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在全球化时代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这并非阁楼里几个相关学者一时的心血来潮或梦中呓语，而是日趋严重的生态时势强力压迫和激情呼唤的结果。
众所周知，“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全球性(Globality)已经成为新世纪的热门话题。辨证地看，全球性是全球化过程的基本属性和必然结果，反过来又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样态。全球化过程可能也必然带来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导研究员、俄罗斯哲学学会副主席、‘全球学’的积极倡导者丘马科夫博士的话说，‘全球性问题是一个由当今世界的各种反映整个人类生存严重危险的紧迫矛盾构成的极为复杂的综合体’。”[1]因此，全球化时代生态批评的横空出世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生态批评巨大的生命智慧及其与文学形态的文化盟约也因此具备了学理上的合法性。
“成长的界限”：全球化时代的伤痛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关于人类危机的第一篇报告，名为《成长的界限》。其中指出，如不有效抑制经济与人口增长，地球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将由于环境污染和食物不足而在100年内毁灭。此言既出，全球震惊。随后，人类虽然做出了一系列艰辛的努力来减缓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破坏，以延迟那个令人惊惧的“毁灭”预言的早日到来，但地球和人类“成长的界限”确实异常快捷并日渐尖锐地显露出来。这无疑已成为全球化时代不能忘却的伤痛。
一、效益求同与个性趋异
弗·詹姆逊在《论全球化的影响》中指出，全球化的影响主要有五种不同形式：技术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尽管表述有所差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经济交往、政治联盟、科技互惠、信息共享乃至军事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显著而重要的特征。换言之，全球化时代的效益求同功能明显增强，人类似乎愈来愈多地面临着一些相同或类似的问题。无论是国家与民族，还是阶层和个人，都无一例外、理直气壮地追逐着最大速度的经济发展和最高效益的利润分配。特别是对于科技的青睐、信息的依赖和政治的亲近，似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突出，西方大国的风吹草动即刻牵动全球人的心弦，强国趣味多半能够迅速风靡全球成为时尚标榜。各民族、各地区、各文化系统之间的彼此尊重与相互认同成为全球性的共同呼声，桃花源式的“隔世”情怀因其明显的逆现代性而遭到拒绝。“现在提及频率极高的无过于人权、平等、法制、自由、公正、同情、尊严等语词，这些价值观念已经被作为普世的东西而加以认可和推行，并成为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交往的最基本的价值准则。”[2]与此相关，“文化的民族主义者绝对有理由坚持我们的目标应当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愈益突出的则是由于全球化无所不及的整合力，我们将很难找到所谓纯粹的中国问题。”[3]在此情况下，发展与安全成为我们的集体需要，人类、地球、宇宙等概念明白无误地上升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
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在效益求同的过程中，又不遗余力地倡行个性趋异。求同与趋异，本是一对正反相成的矛盾范畴。正因为全球化过程自含的求同功能，使得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正在不断缩小，信息共享和价值趋同在带给人们巨大便利和效益的同时，也在无情地磨损着各文化主体的个性化存在。因此，几乎在不由自主地跟进世界潮流的同时，各文化或价值主体又总是惧怕模糊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总是想方设法地保留或复兴自身的个性特色，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文化的独特性，并每每打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保护伞。我们还注意到，自我推销与夸张贩卖也成为全球化时代个性趋异的重要实现形式。难怪李东阳说，“这是一个推销的时代，酒好酒坏都怕巷子深，所以每个人都变得特别浮躁——只想千方百计推销自己，只靠别人的夸奖活着，只相信被市场认可的价值。”[4]这正是全球化时代“全球人”的悖论性生存状态。
总之，全球化时代的效益求同、个性趋异以及二者间的冲突与磨合，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显要和强烈，并由此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和功利心态。
二、消费欲望与功利心态
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加速消费或消费肿胀的时代。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经济发展、信息快递和空前的时尚化需求，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功利欲望，即为了眼前所得而急功近利，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与过去相比，这种功利心态不仅追求现实享受的奢侈性及其最大化，而且明显缺乏理性，目光短视，不计后果。诚如池田大作所说，“现代人在全速猛进，沉溺于自己对物质的占有和消费的恶习，使得全球性的对物质、粮食和服务的需求急剧膨胀。”“对于这种汹涌而来的军事优先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浪潮，人类想出的唯一的办法是，加紧利用自然环境，不加选择地开发最易到手的金属和燃料的矿床，以及一切可能到手的生物资源。这种行为正使我们唯一的无法替代的地球陷入不可挽回的枯竭的境地。”[5]这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基本的精神和行为症候。
