥》是否言不由衷，“季节”系列是否消解神圣躲避崇高，“意识流”小说中那令人无处告别的长句是否遮蔽了应有的“启蒙”色彩，《活动变人形》中铺天盖地的扩展式诘问及令人惊悚的静珍形象是否含有言外之意等，都需要每一位既关心社会又抱有文学热情的读者认真思索。
纵观中外文学历史，作家言说与读者意愿完全吻合是不可能的。相反，完美往往在错位及质疑之后艰难的啮合之中。这是阅读的乐趣，也是文学的宿命。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阿Q正传》、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等巨著，不都是在作家言说与读者意愿的错位中熠熠生辉吗？所以，所谓名家和经典，严格地说其实都是社会和读者塑造的。
如此说来，紧紧握住生活之根，牢牢把持艺术之灵，始终坚守作家个性，运用更加智慧、更其优美的叙事方略来承担继续拯救国民灵魂的责任，仍然是王蒙创作的价值选择和未来方向。
【参考文献】
[1]参见《南方都市报》，2003.1.25.
[2][3]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第105页。
[4]王蒙：《翻与变》，《王蒙谈创作》，中国文联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5]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6]王蒙：《漫谈小说创作》，《王蒙谈创作》，中国文联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7][14][1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8]吴泽炎等：《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62页。
[9]参见《简明外国文学词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0]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11][13]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第108页。
[12]王蒙：《关于意识流的通信》，《王蒙文集》（七），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4页。
[1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99页。
[17]朱大可等：《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18]张志忠：《追忆逝水年华——王蒙“季节”系列长篇小说论》，《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李晶：《王蒙语体：理性的诉求与颠覆——系列长篇小说“季节”略论（二）》，《小说评论》，2002年第4期。
（此文与曹赟合作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