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今日艺术》记者问
宋：您对当代美术史有很深的研究，那么您对中国当代美术的现状作何评估？它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
刘星：中国当代美术总的趋势是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其特征表现为现代化进程和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其实也是整个20世纪里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文化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在二十一世纪未来的岁月里，我想问题仍然会集中在这个矛盾上。中国美术从五四运动之始到现在，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从五四运动初期到现在，这个矛盾一直没有得到消解。不仅如此，而且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各种后现代思潮影响力的逐步扩大，这个矛盾会越来越显得突出。在中国，主张拿来西方现代科学、民主思想和积极守护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两股势力，在近一百年来一直处于矛盾斗争的状态，博弈的结果，是中国美术思想和形态的多元化。一种思想认为，中国美术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彻底地抛开、甚至彻底地砸烂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像五四运动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激进派，当时就竭力主张砸烂“孔家店”，主张“拿来主义”。今天看来，鲁迅的思想由于其所处的时代的局限性，有的也未必是对的；但是在当时，鲁迅的思想影响却是非常大的，甚至在今天，仍有很多人信奉鲁迅的思想。比如说，前不久吴冠中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论调：“一百个齐白石加起来不如一个鲁迅”。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我想，主要的问题是鲁迅的许多文化革命观点代表了他现在的文化立场。我看过吴冠中的一些文章，也在中央电视台的几个栏目中看过吴冠中的专题采访，我认为，吴冠中不仅是一个彻底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者，而且，他同时也是一个彻底的西方殖民文化在中国的卖办。在他眼里，中国艺术没有什么可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东西，一切都不如西方。“站在西方艺术的高峰上看中国，中国的艺术的确不行”，这是他在央视上面对全国人民说过的一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说，吴冠中比当年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虚无态度还更为极端。事实上，鲁迅当年由于各种因素的聚合，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对我们的国民性的确造成过很大的影响，这是任何一个画家也不能比的。但能不能说“一百个齐白石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鲁迅”呢？我看不能这样比的。从逻辑学的角度讲，比较只能是在同类事物间进行的，你可以说这个苹果的味道不如那个苹果的味道，你也可以说水牛牛肉的味道不如秦川黄牛牛肉的味道，但你绝对不能说牛肉的味道不如苹果的味道。拿文学和绘画比较，就是这样一个很荒唐的逻辑。因此说，吴冠中尽管是吴冠中，但他不可能说什么话都是正确的。吴冠中的观点提出后，当然也有很多人附和。这说明，他的观点也代表了今天的一批人的全盘西化的文化立场。
另一种观点是保守派。如五四新美术运动时期的黄宾虹、林琴南等一批名人，就是站在彻底地守护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上的，当时，他们被那些文化激进派讥笑为保守派。现在一百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文化保守派对待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那种顽固的守护立场，实际上有着一股强大的借古开今的力量，在一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这股力量确实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三种观点就是中西调和派。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蔡元培、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在美术界，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也属于中西调和派；比这些人晚一点的长安画派的代表画家石鲁的绘画也属于中西调和派。近一百年来，美术界思潮的变化一般都不出这三种类型。现在一百年已经过去了，和五四运动时期相比，今天的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其政治、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已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中国人已经重新开始以一种新的文化心态来反观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新儒家思想的兴起，使艺术界出现了一股回归传统的力量。甚至给我们这样一种感觉：二十世纪“八五美术新潮”之后，在中青年艺术家中出现了一股强劲的“黄宾虹现象”、重新认识“四王”的现象和新文人画现象，这三股力量聚合后，进一步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复古运动，有的甚至有点崇古的感觉。“崇古”，我认为是一种极端的复古思潮，搞不好会在中国美术界形成一种新的“四王现象”，这应该引起我们美术界有识之士的警惕。还有一种倾向，即在复古思潮的推动下，有一些青年美术家很想使自己的国画“更国画一点”，但由于他们缺乏对传统的真正理解，因此，他们在认识国画笔墨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们钟情于国画，但他们的笔下却没有国画笔墨的味道，甚至彻底地失去了国画基本的艺术精神。尤其是1950年代之后的画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传统缺乏真正的理解，也没有心思去补中国文化传统这门课，他们所接受的，只是那些西洋画或者俄罗斯美术教育传下来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方法。1970、1980后的青年美术家则是另一种情形。他们的优势在于年龄小，从一出生就在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所接收的信息量非常大，所接受的现代视觉图像感染非常深，因此他们的创新意识敏感，直觉敏锐，这些都决定了他们的创造力比他们的长辈更强。而这两代人又生长在新儒学思想兴起的时代，因此他们有时间、有精力、有机会在学校之外补中国文化传统的课，他们对传统的认识有自己新的视角，有自己新的解读，既抓住了传统的某些精神实质，又和他们的老一辈所认识的传统不同。因此，未来中国画的大师可能要在这两代人中间产生。当然，以张晓刚、蔡国强等为代表的所谓后现代艺术家，则属于另一种艺术范畴。尽管他们在西方文化殖民势力的支持下在中国当下的艺术市场上占据了一定的风头，但中国文化传统向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历史上外来文化的多次介入，最终都被中国文化给消解掉了。我想西方后殖民文化通过张晓刚、蔡国强他们介入中国，最终也是要被消解的。