客观地说，人类对于地球的索取并非始于全球化时代。而且，从生态平衡的视域观察，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必需生活资源的适度享用是完全合理的，这也是天赋人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失去了人类及其消费行为的地球也是不完整的。基于此种考量，有人极力倡导一种承认人的合理消费的“亚绿色文明”。问题是，人类这种符号性文化动物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满足于自然的需要，而是像席勒所说，他要追逐审美补充和“剩余享受”。关于这种消费欲望的趋大化，维柯早在《新科学》中就已经说得十分明白。在他看来，世界上首先是森林，然后是茅屋，接下来是村庄和城市，最后是学院。与此相应，世人首先是粗野，其次是严峻，然后是慈祥，再下去是精巧，最后是淫逸。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压力和消费快感，使我们自慰于竭泽而渔的智力游戏之中，陶醉于移山填海的改造性喜悦之中，放纵于“只争朝夕”的速度冲刺的狂欢之中，自私自利，耍蛮逞能，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委实到了骄奢淫逸的地步。
三、生态失衡与价值紧张
既然人的消费欲望与功利心态在全球化时代异常凸显，那么，其直接而严重的后果之一便是生态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价值紧张——人类到底干了些什么，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
很明显，“‘生态危机’导因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其直接原因出自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文化理念。这种文化理念的核心是‘制天’，即对生态系统的盲目征服和粗暴改造。”特别是“现代以来，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与消费行为又使这种‘制天’取向进一步膨胀，加剧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如对有限资源的无限度开采，对消费欲望的无节制诱发，以及对财富占有的严重不公”。[6]这种由过度功利化的消费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从下面简要的陈述中不难看出其严重性和赶快纠正的必要性。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于2005年1月27日联合发布“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评估的144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前五位的分别是芬兰、挪威、乌拉圭、瑞典、冰岛，位居倒数前五位的是：朝鲜、中国台湾、土库曼斯坦、伊拉克、乌兹别克斯坦。中国排名第133位，倒数第14名。此次评选，科研人员共采用了包括自然资源拥有情况、过去和现在的污染水平、环境治理方面的能力与努力，以及对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所做的贡献等在内的21项评价指标。名次靠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资源贫乏和管理失当。2005年5月2日，来自世界130多个国家、地区及相关组织的800多名专家再次聚集在乌拉圭海滨城市埃斯特角，商讨人类面对有机污染物的问题。结果认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自然环境中滞留时间长，毒性大，对生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损害很大。
这种生态关注和价值调整具有积极意义，而且起到了一定的实际作用。标志之一便是初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World Council for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提出一个观念，就是……‘人类永续发展’的观念，也就是说人类现有的发展能够不要挪用我们后代子孙的发展，而维持人类永续生存的发展，才是一种合理的发展。发展大家都要，但是不要像先进的国家那样挪用别人的，抢占别人的资源，所以他们又提出了一个叫做‘永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也译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并要求全世界的人都应具备这种发展观。”[7]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于1992年6月4日还发表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其中指出：“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8]这里，不仅尊重了人类生活的权利，而且明确强调了“与自然相和谐”的责任。其实，假如我们及时记取罗马俱乐部首任会长奥锐里欧·贝恰博士的忠告，情况或许会更好一些。他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成长的界限》）否定了把为成长而成长当作伟大目标的想法，开辟了‘有机的成长’、‘持续的成长’和‘开发’等新概念诞生的道路。而这些概念有利于把我们的思想方法引到更健全的方向。”[9]
智慧的应对：生态批评的生命旨趣
当地球和人类都已临近“成长的界限”时，除政策、法律、伦理等意识形态的必要规约外，我们的文学与文学批评也以自己的方式适时地参与进来。其中，生态批评的生命旨趣堪称全球化时代生态危机的智慧应对。
一、生态批评的范畴
人们对于“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界定并不完全一致。虽然如此，生态批评作为新兴的具有浓郁现实关怀的文化批评的学术身份似乎已经被倡导者和使用者广泛认同。经过相关学者的初步梳理，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该术语大致诞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概括地说，生态批评既不是一种纯文学批评，也不是一种模式化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将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的有关生命背景及其相互和谐的观念导入文学研究的一种现代批评理路。为避免产生歧义，我们还是将生态批评称之为“生态文学批评”为好。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人类生态学家约瑟夫·密克尔就在其《生存的悲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一书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在他看来，文学生态学的要义包括两个基本层面：其一，以文学文本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观照对象；其二，旨在探究文学对于人类环境行为的影响。这种概括虽然并无精深复杂之处，但却触及到了生态批评的原初意义和本质内涵。1978年，美国生态批评家威廉·鲁克尔特发表了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项生态批评的实验》的论文，明确阐释了“生态批评”这一文化观念和批评理路的性质与范畴。
在众多关于“生态批评”的描述中，最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大概是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文学与环境教授”(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所给的定义：“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实际上，为数不少的学者都在为建构原初型生态批评做着努力。这或许表明，正是全球化时代选择了生态批评。劳伦斯·布依尔认为，“从组织上说，文学—环境研究兴起于‘西部文学学会’内部，是那儿的学者将‘生态批评’这一术语传播开来，创建了‘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及其刊物《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SLE），举行了一系列越来越国际化的大型研讨会；而从本质上说，它作为一场批评探究，把重点首先放在英语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上，主要考察其非小说及诗歌关于自然界的写作。”在他看来，包括自己作品在内的生态诉求受到了超验主义运动的影响。“超验主义是国际性的欧美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浪漫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的定义性标志之一就是鼓励一种前所未有的对自然界的尊重和评价。在美国，起主导作用的超验派作家爱默生等人，特别是其中的梭罗，对以上特点表达得尤其鲜明。”[10]由此可见，生态批评既是全球化时代现实环境催生的结果，也是并且也应该是人类生存的高级精神追求。
二、生态批评的构架
既然生态批评是一种批评观念或文学研究理路，那么，承上所述，也就不宜太过具体。所以说，“生态批评是个非常庞杂、开放的批评体系，兼有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特征，它立足生态哲学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将文化与自然联系在一起，雄辩地揭示了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文明的危机、人性的危机、想象力的危机。因此，要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仅靠自然科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人文社会科学积极广泛的参与、引导，必须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打破基于机械论、二元论、还原论的传统学科的界限，从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视角去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性对策。”[11]不独如此，生态批评还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来自生态美学、生态法学和生态伦理学等等的有益启示。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得以从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出发，纷纷对生态批评作出各不相同的界说，如“绿色文化研究”（green cultural studie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 literary criticism）、“阅读博物学”（natural history of reading）等。美国米德尔伯里学院英语与环境研究教授约翰·艾德尔认为，这本身反映了生态批评不可思议的多样性。
经过上世纪70年代的启动和80年代的拓进，生态批评在90年代渐趋繁盛，先后出版了几部佳作。较有代表性的有：克洛伯尔的《生态批评：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布依尔的《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文学和美国文化的构成》、格罗特费尔蒂和弗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本》等。世纪之交，《新文学史》1999年夏季专刊发表了包括达纳的《生态批评、文学理论和生态学真谛》、贝特的《文学与环境》、布伊尔的《生态的起义》等重要学者论文在内的系列成果。此后，贝特的《大地之歌》、布依尔的《为危险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与环境》以及墨菲主编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的广阔领域》、托尔梅奇等主编的《生态批评新论集》、麦泽尔主编的《生态批评的世纪》等生态批评著述相继面世，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2000年10月，台湾淡江大学承办了以“生态话语”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英国利兹大学的吉福德教授会间呼吁——“把生态批评引入大学课堂”。现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都开设了生态文学或生态批评课程。至此，生态批评作为相对独立学科的条件基本成熟。