宋：在长期的美术史论研究和绘画实践中，您认识到的绘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刘星：谈到绘画的境界，不同的民族对之有不同的理解。如西方人认为，美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个人情感的充分表达，是自由自在，是新风格的不断创造。我是画中国画、搞中国画思想研究的，因此我就谈谈中国画的境界。
中国文化深受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自魏晋之后，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精神和独特的审美价值观。具体说来，中国绘画追求气韵生动，追求画面的静气、雅气和书卷气，追求笔墨的深邃内涵。如果画面具有了悠远的气韵、深邃的笔墨内涵、真挚的情感，那么，就是高境界的作品。在一千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中国历代艺术家已经总结出来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修行”方法，首先，画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陶冶自己的人格，陶冶自己的情操，拓展自己的见识，只有胸纳百川，才能下笔有神。近百年的艺术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大凡大师级的画家没有一个不是有很高的学问的，如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陆俨少、石鲁等等，这些大师都是些饱学之士、多面能手。因此，多年来我大力提倡画家的学者画，画家要全面发展。尤其是，你如果想作为一名优秀的中国画画家，你就必须全面发展，要有全方面的素质，将来才有可能大器晚成，成就为一名大师级画家。
宋：那么，您的艺术追求是什么？
刘星：我上面谈到的，其实就代表了我个人的艺术追求。多年来，我既搞理论研究，又搞书法、篆刻、山水画、花鸟画，甚至人物画我有时也涉猎。我知道自己做的还很不够，距离大家对我的要求还很远，但是，我始终在坚持这样做。我对我个人的基本定位就是做一个学者型的画家。目前虽然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我在努力做、坚持做。
宋：画坛有不少老师评论您的作品时说：“笔墨浑厚，气息清雅，有书卷气。”那么，您能谈谈您的花鸟画吗？
刘星：我的山水画和其他的山水画不大一样，既有长处，又有不足。和老一辈大师们相比，我的传统功夫还差得很远，所以我得下大功夫补传统的课；和当代画得很新的画家相比，我的创新力度还不够，我也得向同辈的优秀画家学习。因此，我多年来严格按照长安画派老一辈画家的经验“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来指导自己的学习研究。我的花鸟画和山水画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说来，我的山水画反映写生的东西多，我的花鸟画则更多靠近传统文人画的笔墨精神。我的花鸟画题材一半多是牡丹、月季、荷花、紫藤等传统题材，想通过这些传统题材表达我的当代审美理念，目前有些问题我做到了，有些还在探索当中。我的目标是让我的花鸟画“既有浓浓的传统味道，又有浓厚的现代感。”
宋：“笔墨当随时代”是清代画家石涛的一句名言，有人提出传统笔墨不能失去时代的气息和风貌，否则，将会使中国画的发展失去新意，乃至停滞，您如何看待中国画的现代性？
刘星：中国画的现代化，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美术家一直在努力探索的方向。20世纪初期以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为代表的美术革新派，已经开始追求中国画的现代性了。现在看来，他们当时对现代性的理解，和我们现在对现代性的理解又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当时所谓的“现代性”，只是以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术状态为参照，在他们眼里，现代性不外乎就是梵高、马蒂斯这些人，而现在就不一样了，当代美术家通过现代传媒看到了一百年多来现代美术探索乃至后现代艺术的几乎所有成果，有好多是我们的老前辈所看不到的，因此，应该说青年一代对现代性的理解比老一辈更为深刻、更为多元化。我个人认为，所谓“现代性”，即和传统不一样的，能反映当代人审美趣味、审美理念、审美心态的，就是现代性的。这当中当然存在艺术本体如艺术语言的革新与变化。总之，能够反映当代人审美理念和视觉形式的，就是现代的。
宋：研究艺术史和中国绘画思想史对您的书法和绘画创作都有哪些直接影响？
刘星：影响当然是非常大的。首先，通过深入研究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国绘画思想史，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掌握了中国画的传统艺术方法、笔墨方法和艺术观念，也就是使我更加地懂得中国画。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想画好中国画，首先必须深刻得理解中国画的艺术精神，要深刻掌握中国画的艺术方法、观察方法和笔墨方法等。而要掌握这些东西，没有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没有对中国话思想史的研究是不行的。
宋：多数画家对自己的人生及艺术道路都会有理想化的设计，那么您对自己的人生以及艺术之路是如何规划的？您对自己未来艺术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
刘星：当然，每个人对自己都有设计。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规划就是不断的研究、创作，做到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交替式进行，螺旋式、循环式进行，相得益彰。艺术创作会使你不断获得一些新的问题、新的体会，比如我们常常在写生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去研究思考，到中国画的经典中去找经验，到中国古代画论中去寻找答案，同时，创作实践活动会为我们提出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有了新的研究课题，就会使我的研究再深入一步；反过来，研究又会使你的创作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谈到我的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学者型的画家，一个有全面修养的画家，多年来，我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宋：刘老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您的一本学术著作叫《传统艺术精神的守护与超越》，您能否为广大读者介绍一下它吗？
刘星：是的。我的这本书主要研究石鲁绘画思想的。石鲁是20世纪一位了不起的画家、美术理论家，尤其是他的《学画录》，被美术理论界认为是继石涛《画语录》之后中国画论的又一重大成果。石鲁的《学画录》在中国画的艺术精神、中国画的创新方面、笔墨方法等很多方面都提出了前无古人的新见解。比如关于中国画精神的“以神造型”论，之前，东晋时期的顾恺之曾提出过“以形写神”论，突出的是“形”的第一性地位，而石鲁的“以神造型”论则打了个颠倒，强调的是“神”的第一性地位，这种明确提出“神”的第一性地位的形神关系论，在中国绘画思想史上以前没人提出过。不仅如此，石鲁在创新方法论上也有精彩的见解，尤其是对待传统与创新之关系论上，石鲁的观点很值得当代人学习。因此，研究石鲁的绘画思想在当下尤其显得重要。