那么，生态批评的学科结构到底如何确立呢？我以为，可以考虑在认真审视生态批评本真意义的基础上兼顾我国学科划分的既有思路，将生态批评纳入到生态文艺学（或称“生态诗学”）的框架之内较为适宜。具体些说，生态文艺学涵容三个相互依存的分支学科——生态批评、生态文学史、生态文学理论。这样做，即满足了全球化时代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的人文调养之需，又能一定程度上防范生态批评概念被滥用的危险，同时还可以支撑起文艺生态学体系一片新的蓝天。
三、生态批评的生命智慧
生态批评勇敢正视全球化时代接近极限的“成长”现实，关注生态，尊重生命，追求天人合一的价值立场，于苍茫的宇宙间显示出卓然的智慧风采。
作为学科形态的生态批评虽然相对成熟于新旧世纪之交，但朴素乃至坚定的生态思想却始于人类的童年时期，沉淀在源远流长的中西哲学、美学、伦理学、文艺学等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十分丰富的生态美学资源。……在审美活动中，人们消解了人与自然在现实中的矛盾对立，而出现了物即心、心即物、情即景、景即情的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的浑然一体的美的境界。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古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很艰苦，生存环境很艰难，但文学作品中却充满了诗情画意的一个重要原因。”[12]在中国儒道元素中，蕴涵着进步的生态思想和生命信条。总体上看，“道家侧重于倡导‘天道主义’，儒家更注重‘人道主义’。天道与人道的互补合构，孕育了‘天人合一’的大思维、大理念、大文化、大命题，充分体现了炎黄子民超时空、贯天地、通物我、保太和的大智大德。所以，‘天人合一’是儒道哲学所期许的宇宙生态和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文化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定‘天人合一’理念不仅是科学的宇宙观，而且是进步的人生观、价值观。”[13]中国台湾学者李亦园将这种“天人合一”观念归纳为“致中和宇宙观”（见下图）[14]。这种和谐生态观，可被视为中国生态主义思想演进过程中的“逻各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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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和宇宙观 （三层面均衡模型） |
个体系统（人）的和谐 |
内在的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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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的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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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系统（天）的和谐 |
时间的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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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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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社会）的和谐 |
人间的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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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自然界的和谐 |
西方的情形与中国有所不同，按照阿伦·布洛克的说法，“西方思想分三种不同的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15]这是就宏观模式而言的。具体到自然层面，西方那些具有普世关怀的思想家、文学家们，始终都在谋求着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是世界生态批评史上的宝贵遗产。马克思既承认“物种的尺度”，也没有放弃“人的尺度”，其“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思想与中国的“天人合一”理念遥相呼应。恩格斯则明确要求：“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他同时认为，随着“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是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人类就愈来愈“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16]这种进步的生态观念，对于我们建构全球化时代的生态批评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曾极力主张“土地伦理”，并解释说，所谓“土地伦理”，“是一种人和所有其他物种之间的生态共同体的感情，它代替了那种沉闷的、仅仅从经济上考虑的对待土地的态度”。[17]这种认识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现在看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纵深推进，仅有“大地伦理”或“太空伦理”是不够的，我们应建立的恰恰是超越二者之上的“地球伦理”和“宇宙伦理”。生态批评大胆借鉴人类关于宇宙思维的积极成果，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也不盲目主张“自然中心论”，而是充分尊重并积极倡导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观，力主建立共享、互惠、和谐的资源体系和生命伦理，其当代与未来价值不可忽视。
无悔的牵手：生态批评与文学的盟约
无论我们怎样界定，生态批评的根本目的乃在于运用生态智慧以探讨文学中的生态旨趣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这就是本文所说的生态批评与文学形态的盟约或契约。而且，这种盟约是本原性和前瞻性的，也可以叫做天然盟约，因而是“无悔的牵手”。
一、全球化时代文学写作的生态情怀
文学是生活的镜子，生态文学则是对于严峻生态现实的文学反映。歌德说得好，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的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人格与心态都十分健全的现代“生态人”。反过来说，人之活命，必须生活；要想活得好，离不开科学；要想活得富有诗意，还需要艺术上的精神滋养。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学写作的生态情怀在唤醒人们的生态良知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生态文学虽有广狭义之分，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显然是指以自然的平衡以及人与环境的和谐为书写内容和最高指归的文学类型，即狭义的生态文学。王诺认为，“生态文学与传统的描写自然的文学有本质的不同。仅仅描绘自然和感悟自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如果仍然以人为中心，以‘我’（作家）为中心，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作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进行文学领域里的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那就更加谈不上生态文学了。生态文学是具备生态意识的文学，它的创作者能够从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出发，怀着强烈的生态责任感为生态整体立言，并全面深入地探讨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18]他在《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提出，面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开始直面生态危机和生存环境，继而纷纷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以至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态文学直接掀起和推动了波澜壮阔的全球性生态思潮，让世界逐渐修正了发展方向，使人类有望回到与大自然同走一条道的轨道上来。这是事实，也是祈祷。
王诺的界定有些严厉，展望也较为乐观。但我们略加考辨便不难发现，生态文学的写作可能远远早于生态危机的全面彰显，生态文学的实践也远远早于生态批评的文化默契。陶渊明、徐刚、哲夫、苇岸、梭罗、卡森、缪尔、华兹华斯、利奥波德、艾特玛托夫、卡尔逊、普里什文等作家不失为古今中外生态文学创作的佼佼者。除《兹拉他日记》、《复合污染》、《家园》、《瓦尔登湖》、《世上本无害虫》等知名生态文本外，2006年初，长江文艺出版社以5卷15部计210万字的容量，重力推出了米·米·普里什文的《普里什文文集》。该文集旨在追求“心灵与自然的吻合”，它的有关部分与亚欧美的其他生态文学一起，再掀生态文学话语的全球性浪潮。
具体到我国，除生态散文、生态小说和生态电视之外，生态报告文学的成就可能最为引人注目。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失去平衡》、《伐木者，醒来》、《中国风沙线》、《淮河的警告》、《汪洋中的安徽》、《水患中国》、《北京水危机》、《中国水危机》、《中国的水污染》、《挽汾河》、《中国江河大坝思考》、《淮河生态报告》、《生存与毁灭》、《走遍黄河》、《“帝国时代”的黄河》、《黄河生态报告》、《长江生态报告》、《只有一条长江》、《长江传》、《渴》、《超载的土地》、《西部在移民》、《我将飘逝》、《酸雨》、《黄土地，黑土地》、《沉沦的国土》、《土地的童话》、《问苍茫大地》、《土地的呻吟》、《拯救大地》、《共和国告急》、《第二国策》、《世纪末的忧思》、《北中国的太阳》、《阳光下的土地》、《白天鹅之死》、《国务院一号特急令：来自野生动物的呼唤》、《人和自然保护区》、《守望家园》、《善待家园》、《绿色宣言》、《地球传》、《别让地球再流泪》、《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等作品纷呈亮相，以文学化报告的方式“承载了生态启蒙的使命。它们以珍爱自然、保护环境、善待生命为主题，筑起了生态报告文学的亮丽风景”。[19]上述远未尽列的生态报告文学，无疑是具有自觉意识的生态文学的主力方阵，是它们扮靓了中国生态文学的时代舞台。就作家而言，哲夫和徐刚则是其中最为突出的生态报告文学专业户，他们好比中国当代生态报告文学星空熠熠闪光的“双子星座”，给新世纪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生态文学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二、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学精神诉求的内在一致性
生态批评是一种具有鲜明情感指向的伦理性批评思维，这与任何真正的文学诉求具有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因为，在人的符号化生存中，“几乎没有一个句子——数学的纯形式的句子或许例外——不带有某种情感或情绪的色彩。”[20]
这里，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人的审美经验从何而来？生态文学的精神诉求何在？生态批评能否妥善解决上述问题？
人的审美经验其实源自人与环境间的和谐感受。所以杜威说，审美经验存在于个人与环境的关系之中。当然，这包括文学形态中被艺术强化或“陌生化”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审美关系。“《诗经》中所渲染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参差荇菜，左右流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亦有高廪，万亿及秭’的情景至今令人神往。老庄深厚的生态哲学思想为后人所景仰，《管子·五行》也早就载有‘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信条。”[21]这种天人相谐的大美、至美感受的获得，取决于人的自然情怀和生命意识，受制于人类真诚的感恩心理和博大的道德趣味。正如A·施韦茨所说，有道德的人不打碎阳光下的冰晶，不摘取树上的绿叶，不折断一根花枝，就连走路时也小心谨慎以免踩死昆虫。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体现于这种审美关系中的审美经验难免带有苦涩的意味。生态批评家克力斯多夫·梅内斯在《自然与沉默》中对此深表痛惜，认为在人类咄咄逼“人”的淫威下，自然已从“万物有灵论”的在场转换到象征性的符号在场，从“会说话的主体”转变成“沉默的客体”。而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唤醒我们周围那些被严重异化的“沉默的客体”，恢复其在场性主体身份和说话的权利。
或许，正是这种苦涩意味，才保证了生态文学艺术价值的饱和化乃至超值性实现。这再次验证了弗莱关于艺术价值在于“充分再现我们已经丧失的与环境的本源上的联系”的命题的可靠性。也正是这种苦涩意味，不仅宣告了生态文学的极端必要性，而且从情感、道德、学理等诸多层面促成了生态批评的合法性。因为，“生态批评坚持生态学的颠覆性的信条——相互联系的观念，将自然、人类、文化联系在一起，跨越学科之间的界限，探寻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策略，其根本目的是建构生态诗学体系，倡导生态学视野，让它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技术领域，以便从根本上变革人类文化，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怪圈，扩展人类的伦理，开拓人类的观念，向以生态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转变，真正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蓝图。”[22]自此，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携手合力，相依为命，相得益彰，共同守卫着自然的尊严、环境的和谐、生命的依据和宇宙的法则。
三、生态批评的现代创新空间
衡量一种思维的现代价值，预测一门学科的生命活力，最根本的是要看它是否较好地解决了现实问题并具有相当程度的创新空间。而且，这种创新空间要充分照顾人类与自然、心情与环境、现今与未来之间的永和谐、可持续的发展要求。在此前提下，我们不仅要培育创新型人才，还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创新型世界。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23]这不仅为我们推进国家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给全球化时代中国生态文学以及生态批评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人与自然的交往，与环境的互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采集狩猎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适应自然而存在的”；“第二阶段是所谓的‘产食革命’（Food Production Revolution）阶段，开始生产，开始种植作物或饲养动物”；“第三阶段的出现：工业革命的开始”。“工业革命最重要的表征是能源的利用。能源的利用在人类发展历史当中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热能。……进入电力的时代，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发明了核能。”[24]每一阶段的“进化”，都以资源的索取、能源的消耗、毁灭性危险的增长为代价。所以贝特在《大地之歌》中呼吁，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却早已进入危机四伏的时代。全球变暖，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海洋过度捕捞，沙漠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物种加速灭绝。对此，人们怎么能不扪心自问——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文学批评怎么能够对此熟视无睹？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并非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而是缺乏清醒的自我认识。我们所谓的新奇知识、科学发明和改造欲望，在很长时间里不仅没能造福于人类，反而成为了异己力量。原因何在？用池田大作的话说，那是由于我们因为拥有了这些知识和力量而变得傲慢，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舍弃了同自然的“交感”。因此，人类要认识自然，认识世界，首先必须正确地认识自己。这方面，谨记卡西尔的提示应该不是多余的。他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25]生态批评敏锐地发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并有望重新挖掘人类在正确对待生存依据方面的潜能。“因为人类精神潜能的提高，是目前能够挽救生物圈的生物圈构成要素中唯一可以信赖的变化。”[26]
不难预期，只要生态危机尚存，作为现代思维方式的生态批评就享有充分的发言理由，其干预功能和创新空间在全球化时代正可谓方兴未艾，其应用与发展前景未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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